|
从这一点来说，刘心武的爱情/性观念在此时也与五四时期的现代性爱观念接上了榫，虽然这种接榫有点晚。第二，在《四牌楼》中出现了比较直露的性描写：蒋飒飒与汽车修理工在下班之后的充满相互欣赏的欢爱场面：
淋浴完的他是承袭着古希腊“掷铁饼者”圆雕、米开朗基罗大卫像和罗丹“思想者”那一脉相传下来的男性美的活鲜鲜的艺术品……是他先坦然地将自己呈献于她，任她抚摸、亲吻，细细地鉴赏……
她也将自己呈献于他。他对她的评价比较克制。但他认为她对他的激赏唤起了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男性满足。
性交只是相互欣赏的最后一种手段，那不是既定的目的，更不是审美的核心。因而他们在大快乐中彻底挣脱了一切世俗羁绊，扫除了一切罪感阴影……那是人生中最甜蜜最幸福的时刻……
这是刘心武小说创作中的第一次。这种性描写体现了刘心武的所谓“情色小说”的特征：“不仅写感情，也写及性心理，即也涉及“色”，可是自觉地不去具体地写性器官和性交细节，往往是点到为止，并且都有超出这一层面的另外意蕴。”（28）其后，刘心武连续写出来《仙人承露盘》、《九龙壁》、《五龙亭》等被称为《北海三部曲》的以“性心理”为鹄的的中篇小说。这些小说的题材大多具有某种“先锋性”：《仙人承露盘》写女同性恋者的性心理；《九龙壁》写一个女孩子在象征着肉的黑龙与象征着灵的白龙之间的彷徨犹豫；《五龙亭》写老年人的“黄昏恋”。这些小说在描写各色人等的性心理时可谓细致入微，而且叙事者的性道德价值判断标准也比《四牌楼》呈现出更超前的清明和宽松。同时，先锋小说的影响也不时出现在这些小说中：刘心武越来越熟练地运用先锋小说的形式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九龙壁》中，他通过叙述者“我”一再表达着对以往小说情爱叙事的不信任：
但是所有的小说都乏味。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下这些，在乏味的纸堆里，再添些乏味。
白龙和黑龙都是我中学的同学。
小说里照例如此这般地设置人物关系。老套子了。我也这样设置。没办法。因为这是事实。
这种颠覆性的元叙事在这篇不长的小说中至少出现了七次。它对既往爱情小说叙事的讨伐，一方面显示出作者对俗套的爱情叙述的厌恶与调侃，同时也把“我”的感受与作者的感受融合到一起。这样的借鉴，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完成了对以往教师/牧师叙事态度的反省。到这里，刘心武似乎走完了一个作家从救人到自救的道路：他已经是一个完全脱离了理念化、概念化的好作家。
但是，如果我们深究这种转变，我们隐约会感觉到刘心武自救的限度：自我文学传统的惰性与顺应时代之变的选择之间仍然有妥协的可能。上述关于他小说中爱情/性描写变迁的意义阐释可能是过度的。从本质上讲，刘心武并不是一个有文学天才的人。他缺少魔术师般的模仿手段，这一因素使得刘心武自救之路的限度更加显豁：理性因果律永远是他无法突破的瓶颈。即使像《仙人承露盘》、《九龙壁》这样公开、明显地描写性问题的小说，我们也能够从发现刘心武的迷乱、非理性之后的理性在有意识地操纵：读者不难从他的人物的身上看到刘心武贴上去的标签。他永远也不可能像莫言、残雪那样完全抛弃反映论的理性因果律，也不可能像余华、鲁敏、毕飞宇一样在颠覆理性因果律的神话之后，执着地去探求新的诗意。即使他肯定通俗文学的合法性，努力向通俗文学靠拢，他也不可能完全打破理性的矜持，像美女作家们一样把自己的身体打造成商品。他即使努力地去写底层，像《民工老何》那样的作品，仍然不可能是像鲁迅所说的是底层人民“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的文学，二者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隔膜。（29）对于刘心武来说，所有的变动可能只是他的一种顺应时代之变的视角和语码的变化，而他作为一个教师、牧师、心理医生的自居心态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他1990年代以后念念不忘的作为一个贯穿型作家的自信与自得也许就是上述心态的一个典型反映吧。（30）在理性的掌控之下，刘心武也许永远只能是刘心武。
注释：
（1）杜书瀛、何文轩：《生活的教科书——评刘心武同志的短篇小说》《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2）（3）许子东：《刘心武论——《新时期小说主流》之一章》《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
（4）[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申慧辉等译：《文学讲稿》上海三联书店，2005，第15页。
（5）唐弢：《短篇小说的结构》《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
（6）（7）（9）（12）（13）（14）（15）（16）（19）（21）（25）《刘心武文集》第8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第307页、第577页、第381页、第74-75页、第41页、第430页、第393-394页、第402页、第236页、第655-656页、第135页。
（8）这些文章有：李慰饴《思考，但别忘了文学——谈《爱情的位置》和《醒来吧，弟弟》》（1979，3，6）、冯立三《文学中的思考——评《爱情中的位置》兼与李慰饴同志商榷》、严承章《“千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1979，3，20）；张厚林《给读者讲点故事吧》、陈思和《思考·生活·概念化》、任广田《关于议论与形象》、罗守让《对文艺评论的两点意见》、胡威夷《留更多余地让读者思考》（1979，4，3）；王先霈《思考是时代的特点》（1979，4，17）
（10）邱华栋：《“文化可能已经鞠躬告退”——刘心武访谈录》《长江文艺》1994年第4期。
（11）陈墨：《刘心武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17）刘心武这一时期着力提倡文学的人道主义，认为作家应该是人性探索者，优质文学的素质是铸灵性。见《关于文学本性的思考》等文章。
（18）《人民文学》1990年第7、8期合刊是刘心武离职之后值得注意的一期。它不仅换上了新主编，而且在刊首语自我批评：“近一段时期以来，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导向下，脱离人民，脱离现实，发表了一些政治上有严重错误，艺术上又十分低劣的作品，在广大读者中造成很坏的影响，玷污了人民这一光荣崇高的称号，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另外，在《读者之声》中旧事重提“舌苔事件”。
（20）杨莉馨：《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实践20年的回望》，《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22）《刘心武文集》第7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第459页。
（23）任世琦：《让坏事变好事》《人民文学》，1987年第3期。
（24）《刘心武文集》第6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第638-639页。
（26）周作人：《谈虎集》上海书店影印，1987年，第461页。
（27）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上）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第442页。
（28）刘心武：《仙人承露盘》，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3页。
（29）《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2页。
（30）刘心武：《穿越八十年代》《文艺争鸣》1994年，第4期上一页 [1] [2] [3]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