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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探：解开历史的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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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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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中国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历史重负。与前辈们相比，他们既没有经历过肉体饥饿的残酷折磨，也没有直接承受“反右”和“文革”的精神摧压，只是在童年时代见证了“文革”的历史劫难。但是，或许正是这种特殊历史境域所构成的“童年阴影”，构成了他们内心深处无法释怀的隐秘情结，以至于多年之后，当他们在虚构的生活里潜心建构自己的审美世界时，仍然对这种纷乱的童年记忆保持着高度的叙事热情。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当然可以找到很多科学上的依据。譬如，有很多心理学家都认为，童年记忆将影响人的一生，尤其是童年的创伤性记忆，甚至会潜在地规约着人们的整个心灵。因为“童年是人一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的知识积累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更因为童年经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中不可逾越的开端，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大量事实表明，一个人的童年经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规定着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宿因，在个体的心路历程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不仅如此，“童年的痛苦体验对作家的影响是深刻的、内在的，它造就了作家的心理结构和意向结构。作家一生的体验都要经过这个结构的过滤和折光，即使不是直接进入写作，也常常会作为一种基调渗透在作品中。”
事实上，很多作家也常常会意识到，童年记忆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盘踞在自己的创作中，甚至构成某种创作的潜在基调。但是，如果细致中国考察当代文学中不同代际的作家们的创作，我们会发现：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或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偶尔也会写一写自己的童年生活或童年记忆，但他们很少对自己的童年记忆一直保持着某种持续的叙事热情。他们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也很少是关于自己童年生活的叙事。
而在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笔下，童年记忆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叙事资源，甚至成为他们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一条重要通道。他们中很多作家的代表性作品，都是以自身的童年记忆作为故事的核心载体来完成的。像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黄昏里的男孩》、《我胆小如鼠》、《兄弟》（上部），苏童的《桑园留念》、《刺青时代》、《伤心的舞蹈》、《城北地带》，格非的《追忆乌攸先生》，艾伟的《越野赛跑》、《乡村电影》、《回故乡之路》、《田园童话》，毕飞宇的《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平原》，东西的《耳光响亮》和《后悔录》，刘庆的《长势喜人》，陈昌平的《国家机密》，林白的《致一九七五》，王彪的《隐秘》、《残红》、《在屋顶飞翔》、《大鲸上岸》、《身体里的声音》……等等，都是如此。
记得汪政曾说：“对于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们尚有一点‘文革’的梦幻般的片断记忆，在童年的回想中，还有动乱的余悸与忧伤，他们的经济生活还有计划经济的强大惯性。虽然他们的文化立场与知识人格已走向多元与开放，但占主导地位的可能还是充满着温情的、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和人道情怀的东西。”虽然汪政并没有明确地道出这一代作家在“群体意识和人道情怀”上作出了哪些承担，但他显然已意识到了这一代人骨子里仍然存在着某种历史反思的强烈意愿。事实上，他们如此津津乐道地书写自己的童年记忆，也正是在于他们试图通过这个人生的特殊端口，在一次次无望而又无助的漫游中，向那些逐渐被人遗忘的历史发出诚挚的邀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童年记忆的叙事中，他们常常会动用一种窥探的叙述方式，借助少年人物的偷窥性视角，不断地深入到许多隐秘的生活内部，以此撕开沉重的历史帷幕。这一独特的叙事策略，既体现了这一代作家“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也折射了他们在规避历史宏大叙事之后的某些独特的审美思考。
2006年7月，余华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兄弟》上部。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沉寂十年之久的余华带着这部作品进入文坛，却立刻引起了大范围的尖锐批评，其中最多的指责就是李光头的“偷窥”情节写得过于粗俗。其实，我以为，这是一种过度依赖现实经验的误读所致。在本质上，《兄弟》是一部高度符号化和隐喻化的小说，仅上部里就有三个非常典型的符号化情节：李光头通过磨擦电线杆来展示性启蒙；李光头通过偷窥美女的屁股获取三鲜面；“红袖章”们喊着口号在刘镇到处耀武扬威。应该说，这些都不是什么奇特的情节，只需从公众经验中就可以轻松获得的常识，但是，它们都直接反映了那个时代从精神到肉体被极度压抑的特殊征象。禁欲，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性扭曲，虽然不及“文革”对个人命运（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命运的整体性伤害，但是，它对普通百姓的生存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余华自己曾说：“对很多作家都呈现过的这段历史，作家怎么表现、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态度，找到独到的方式，把握时代的脉络，反映这个时代里人的处境和精神状态，这是需要智慧的。”在余华看来，通过禁欲在平民百姓中所造成的伤害来打开这段历史，虽然不乏某些思维上的落套，但仍不失为有效的方式之一。 如果从叙事策略上看，这种以少年“偷窥”的方式进入人性或历史深处的叙事，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叙事手法，而是体现了创作主体对童年记忆的特殊处理。对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来说，童年的成长不仅仅充满了苦涩的诗意，还饱含了无拘无束的放任和自由。在那个人人都处于高度自危的斗争年代，老师和家长们大多无暇管束他们，为此，他们得以自由地穿梭于现实的各个角落，探寻并发现了被现实遮蔽的各种生存景象。在《河边的战争》一文中，艾伟就全面地回忆过这种自由、冒险的生活。多少年之后，这种成长期里漫无目标的游荡，恰恰成为他们窥探历史真相的一个重要视点，并成功地帮助他们进入人性的深处，解开了诸多生命存在的密钥。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有余华、王彪、东西等人。在余华的长篇《在细雨中呼喊》里，作者一开始就将年幼的“我”置入某种恐惧与战栗的内心状态：“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从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接着，一个现在的声音迅速出现：“现在我能够意识到当初自己恐惧的原因，那就是我一直没有听到一个出来回答的声音。再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一种绝望的呼喊声在阒无人寂的黑夜里长啸，却没有任何人间的回应，这种孤独和凄凉的生存境域，恰恰笼罩了“我”的整个成长历程。换句话说，余华从小说的开篇就采用了一种隐喻性的叙事手法，将孙光林推向了恐惧与绝望的深渊。他无力把握，也无法把握，但是又必须把握。他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又无法从亲情和友情中获得保护自我的力量，因此，他只能在一次次的战栗中走向孤独，又在孤独中陷入更深的战栗。
事实也是如此。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孙光林几乎很少感受到童年的温暖和生存的安全。在六岁之前的南门生活中，不只是孙光林，整个孙家的孩子都处在一种惴惴不安的情境之中，父亲孙广才的暴力、恐吓、辱骂是维持这个家庭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精神润滑剂。从六岁开始，孙光林又被送往远离南门的另一个小镇孙荡，给县武装部干部王立强充当养子。当陌生的王立强身着军装来到南门将孙光林领走的时候，他还在一种逃离的冲动中显示出盲目的乐观。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家庭和全新的环境；也没有告诉他，他将如何选择日后的启蒙和成长。他像一个被随意抛弃的幼苗，只能靠自己寻找微弱的水份和养份，孤独而顽强地存活下来。在孙荡的五年时间里，王家的特殊环境虽然没有给他带来童年所必须的自由和欢乐，但是无论是继父王立强还是继母李秀英，都给了他必要的安全感，所以他觉得，“虽然我在他们家中干着沉重的体力活，但他们时常能给予我亲切之感。”而这种亲切感，还同样延伸到他与国庆、刘小青等少年伙伴的友情之中。遗憾的是，随着王立强的自杀和李秀英的出走，孙光林再一次陷入了被抛弃的命运，他甚至连家都没有了。在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之中，十二岁的他，再一次回到了南门。
但是，重新回到南门的孙光林，在经历了一段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生活之后，面对在无赖的道路上已越走越远的父亲孙广才，显得更加孤立无依。“我独自坐在池塘旁，在过去的时间里风尘仆仆。我独自的微笑和眼泪汪汪，使村里人万分惊讶。在他们眼中，我也越来越像一个怪物。以至后来有人和父亲吵架，我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说像我这样的儿子只有坏种才生得出来。”表面看来，孙光林是希望通过这种游离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安全。而当他那小小的心灵在孤独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又反过来加剧了他与现实的隔膜，使自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和窥探者，连自己的兄弟都不愿和他在一起。尤其是经历了自留地风波之后，孙光林陷入了更大的绝望和孤独之中，甚至几乎被排斥在整个家庭之外。这种心灵的伤害所形成的直接结果便是恐惧和战栗的增加，以及性格上的极度敏感和内敛，致使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打探者。因此，无论是他与苏宇、苏杭、郑亮等人在青春期启蒙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焦灼和惶恐，还是他与冯玉青的儿子鲁鲁之间隐秘而又奇特的友情；无论是他对同学曹丽的暗恋与失望，还是在考取大学之后对亲人和朋友的厌倦与冷漠，都表明了他的整个成长记忆中所留下的，除了伤痛还是伤痛，除了无奈还是无奈，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也就是说，他是以受难的方式，既承载了整个乡村社会伦理中最为苦涩的情感基质，又承载了中国社会在特殊历史阶段人性启蒙的苍白和荒凉。
这是一种文明缺失的代价，是物质和道义的双重匮乏所导致的结果。但是，从余华叙述的核心目标来看，对基本人性的漠视、对基本人道的贬抑、对人的基本尊严及其伦理温情的践踏，才是形成孙光林内心苦难的根本缘由。
事实上，借助孙光林的“窥探”视点，小说还展示了许多无法理喻的现实事件，并由此强化了整个作品的受难主题。譬如，年轻漂亮的冯玉青因为遭到王跃进的抛弃，从负气出走到后来一步步地沦为暗娼；父亲孙广才因为弟弟救人而死，日复一日地等待着“英雄父亲”的称号，结果不但梦想没有实现，反而因治安事件而拘留；因为一句打倒老师的标语，孙光林便被老师诬陷和诱供而遭受禁闭；因为青春期性本能的骚乱和冒险，苏宇被处以劳教；由于妻子的多病而导致了王立强的婚外情，结果却被人们无情地跟踪和捉奸，最后不得不选择自杀；因为母亲的死亡，再婚后的父亲便无情地将年幼的国庆抛弃于世；在母亲冯玉青被劳教之后，无家可归的鲁鲁只好在监狱外流浪；音乐老师因为与学生曹丽发生关系，从此毁灭了自己的一生；在没有生理教育的年代，孙光林、郑亮、苏杭等同学整天因为手淫而惶惶不可终日……所有这些事件，都表明了在那种特殊的历史境域中人道关怀的空前缺乏，社会伦理与道德尊严的严重丧失，致使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各种悲剧的泥沼，否则，只能像孙广才那样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乡村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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