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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原来之命意与文字组织颇有不同。乃急下山回寓整理，心烦时促，不及午餐，自一时卅分至三时卅分始勉强修改就绪”。不料，第二天“委座又屡以电话指示补充文告要点，多愤慨不能自抑之语，于事无补，徒生枝节，电话中竭力谏劝无效，只得姑且补入……自叹文人末路，毫无建白余地，与芷町通电话，颇有抑郁不平之感”。
1946年末，陈布雷又为蒋介石撰拟新年广播词。12月30日，初稿送审，“午餐后委座来电话，乃谓须加入两段意思。固知试官之意不尽与考生相同也……四时后，委座连续来三次手函，要补入不少的意思，前后达九、十页之多，头绪纷纭，且亦复杂，不易安排。晚餐后先将大体字句改正，再将中间四段重写，自九时三刻起到三时始得定稿”。翌日，陈说：“检昨夜写成之稿阅之，气机尚畅顺，而长达六千言以上。冗长拖沓，乃近十年被迫养成之恶习欤!”谁知午餐后，蒋介石又来电话，“竟将一稿析为两篇之用，命余补缀，此如何可能乎?”
陈布雷把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比为考生与试官，实为非常透彻而又明智的理解。尽管他殚精竭虑，为“党国”熬得油尽灯枯，可蒋介石并没有信任无间。最明显的事例便是陈琏被捕后，蒋明知她是陈布雷最心爱的女儿，也查不出她涉嫌共产党活动的证据，偏偏抓住不放，还要旁敲侧击。陈布雷11月19日记：“委座邀留午餐，餐毕，告余以琏儿之事。”拖延了三个月才放她出狱，然后又授意宋美龄出面笼络。陈布雷12月30日记：“五时卅分携琏儿往访蒋夫人，承其殷殷询问琏之身世学业，对余谈宗教哲学，七时归寓。”可怜二十年后，陈琏就因这一小时的谈话，被造反派迫害得跳楼自杀。
此外，陈布雷于1948年5月3日所记的一件小事，更能反映蒋介石无时无事不在猜忌。那天，陈布雷“为贺衷寒君代达意见。蒋公突问：与贺君接触乎?交情如何?”把陈布雷吓了一大跳，“答以平常相识而已”。
当然，陈对蒋的怨愤和蒋对陈的猜忌，未必能说明陈布雷不会“以死报君”。但是，仔细研究并对比他临死前的两封《上总裁书》则不难发现，所谓“感激轻生”，不过是预防蒋介石猜忌报复的饰语而已。在第一封信中，陈布雷明确指出，自杀是因为“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并为“书生无用，负国负公”而表示歉意。但第二封“介公再鉴”的语气、措词却截然不同了——“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变成了“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变成了“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书生无用，负国负公”变成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并且反复“为公陈之”：他的自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论文来源于 www.2008w.com 流星 毕业论文网
应当指出，陈布雷决定弃世时，头脑非常清醒，思虑也异常缜密，这从他分别致信，从容而又周到地安排后事可以想见。
因此，当他凭真实心态写下第一封信后，很快就想到了蒋介石猜疑成性，可能危及家人，于是不得不请“介公再鉴”，装出一副既忠且奴、以死报君的模样。否则，按常理推断，这两封信的前后矛盾是无法理解的。再退而言之，假如陈布雷确已陷入“愚奴”的泥坑，完全丧 失了独立人格，那就大可不必自杀，一切唯蒋之马首是瞻便万事大吉了。
三、“油尽灯枯”说
“油尽灯枯”，是陈布雷自己说的。他在最后一篇杂记中写道：“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1948年11月12日)诚然，陈布雷的身体素质弱到了极点，不过，这绝不是致命的因素。事实上，他早就有过因病而自弃之意。请看抗战胜利前后的日记摘录：“1945年7月29日：我心烦忧郁，终不可解。自六月中旬以来，自责自弃之意，不绝于心，此心有如虫啮，痛苦纷杂，终难有安遣之处。有时甚至神经错乱，发言亦每多错误；而思虑一事，又往往不能得迅速的解决。为此而再强任繁剧，其不成为狂曷者几希矣。”“1945年8月1日至7日并记：人性乐生，而余独索然无生人之趣，综其原因，皆由体弱、心弱、志弱而才具又太浅薄、责任心则太重之故也。但观此七日间不作日记(自二十三年以来日日无间断)，则余之疲劳烦苦与心绪错乱即可知也。”
陈布雷很清楚，“余病与职务相连，非休息所能济事”。其病可谓“政坛恐惧症”，却又欲罢不能。他在1946年3月7日的感想续记中称：“以余之个性，实只宜作乡里的散人。或借教读以自给，乃因少时不知自量，好为文字，议论时事，自受知蒋公，竟忘其愚陋，许效驰驱。然个性对于复杂纷纭的政治环境，实绝对不相适，勉强追随，竟使此身受精神上之折磨而日衰日惫至此，信乎择业宜慎也!今日之后，国家民族之处境日益艰危，而个人经济及家庭前途更不堪设想。进退都无是处，强忍亦已无能力，苟且偷生，又不能冥然无感，局天踏地，皆所自造，命也夫!”
这是一段切中肯綮、极其重要的自我剖析。在这里，陈布雷不仅暴露了因追随蒋氏而后悔莫及的真实心态，还道出了明知病根却不自疗救的现实原因。本来，他只要脱离政坛，一切病象皆可霍然而愈，但是，个人经济及家庭前途，却逼得他欲罢不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达官贵人都忙着“五子登科”，而这位清廉自守的书生，却多次发出如下感慨：“与家人筹划此后生计，不仅无片椽尺地足以在外栖旅，且以币值降落之故，亦略无余储足以坐食三个月。年力渐衰，乃感如此严重之经济压迫，洵乎愚忠直道，难以行于今日之世也”。(1945年10月14日)
显然，正是鉴于如此困窘的现实境遇，当陈琏劝他及时退休以养息身体时，他苦笑着答以“恐非其时耳”。此后，日记中仍有不少类似记载：“昨与允默谈话后，对私人经济之前途，家庭近事，诸儿事业学业，及沪寓房舍等问题，均感无妥善解决安排之道。瞻顾大局，又切焦忧，此心郁结，终无术排遣之也。”(1947年10月29日)这表明，正是陈布雷竭诚服务的蒋家王朝，使他陷入进退都无是处的困境：非从政则无以维持家计，既从政则必受精神上之折磨而日衰日惫以至油尽灯枯。
四、抑郁而死
这里的关键就是经济问题，但它显然还不至于把陈布雷推上绝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陈布雷自杀的呢?其实，答案就在他最后一篇《杂记》里面，只不过发表时，国民党为了掩盖真相，偷偷删去了两大段至关重要的文字。一段是开头部分：“‘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我之身体精神，今年乃一衰至此。许身于革命，许身于介公，将近二十年，虽亦勤劬，试问曾有一件积极自效之举否?一无贡献，一无交代，思之愧愤，不可终日。‘百无一用是书生’，即我之谓也。狂郁忧思，不能自制，此决无一词可以自解者!抛妻擞子，负国负家，极天下之至不仁，而我乃蹈之，我真忍人也。然我实不得已也。时事已进入非常时期，而自验身心，较之二十六年秋间，不知衰弱到多少倍，为此强忍下去，亦必有一日发忧郁狂而蹈此结局也。闻朋侪中竟有以‘你有没有准备’相互询者，如有人问我，我将答之日：我唯有一死而已。”上述文字，发表时全部被删去。另一段是在“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之后，内容如下：“太不相应了!思之思之，为此烦忧已二十天于兹。我今真成了‘忧郁狂’了!忧郁狂是足以大大发生变态的!我便为这种变态反常的心理现象而陷于不可救，岂非天乎?”此外，还有“(三)如何作最大之努力有一个准备，然后我这一颗心才定得下来”一句中，应在“最大”之前加上“最后”两个字，即为“如何作最后最大之努力有一个准备”。这样，才恢复了陈布雷绝笔的全貌。
显而易见，被删的文字已经揭开了这个政治意味十分浓厚的人生之谜。陈布雷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党国要人”面对“危局”，不能精诚团结、患难与共，反生离异之心，互询善后之策，令他无限忧愤，可又无能为力，只好为垂死的“党国”“从一而终”。而他的同事们，在羞愧之余，更怕影响士气、加速瓦解，乃故意抹去了这些文字，反冠以“感激轻生以死报国”的美名，企图鼓励士气。
被删的文字还表明，陈布雷自杀，是由于突发忧郁狂，“为这种变态反常的心理现象而陷于不可救”。查阅他1948年的全部日记，从无弃世之意。请看：“几日来精神颇感疲惫不支，客人散去时，只能偃息于沙发榻上，不复能长时期久坐也。今日余本欲赴沪，然恐京中人手稀少，因是中止。近日铁城、鼎昌等均赴锡、沪游览休息，哲生亦赴沪，立夫将出国。彼等能学太上之忘情，而余独不能，人嗤其愚，我自有其守也。”(5月29日)“四弟昔日劝我百事看得混沌一点。这话有一半道着我的病源，但我决不能残忍到‘独善其身’、遗世玩世的程度。此次来沪，只是调节一下紧张的神经，使我假满回京，更有活力，能随分尽力而已。二十四年入蒋公之幕后，早已准备将此身献诸国家，今如何可改变初衷乎?”(7月25日)“近日所接所闻，皆是一派悲观散漫之论调，昔人所谓未可共患难者，已显露其端倪，瞻望前途，实属不堪设想。余本为消极保守一型之人物，数月以来，鉴于内外艰难，以为终须有少数忠贞不贰之士，坚定信心，竭诚贡献，故他人规避、牢骚，余均处以恬定。”(8月7日)“天时突转晴暖，精神稍见振作，数日来悲苦烦懑之情绪，似见减退，原定引退乞休之念，终因责任所在，细思以后，不得不打消之。”(10月21日)由此可见，尽管陈布雷对时局忧心如焚，对自己身体毫无信心，但仍忠于职守，实在忍不下去了，也仅有乞休引退之意，未曾产生过变态反常的心理。
那么这“忧郁狂”何以会突发呢?陈布雷身边的人都怀疑是蒋介石刺激所致。副官陶永标已如前述。秘书蒋君章也说：“他决心绝命，是十一月十一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们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一个决定的措置。”但查陈布雷这天的日记，却证明蒋君章也是胡乱猜测。请看：“俯仰人世，自溯平生，临此国运严重时期，乃真觉‘百无一用’为对书生之确评也。牟宗山教授函余佛理，谓我辈不能不饮此时代之苦汁。余览其言，殊觉正气磅礴，然余已衰老至斯，此半月来痛自责验，乃知脑力不堪思考，知虑枯拙已竭。如此虚生蹉跎，既无执戈杀敌之能，又无清献策划之用，洵不知今后岁月将如何度过矣。十时开中政会临时会议，总裁亲临主持，讨论行政院提出之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及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各委员于聆悉翁院长及新财政之报告与说明之后，纷纷研究讨论，互抒所见，发言者络绎不已，然均就建立信用与不再于短期内变更上着眼，讨论至一时十分乃大体通过，始散会。二时回寓午餐，餐毕小睡至三时卅分起，阅各方面函件及条陈件，分别处理之。傍晚觉体力心力不支，不能不作短期二三天的休息。” 陈布雷写日记的习惯，是早上起来记录昨天经过。也就是说，直到十二日早晨，他的心理还完全正常，根本没有自杀的念头。这天，据陶、蒋回忆，陈布雷未曾出门，来访的也只有一位陈方(芷町)，两人促膝倾谈达两个小时。他俩的关系，借用陈布雷遗书中言：“情如手足，人生知己”。因此，可以断定，“朋侪中竟有以‘你有没有准备’相互询者”的消息，正是陈方在这次倾谈中告诉他的，绝对可信。可怜陈布雷却在全心全意为“党国”服务，“竭己尽命，不敢少休，既捐弃嗜好，复摒绝游乐，虽日尽十余小时之工作，犹嫌力不从心”。没想到那些党国同志却已在各打小算盘，“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个消息对于陈布雷的刺激，真好比五雷轰顶，终于“突发忧郁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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