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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布雷之死，是中华民国史上一大疑案。关于他的死因，长期争论不休，主要说法有“和谈尸谏”、“臣为君死”、“油尽灯枯”三种。通过对陈布雷日记的研究，发现三者均不成立。第一，陈布雷对于共产党始终抱敌视态度，反感和谈，绝不会为此“尸谏”。第二，陈布雷绝不是丧失自我、既忠且奴的幕僚，对于为蒋撰稿深感痛苦和怨愤。第三，他患“政坛恐惧症”却又欲罢不能，症结在于经济状况极其困窘。他自杀的真实原因是“党国要人”面对“危局”，不能患难与共，反生离异之心，令他无限忧愤，抑郁症大爆发，遂决定“从一而终”。
[关键词]陈布雷；日记；忧郁症；死因
陈布雷在正式追随蒋介石之后，就和当时的许多高官一样开始撰写日记，几乎没有间断过，直至临终绝笔。他自杀后，原件完整地保存在家，“文革”中被抄走，幸亏未曾散失，现由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在中华民国史上，陈布雷是蒋介石最为信任、可以施加影响的极少数人物之一。但由于个性和工作的特殊性，他极少抛头露面，一直给人以神秘的印象，最后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前夕，突然自杀身亡，更为自己和民国史增添了重重迷雾，引起了人们对其人其事的持续关注，而且众说纷纭。其中，关于他的死因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有三：一为“和谈尸谏”说；二为“臣为君死”说；三为“油尽灯枯”说。总之，三者都是出于对陈布雷晚年心态的分析，又都没有什么足以支撑其说法的确凿证据。而日记，正是作者内心奥秘的连续自白，所以也是破解这一疑案的最真实、最确凿的依据。笔者蒙陈过先生惠赐其父日记的全部复印件供本人研究，结果发现，上述三种说法均未切中要害，甚至相去颇远。因此，本文拟以陈布雷日记为据，探讨其晚年心态，进而解开这个政治意味十分浓厚的人生之谜，为中华民国史提供一份可信的资料。
一、“和谈尸谏”说
“和谈尸谏”说，出自长期侍从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之口。他认为：“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休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但没有听从，而且事后对他表示不满和愤懑。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以示自己之忠蒋，免得蒋介石猜疑。当时有一家报纸认为，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
陶永标从1929年起随侍陈布雷，陈死后又照顾其夫人王允默女士，直至她去世，关系不可谓不密切。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的说法可靠，因为陈布雷在日记中明确表示对于和平谈判的反感。他曾感叹：“报载合众社离奇之报道甚多，甚感‘新闻自由’四字被滥用之可悲。如谓苏联特使非正式人员向我方提请调解剿共战事；如谓司徒(雷登)亦主张和谈；皆捕风捉影之说也。”他对“剿共”战事则表现出休戚与共的关注：“日内豫东战烈，鲁东亦激战中，大局安危所系，惟祝我将士之努力杀敌也。”(1948年7月4日)“阅各报，知兖州战争激烈，太原外围匪势亦猖獗，前方将士作战之艰苦，可钦可念。”(1948年7月14日)“辽西、鲁东及华中战事渐趋激烈，甚望国军能坚定勇劲，予奸匪叛徒以打击。”(1948年9月17日)综观陈布雷晚年日记，他从未有过“和谈”的念头。
陶永标接着又说：“十一月八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发表演讲，严厉痛斥主和派是向共产党投降，并声明一切和谈谣言‘绝不影响战斗到底的决心’。在也有这种看法的陈布雷听来，无异是当着和尚骂贼秃。像陈这样一个殚精竭虑追随蒋介石二十年、自尊心极强而旧式士大夫思想又很浓重的知识分子，对蒋介石这般公然的指斥，精神上打击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认为，蒋介石的表态决定了陈布雷的最后命运。也许就在这一天，陈布雷才最后下了自杀的决心。”
但查陈布雷当天日记，则谓：“总裁亲临主席并致词，分析东北失陷后之局势并及经济改革等，勖勉同人务必作持久奋斗之决心，言词慷慨，约一小时始毕。接开中政会例会，报告及通过例案各一件。何、王两部长报告后，各委员对于我国对苏关系有热烈的检讨，主张均极激烈，独于右任先生以为今日应以军事为重，外交可从缓，商议余与兰友撰发新闻稿。至二时十分始归寓午餐，餐毕小睡，至四时许起。七时，圣芬携演讲词来，为斟酌修改。”由此可见，陶永标的看法纯属妄断臆测，无稽之谈。况且，陈布雷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还说：“傍晚觉体力心力不支，不能不作短期二三天之休息。”怎么可能在三天之前就“最后下了自杀的决心”?
近期以来，社会上颇有陈布雷“同情共产党”的说法，其实并非如此。他对共产党虽非深恶痛绝，大体上只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以割据势力视之。但他对共产党始终抱持敌视态度，则是确定无疑的，哪怕是亲生骨肉也不例外。
1947年9月26日，他的季女、地下党员陈琏(怜儿)在北平被捕，其兄陈过(皋儿)急忙写信向父亲求救，陈布雷在10月7日记载道：“接皋儿来函，对怜儿事观察隔膜，要求余速为设法。其实余正在调查实际情况，如其情节轻微，无须着急，否则，以余之立场，亦无法过问其事。”也就是说，倘若陈琏被查明真是共产党员，那只好忍痛割爱“大义灭亲”了(幸亏陈琏坚强机智，不曾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才免于一死)。还有他的五子陈遂(明儿)，1948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暑假回上海与父母团聚，闲谈中偶然提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共产党的深得民心，竟使陈布雷心痛至极，在日记中连着三天写道：“明儿发言激越，不讲理性，可见北方学风恶劣，真是魔窟也。余老矣，不复能拯救儿辈，明儿他日阅之，当知余心痛极矣。”(1948年7月29日)“昨夜睡眠充足，然心中郁结未解，神思不快，畏与宾客酬酢，乃至不欲与明儿交一语，至中午惆怅更甚。念天下之至痛，孰有过于父子见解相背驰者，况明儿幼时，为我所晨夕教导以成者乎?”(1948年7月30日)“今日对明儿仍不无怏怏，未肯假以词色。揆以父子不责善之义，殊不知何以自处，然时代如此，事势如此，余亦何能免于心里痛苦耶。”(1948年7月31日)“亲不亲，阶级分”，陈布雷的“党性”，真是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中。所以，像他这样冥顽不灵的“党国要人”，绝不会“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的。
二、“臣为君死”说
“臣为君死”说，见于《蒋介石的幕僚》一书。作者认为：“从陈随从蒋二十二年的历程看，他的人格心态及其外显行为是一贯的，忠君报国到以死报君就像一根线条，由细到粗，由浅到深，贯穿于陈的内心世界，极为符合他的心理过程。”因为“蒋以诸葛武侯之名相勖勉期许，实在是知之最深，淡泊为其立身之根本，宁静为其处世之中心；淡泊则所以能与世无争，宁静则所以能坚韧不拔，这深合陈布雷的为人原则……足以把陈推向为主拼死效劳的前沿”。
长期以来，这一观点也颇有市场。然而，陈布雷在1945年《新春杂记》中写得清清楚楚：“世人视我为愚人亦可，诋我为孤僻为骄傲亦可，甚至斥我为庸妄亦无不可，然切不可以清静宁谧誉我，盖 此正我之短处。问何以能宁静、能淡泊无竞?则请试观学校内、家庭内之弱儿，往往训谨无哗，故此仅为我幼年时代身体衰弱所养成之一种习性而已。如有人问我自视为何等人，我只有一语曰：‘草草劳人’。”(1945年1月1日)这一番话，不啻是对蒋介石赠言的极大反讽。
陈布雷对于自己的评价，岂但诸葛亮，连唐代贤相陆贽也不敢高攀。抗战期间，他曾问老同学裘由辛：“如果我一旦死了，你会怎样评论我呢?”裘的评语中有如下四句：缠绵故国之思，感怀知遇之报，虽才非葛侯，实情同陆相。陈布雷看后什么也没说，只把它装进了口袋。他在这篇《新春杂记》中声称：“我之入侍从室，十年以来，不敢言劳，不敢乞退，乃实践民国十七年对蒋公‘只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之宿诺。我自视只为一个秘书，只为供文字之役之一记室而已。”
《蒋介石的幕僚》一书还认为：“陈布雷已完全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独立健康的人格心态，是一副完全依附于蒋、既忠且奴的幕僚形象。”这一结论似乎更为武断，全然不合陈布雷的真实心态。试举1948年初关于香港九龙城事件的处理，陈布雷的日记中有如下三段记载：“阅报载九龙城英警凌辱我居民事件，竟将临时屋舍亦予铲平，引起冲突，并开枪毙人。香港警局如此愚顽，使人忆及‘五卅’当时之情形。”(1948年1月14日)“十一时主席约赴官邸谈话，面示对于切戒国民守法重纪，不可以外交事件作暴民行动，嘱拟文告，余略述意见，未蒙采纳。”(1948年1月17日)“七时十五分起，以冷水洗面后，即为委座起草告民众谈话，为九龙事件力劝同胞从远大处认识国家艰难，勿令奸人孱人，使爱国运动演为盲目的排外。此一文告，措词至难……细思此时元首以缄默为宜，否则既失体制，亦恐有碍外交，乃附笺详陈理由，连稿件一并送呈。”(1948年1月18日)陈布雷至少在这九龙城事件上并没有“失去了独立健康的人格心态”，对蒋也没有达到“愚”和“奴”的程度。有人曾问他：“你长期辅佐蒋公，究竟发生了什么作用?”他答道：我想我在总裁身边所发生的作用，与火车头上的刹车很相似，因为火车头如果冲得太快、太猛，便会发生危险!我随时调节速度，保持安全。假如此话属实，那么，一个敢于对蒋发挥“刹车”作用的人，绝不会是个“完全依附于蒋、既忠且奴的幕僚”。
陈布雷以蒋氏记室自居，但有一篇题为《陈布雷怕写文章》的短文指出：“他虽然文章写得极好，可是最怕写文章。蒋主席发表的一切谈话、演讲词等，有许多是由陈代为属稿。主席对他虽极好，可是他很不愿意常在他左右。战前有一次，陈在西子湖畔休养，突接主席电召，要他立刻至南京。他认为这一次去南京，又是一次苦役，必然又是绞脑汁。他回想自己身体的衰弱，每写文章一篇，总要失眠数夜，想到此处神经刺激过甚，竟双手捧了头向壁猛撞。他说，愿意毁坏了这颗灵敏的脑子，使它永远写不出文章，免得再受绞脑汁的痛苦。他的太太和亲属都急得要哭，竭力阻止他的失常行为，且加安慰。”陈布雷把这篇出处不明的短文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日记册上，可见他是深表认同的。在日记里，他确实常常流露出撰写过程中的痛苦、不满和怨愤。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急欲消灭共产党，可是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和压力。1945年12月26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委座)提示元旦文告之要点，为一一记之于手册，殊觉其愤慨太深，不宜如此尽量宣泄也，即面陈所见，谓当退而斟酌之……将小册内所记者另行摘录而整理之，始觉此文极不易着手，涉想太深，乃至头痛不已。”28日续记道：“往官邸晋见委座，对广播词有多处指示修改……自十二时至一时，接委座电话三次……三时后动手修改广播词，新加补充之意见夹杂太多，组织异常费力，六时始勉强完成，真不成文字矣。”次日，“委座对文告细心核阅，多所改动，并有补充，余侍坐甚久，至十二时始改就，仍交余再为整理，[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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