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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和谐的基石—解读“十六字心经”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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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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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其中极其细小的区别，避免了单纯依客观行为定罪的片面化，不失为“执中”之举。而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基于人性善恶所导致的礼法之争，因其“凡所言性，皆为心之性，离心无性”的共同认识，礼治、法治的倡导者也都极为“重心”，此不赘述。
从《尚书》对“眚”与“非眚”（“过失”与“非过失”即“故意”）、“终”与“非终”（“惯犯”与“非惯犯”即“偶犯”）的区别，到汉律立法对“故意情节”—“造意”与“非造意”（“造意”指犯罪前即有谋化、策动如何实施犯罪行为，即蓄谋；而“非造意”则指事先无计划预谋的、临时起邪意的故意犯罪行为）的区分。这在立法技术上不能不说是日趋先进，更科学化；这些思想在当时世界法史上也实属罕见，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理论，曾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对后世立法界及司法界、思想界及社会各界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对于营造公正和谐的社会也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当这一思路发展到极端，法以礼为指导思想时，法律就失去了他自身的特点，而沦为礼的附庸了，“原心论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就成了必然。古代最完备的法典—《唐律疏议》遍言儒家精义，旨在“惩其未犯而防其未然”，以主观之“心”代替客观之行，昭然若揭。其实，《法经》早就规定“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法律虽然惩罚的是犯罪行为，但却起因于“盗心”；这里已有以小见大、以“心”代行的趋势了。商鞅也认为：“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这实际是要按照人们的思想倾向即行为的前奏、主观之“心”（“将过”）来定罪，而不是根据客观行为（“罪所终”）来定罪。究其思想根源，与“十六字心经” “重心”的文化源头不无关系。
概而言之，在礼法与心的关系上，礼法是手段，“中和”是宗旨，礼法“同心”，才能达到“中和”的境界。（“执中”自然达到和谐）不仅礼法，其他也一样，“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5为了“执中”，礼法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的“重心”特征，原因正如荀子所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解蔽》）正是对“十六字心经”“用心”求“中”的发展。
四：结语
今天，我们致力于和谐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强调与国际接轨，更加不能抛弃我们的优良传统文化—谨慎地追求公正。实际上，现当代许多社会矛盾的产生、激化，都源于不“中”即不公正，“公正”应成为社会各行业的核心理念。当然，以等级性的“礼”作为“中”的标准是后来封建社会的产物，在平等日渐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显然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理应遭到摒弃。但“十六字心经”所反映的谨慎、公正等观念，即使是现代，仍不失其进步性，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在我们今天大力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力图融入世界，学习、移植西方法律文化之际，不能忽视民族本土固有的优秀文化；否则，很可能事倍功半。黑格尔告诫人们：“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能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俗’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法律’所表现的风俗和设备，在本质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东西。”6对于我们曾经拥有的骄人理念和制度，为什么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呢？“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在重视心性教化的基础上追求“中和”，必将推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法治的现代化，社会的和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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