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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国学视域古代文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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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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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对全球化的最好应接。以传统文学为对象的古代文学研究自然也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由于现代学科几乎完全是构建在舶来的框架与体系上的，而这舶来的框架与体系并没有很好融汇中国文化精神，它只是作为一种法则游离于核心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指导与规范的功能，单单依赖这样的体系与框架是无法在学术全球化中获得独立品性的，新国学兴起前的“人文精神讨论”、“失语症”、“文化热”等即是在挑战下渴求生存的焦灼呼声。古代文学研究如果想在学术全球化中获得独立的品格，它必须进入国学这个不封闭的核心动态系，必须在研究中引入国学视域。
首先是对传统的珍视与同情。这当然不是关于传统价值的老生常谈，以传统为对象的研究者，大多有“敝帚自珍”的偏爱，但现代学科的科学理性却要求在研究中剔除一切感情因素，客观冷静的分析评价，在西方的理性传统中，批判精神被视为最基本的因素，于是“批判的继承”成为对待传统的科学态度的代名词，然而，其背后已隐藏了预先否定的因子，拿来之前已有了排斥的潜意识，缺乏信仰与尊敬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民族文化心理的自然传承，从而造成了民族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的断裂，进而导致了对传统的漠视与“绝情”。古代文学自不能免，科学与理性精神的输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机械形态，将文学中活泼泼的生命存在，消失在研究者的分析、归纳、条理、认知之中。”18文学是鲜活的生命存在，文学遗产并不是故纸堆中的古老文字，甲金隶篆中蕴含的性情、思想、精神才是最具价值的核心部分。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9陈寅恪先生此论虽是就研治中国古代哲学史而言，然于古代文学研究同样有极为深刻的指导意义。“了解之同情”是在对古人所处之环境和背景完全理解下的生命对话，科学的切入并不能比思想的悟入更为有效、深刻，而此种同情正是批评之前的必须态度，冷静的科学终不能与生命的文学毫无隔阂，要消除此种隔阂，“了解之同情”则为一必由途径，而科学冷静应当是“真了解”之后的方法。
其次是历史意识的引入，从某种程度看，历史意识正是同情态度的有效制衡。陈寅恪先生在倡言“了解之同情”即已指出其“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即研究者在有限的材料中联贯综合，常以自身所处之时代、环境、学说解释古人意志。然而，现代学科的科学理性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瓦解了传统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权威，同时也颠覆了旧式研究原本就不成系统的范式。研究者一面享受着解禁后的思维自由，一面却不得不担当起重建一个新范式的使命，从最具科学色彩的西方理论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吸收，借鉴自然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研究者在尝试中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思路所造成的历史意识流失，研究者们似乎忘却了陈寅恪先生的告诫，用一己的视野在传统上构建了一大批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的系统理论——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在为中国古代文学构建自己体系而努力尝试，而在此背后所隐藏的正是对传统的珍视态度——渴望中国的传统文学能够拥有与世界对话的话语权。缺乏历史意识的同情与珍视最易造成对传统的误读，在借鉴的
系统下，被误读的传统要想与现代和世界平等对话实非易事。
历史意识是一种语境还原，要求我们的研究首先要回到文本的原初时代与作者的心理世界，才能获得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共同语境，研究者的思想可以在对话中自由的展示，但不能超越历史而直接进入文本与作者，否则的话，我们所看到只是一个当代人的独自演讲，而非超越时空的生命对话。“创作心理与经验世界的矛盾、作品形式建构与审美形态特点的关系等等在某些新方法的观照下与今人、洋人竟无二致，在他们与古人潜入同一个心灵世界同呼吸共感觉的幻象中时时会发现某种‘主义'特异功能的灵妙效应。古典文学研究中严格意义的历史分析和客观性要求在一派主观审美经验的五色光晕中悄然失踪了。”20当历史意识缺席时，“了解的同情”变成了武断的了解，强行将古人拉入自己的系统，造成对话的中断，古人的声音被屏于门外。
最后是综合思维的引入，现代学科的分门别类给文学以独立的契机，以专业化与制度化为标志的学科机制解构了文史混一的传统，文史哲从此分家。文学被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文艺学、外国文学等子学科，古代文学又被切割为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方向，在各个方向中又按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文学体裁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切割。细密的分科明确了研究的范围，研究者专力一科，多有创获，亦可成一家之言。然而，钱穆先生却对这样的专家培养颇有微词，“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21通虽宽却易流于浅，专虽深却易困于窄，通、专之辩一直是中国治学之道的思辨主题，而兼顾通专，博精结合亦在思辨中成为共认的治学途径。但当现代学术“为学问而学问”的独立品性与分工合作的科学法消解了传统学术沟通天人、通究古今的学术使命感后，现代化的专家取代了传统的通儒，更重要的是，现代学科中的明确指向、严格限定、独立系统、实践方法等特性使得研治者可以迅速地进行模仿操作，古代文学研究亦不能免，时代背景、人物分析、艺术特色、社会意义等模式的叠加便能迅速地完成一道研究快餐，狭隘的学科观念造成了历史意识的流失与学术气度的缺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成为当今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通病，综合思维的通人意识成为我们当下研究必须引入的良药，章学诚言“道欲通方，业须专一”，否则缺乏“道通”的“业专”会越专越窄，最终走向绝境。
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的国学可以弥补传统文化与现代学科间的裂痕，使得在学术全球化的背景下，与传统关系密切的人文学科在进入现代学术的语境时能更好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引入国学视域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国学中获得了经得起不断追问的学术意义，古代文学研究的终极关怀由于得到了民族和历史的认同而更为深刻。
注释：
①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人民出版社，1963，p131。
②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民报》20号，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三）。
③袁行霈《〈国学研究〉年刊发刊辞》，北京大学出版社。④钱穆《弁言?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1。
⑤柳诒徵《“汉学与宋学”?国学研究会讲演录》一集，商务印书馆，1923.p84。
⑥钟少华《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学术研究》，1999.8。
⑦邓实《经学篇第一?六经皆史》，《国粹学报》，1999.8。
⑧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
⑨魏了翁《朝散郎主管华州云台观彭侯墓志铭?鹤山集》，卷七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
⑩魏裔介《理刑末议序?兼济堂文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
11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1905（7）。
1214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家”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p58。
13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总叙》，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
15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
16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p1。
17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p211。
18刘毓庆《二十世纪文学观念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制约》，《文学评论》，2002。
19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p281，p285。
20胡明《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危机和暂行出路?古典文学纵论》，辽海出版社，2003.p265。
21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1.p1，p6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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