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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扬雄文学思想之“文质相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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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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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玄牝即道。道包容万物，万物复归于道，故又将道及有道之人比之为谷：“旷若谷”，“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谷居下而能汇百川之水，故说“下言如水，实以天牝”。扬雄的文质说，特别强调“质”、“朴”的一面，这固然有以孔子的思想以纠汉代经学化的儒学之偏的方面，但更有以老庄道家以济汉儒之敝的方面，所以他的用语也带着鲜明的道家色彩。孔子也强调质朴、简约，但汉代的儒学已趋烦琐，与孔子的这一思想相乖违。一般说，儒家繁缛，道家简约。司马炎在《论六家要旨》中比较儒道两家，说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而儒家“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到西汉后期，经学化的儒学更显繁碎，班固在《艺文志》中说：“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扬雄的文质说，除强调要明孔子的简易之道外，又汲取道家道法自然的说法以救汉儒之敝，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四、扬雄对其“文质”说之“质”的详术
因为要救汉儒以文害质之敝，也因为要救汉赋家文丽用寡之病，故扬雄的文质说在“文”的方面没有多少详论，而在“质”方面却充分展开了论说。他说的文章著作之“质”，包含三个方面：
1．“质”是“情”。孔子对文学的基本要求是“情信”与“辞巧”的统一。扬雄进一步把“情”规定为文章之“质”。他说的“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就可清楚看出“情”即“质”。“文”在于现“质”，“辞”在于睹“情”，文质相副也就是辞情相副。这个思想正源于孔子。由于古代诗歌合乐，他又从音乐上来阐述这种文质相副，如《玄数》：“声生于日，律生于辰。声以情质，律以和声，声音和协，而八音生。”许翰注云：“甲乙为角，丙丁为徵，庚辛为商，壬癸为羽，戊己为宫。故声生于日，天之气也；律生于辰，地之德也。声直之情质，律述之之以和声，而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音生，声可和而成文如此。”扬雄认为乐以声表情，声与情的关系即文与质的关系。但“情”不过就是人内心的欲望，故文以表情也就是表达中心之所欲，《法言·问神》云：“面相之，辞相适，抒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嗑嗑者，莫如言。”《玄莹》云：“辞以睹乎情，观其施辞，则其心之所欲者见矣。”文章首先在于表情达心，由此扬雄在《问神》中提出了“书为心画”说：“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从文学上看，以“情”(人之所欲)为文之“质”，就是强调文学作品以情感人的特点，要示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这个思想使他后来对丽以淫的辞赋采取了批判态度。
2．“质”是“道”。扬雄以“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自然之道主宰天地人事，人必须循自然之道而行。因此他把人事与自然之道的关系也称为文与质的关系，《玄莹》道：“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则其体也壮。其所循也小，则其体也瘠。其所循也直，则其体也浑。其所循也曲，则其体也散。故不攫所有，不强所无。譬诸身，增则赘，而割则亏。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也……”“作”，自然包括学术和著作之作，如《问神》说：“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则述，其书则作。”作文之事就在体循自然之道，这与他的表现中道的“黄聿”之说正一致。扬雄认为，儒家圣人的经典就体现了“道”，《吾子》道：“舍舟航而济乎读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道”必待“文”而后成，五经均以道为“质”，而又加以藻饰，故为一切文章著作的典范，《寡见》以玉为喻说：“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谓也?曰：玉不雕，王与瑶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文与道的关系，他又比之为华与实的关系，《问明》道：“孟子疾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或日：亦有疾乎?曰：摭我华而不食我实。”在扬雄之前，荀子讲文以明道，《诗大序》讲文以表情，扬雄的文质说把两者统一起来。
3．“质”是“事”。“情”和“道”都无形不可见，必须表现和反映在具体的“事”中。故扬雄又从尚用出发，把“事”也规定为文章之“质”。《吾子》云：“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用，德之藻也。”文与质的相副又具体表现为辞与事的相副。他的文质说的一个重要思想，本来就是“务其事而不务其辞”。儒家经典是辞与事的完美统一，故《问神》又说“事辞称则经”，事辞不称，文质不副，则“不经”：“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文章之用就是载事、传事：“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昏昏，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他自称《太玄》是“其事则述，其书则作”，正是据“事辞称则经”的标准著书立说的。他也用这条标准来评价作品，如《重黎》说：“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立事”、“品藻”、“实录”都就文章如何以“辞”载“事”而言。《汉书·司马迁传赞》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实，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这是对扬雄以“事”为“质”、主张辞事相称的很好说明。
总之，扬雄在前人思想成果和当时文学发展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系统的“文质相副”说。他的“文质”说受到道家的影响，其基本看法是质决定文，文表现质，质待文而成，文附质而行，要求文质相副。他说的“质”包含了“情”、“道”、“事”三个方面。扬雄之时虽然辞赋已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但文学思想尚未能从整个学术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理论。扬雄的文质说，往往将学术作品和文学作品不分，而忽视了对文学本身特点的分析，这是它的时代造成的一个缺陷；但学术和文学上的文质之说由扬雄首先提出，却不容抹煞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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