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姚贾与元白尽管年龄上相差不多，但在诗歌发展史上，姚贾与元白却并不属于同一个阶段的诗人，从贞元末到元和末是元白诗歌创作的成熟期，而姚贾二人诗歌创作的成熟则起始于长庆年间。故而历代学者都将元白与韩孟一同视为中唐诗坛两种主要潮流的代表，而姚贾通常被视为变革中唐诗风的后劲和晚唐诗风的开启者。其中，贾岛曾投诗元稹请求援引，其他往来并不多，而姚合虽然在仕宦经历、审美情趣、吏隐作风和语言风格上均与乐天有近似之处，但二人在家世、性情、品味、修为、才学上的差异依然是主要的，在诗歌风格上更多地表现为貌合而神异。
【关键词】 姚贾；元白；吏隐；中晚唐
言及元白与姚贾的关系问题，首先应对他们各自的生存环境略作交代。从生年上讲，贾岛与元稹(779—831)同龄，姚合则少白居易(772—846)近十岁，浪仙短命，竟比乐天早过世三年，姚合则没于乐天十年之后，故而从所处时代讲他们相去未远。但从文学创作上讲，元白二人无论出道还是成名均较姚贾为早，元白二人均为早慧诗人。白居易集中《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为其十五岁时作品，而为其赢得声誉的名篇《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也作于少年之时。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而元稹则于贞元九年(792)十五岁之时就明经及第，二人于贞元十九年(803)春又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声名早显。元白二人最具特色的“乐府诗”和二人次韵相酬的被称为“元和体”的千字律诗，多创作于元和年间，其系统的诗歌创作理论也是在这期间提出的，从贞元末到元和末是元白诗歌创作的成熟期。
元和末年以后，元白韩柳等贞元元和时期的大家虽仍未断绝诗歌创作，但时过境迁，他们已不是潮流所在，诗坛上新的力量已经崛起。正如任何人都无法挽留属于青春年华才拥有的激情与冲动一样，在时间的舞台上，精彩永远都是属于年轻人的。较之元白，姚贾二人虽在元和五六年起已有少量的诗歌创作，但从总体上讲却仍处于模拟与学习阶段，姚贾二人诗歌创作的成熟期起始于穆宗长庆年间。长庆年间，姚合创作了《武功县中作》三十首、《闲居遣怀》十首、《游春》十二首等组诗和其他众多闲适抒怀作品，贾岛则于元和末长庆初由追随韩孟创作五言古诗为主转向专攻五律，并在五律创作上有所突破。所以尽管年龄上相去不远，但从诗歌创作领域上讲，姚贾与元白却并不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至少相差十年，也就是一个时代。但也正是这十余年，不仅唐代的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诗歌思潮更是产生了根本性的变迁。“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年龄有时并不是影响创作成绩大小和风格取向的决定因素，所以我们说元白与韩孟一同被认为是中唐诗歌两种主流风格的代表人物，而姚贾却通常被视为变革中唐诗风的后劲，是晚唐诗风的开启者。
正如姚合“似未登昌黎之门”(《瀛奎律髓》卷十)一样，贾岛与白居易并无交往的记载。贾岛有《投元郎中=》一诗，但仅为献纳之作，从中看不出与元的交往，原诗为：“心在潇湘归未期，卷中多是得名诗。高台聊望清秋色，片水堪留白鹭鸶。省宿有时闻急雨，朝回尽日伴禅师。旧文去岁曾将献，蒙与人来说始知。”由于贾岛与元白诗风的明显差异，自唐以来诗论家普遍认为贾岛是以矫元白轻浅诗风的面目出现的。《唐摭言·无官受黜》：“贾阆仙名岛，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卢文招《题贾长江诗集后》：“长江诗虽不合雅奏，然尚有古意，读之可以矫熟媚绮靡之习。”贾岛早年师法韩孟，一生与韩愈往来甚密，所以，贾岛亲近韩孟而疏远元白当在情理之中。
姚合与元稹没有交游唱和的记载。而与白居易却有些诗酒因缘。敬宗宝历二年，已对仕途产生厌倦的白居易罢苏州刺史，文宗大和元年回到洛阳，准备退隐。尽管在以后的三年中，白居易时来运转，先后被任为秘书监、刑部侍郎，备受尊崇，但白退意已决，不再以朝廷政事为念，是以在刑部侍郎任上不满一年就乞百日长假并决意离职。大和三年，白最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闲居洛阳颐养天年，得以遂其心。大和二年姚合任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时，曾拜访白居易，白有诗相赠：“晚起春寒慵裹头，客来池上偶同游。东台御史多提举，莫按金章系布裘。”(《姚侍御见过，戏赠》)次年姚合回京任侍御史时曾寄诗乐天，对其亦官亦隐的生活表示了企羡之情：“阙下高眠过十旬，南宫印绶乞离身。诗中得意应千首，海内嫌官只一人。宾客分司真是隐，山泉绕宅岂辞贫。竹斋晚起多无事，唯到龙门寺里频。”(《寄东都分司白宾客》)
姚合宝历二年以祖恩授监察御史以来，仕途日渐顺达，不足六年中连迁五职，历任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户部员外郎、金州刺史，其后八年间又历任刑部郎中、户部郎中、杭州刺史、谏议大夫、给事中、陕虢观察史检校御史中丞、秘书少监、秘书监等职，期间从未有过贬斥和降级的经历，可以说一帆风顺。姚的仕历可以说是较为理想的文官从政历程，从姚合的经历可以看出与白居易的一些近似之处，即均通过进士及第，有过任县尉僚佐的经历，担当过地方刺史，以及执掌图书的秘书监。姚与白的不同之处在于姚出道较晚，进士及第时已三十六岁，此后十年均在幕府僚佐之任上，这十年的艰辛成就了姚合的诗文，消磨了姚的济世热情，使其萌生了强烈的闲适情趣。白居易虽才华早显，但由于过于激进，早年屡遭风摧，自进士及第(800)至元和十四年(819)由江州司马量移为忠州刺史近二十年间，仕途并不顺达，此后白居易终于走出阴影，但对于政治的观点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在诗歌创作上放弃了重功利的主张，在政治上也放弃了其早年兼善天下的理想，唯求独善其身、追求闲适享乐。姚与白虽家世不同，经历各异，但在历经一番磨砺后在精神追求上却殊途同归，表现出官僚士大夫的闲雅情趣和亦官亦隐的“吏隐”作风。相对于姚合而言，乐天的香山之隐更似摩诘的辋川之隐，只拿俸禄不管事，刻意地疏远政治。其实白居易在宝历二年(826)罢苏州刺史时态度就已经十分坚决了，表现出一幅看破红尘的样子：“五年两郡亦堪嗟，偷出游山走看花。自此光阴为己有，从前日日属官家。鳟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闻报坐衙。睡到午时欢到夜，回看官职是泥沙。”(《喜罢郡》)
姚合之“吏隐”与白乐天稍有不同，从隐与吏的结合程度上讲，姚合则较摩诘和乐天更为紧密。摩诘与乐天在某种程度基本上是离职而隐的“退隐”，而姚合之隐则为较典型的亦官亦隐的“仕隐”。“退隐”相对于“仕隐”则更为自由与肆意，隐得也更为彻底，姚合对白居易的隐逸生活充满神往之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宝历二年以后，姚合仕旅日渐显达，使早在武功县任主簿时便滋生出来的闲适情怀得以尽情地抒发，加之其“性嗜酒，爱花，颓然自放，人事生理，略不介意，有达人之大观”(《唐才子传·姚合》)的性格，使其诗歌中原有的一些牢骚不平之气也随之消散。时位之移入，此后姚贾二人虽依然保持着密友的关系，但在精神深处却发生了根本的游离，从诗歌创作上，姚尚闲雅，追求平淡冲和，贾尚奇僻，追求奇警峭拔。姚与贾在精神的追求上已然分道扬镳，姚合此时精神趣味则更向白乐天靠拢，姚诗《和李裴二舍人酬白少傅见寄》曰：“罢草王言星岁久，嵩高山色日相亲。萧条雨夜吟连晓，撩乱花时看尽春。此世逍遥应独得，古来闲散有谁邻。林中长老呼居士，天下书生仰达人。酒挈数瓶杯亦阔，诗成千首语皆新。纶闱并命诚宜贺，不念衰年寄上频。”对乐天的闲散生活的向往之情表露无遗，诗中称乐天为“居士”、“达人”，对其形象的概括恰如其分，可以称得上心有灵犀。大和以后，白与姚均仕途顺畅，此后姚与自在精神趣味上则更为接近。当然，白居易也视姚合为同道，当姚合出任杭州刺史时就勾起了乐天当年闲雅舒畅的太守生涯的回忆，其间充满了官僚士大夫的闲雅情趣。白居易《送姚杭州赴任，因思旧游二首》曰：“与君细话杭州事，为我留心莫等闲。闯里固宜勤抚恤，楼台亦要数跻攀。笙歌缥缈虚空里，风月依稀梦想间。且喜诗人重管领，遥飞一醆贺江山。”(其一)“渺渺钱塘路几千，想君到后事依然。静逢竺寺猿偷橘，闲看苏家女采莲。故妓数人凭问讯，新诗两首倩留传。舍人虽健无多兴，老校当时八九年。”(其二)做杭州刺史的姚合在此方面确实与白居易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钱塘刺史谩题诗，贫褊无恩懦少威。春尽酒杯花影在，潮回画槛水声微。闲吟山际邀僧上，暮入林中看鹤归。无术理人人自理，朝朝渐觉簿书稀。”(《杭州官舍偶书》)“临江府署清，闲卧复闲行。苔藓疏尘色，梧桐出雨声。渐知身外事，暗作道家名。更喜仙山近，庭前药自生。”(《杭州官舍即事》)多么闲雅恣意的士大夫生活，只不过与姚武功不同的是白乐天更留意于“笙歌缥缈”、“风月依稀”、“闲看莲女”、“问讯故妓”，而姚合的情趣多在于“林中看鹤”、“诗酒恣意”、“与僧闲吟”、“古石灵草”、“长松异禽”、“梧桐苔藓”，二人所乐各不相同，但又能自得其乐。与姚合相比，隐于香山赏着樱桃杨柳终日面对奉先寺大卢舍那佛的白老居士似乎更为率真洒脱、狂放不羁，难怪千载以下，尚有那么多的追随者和仰慕者。
姚合在金州刺史和杭州刺史任上的许多作品均写得质朴浅切，词不迫切，有一种从容闲雅的氛围，是诗人平和内心的外在表现。如姚合写于金州刺史任上的《题金州西园九首》和《杏溪十首》两组写景咏物组诗，别有新意，全部用五言六句，这是诗人继《武功县中作》三十首、《闲居遣怀》十首、《游春》十二首之后的又一次批量创作的尝试，在语言浅切、节奏舒缓方面近于乐天，在作意上则有明显的追慕王摩诘的味道，试举数首。“桃花四散飞，桃子压枝垂。寂寂青阴里，幽人举步迟。殷勤念此径，我去复来谁。”(《杏溪十首》之《杏溪》)“布石满山庭，磷磷洁还清。幽人常履此，月下屐齿鸣。药草枝叶动，似向山中生。”(《杏溪十首》之《石庭》)“茅堂阶岂高，数寸是苔藓。只恐秋雨中，窗户亦不溅。眼前无此物，我情何由遣。”(《杏溪十首》之《苔阶》)“晓向潭上行，夕就潭边宿。清冷无波澜，澈澈鱼相逐。钓翁坐不起，见我往来熟。”(《题金州西园九首》之《石潭》)“亭亭白云榭，下有清江流。见江不得亲，不如波上鸥。有榭江可见，无榭无双眸。”(《题金州西园九首》之《江榭》)
与官僚士大夫情趣和吏隐的心理相一致，姚合在语言风格上也显示出对白居易晚年诗歌的靠近。白居易诗歌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晚年退隐之后，内容多转向反映闲适情趣，好写身边琐事，东坡云：“元轻白俗”，可谓具眼，但白居易的诗歌与思想可以说均“俗”到了火候，这一点却是后学所无法企及的。姚诗语言较通俗，后人常以“浅易”、“浅切”、“浅率”等评姚合诗歌，“姚少监诗浅近而清新”(《瀛奎律髓》卷二三)表现出与白居易语言风格的靠近；又好写身边琐事细景，用语也不避浅俗，也与白相类，“予谓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姚之诗专在小结裹，故四灵学之。五言八句，皆得其趣，七言律及古体则衰落不振。又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几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瀛奎律髓》卷十姚合《游春》方回评)。姚诗虽然语言通俗，但却有沉潜的意味蕴涵其中，显得较为内敛；白诗则显得较为浮露，显得放逸外向。姚合诗歌却有清新峭拔的气质，使总体风格上显得浅切而不靡弱，同时姚诗意境较为深幽，故又显得淡而有味。姚合在仕宦经历、审美情趣、吏隐作风和语言风格上均与乐天有近似之处，除却时代风尚的影响之外，其中尚有出于主观钦仰和受其熏染而形成的成分，但是并不多，即便是被人们认为是外表近似的地方，更多地也是表现为貌合而神异。总的来讲，姚白的距离尚不及姚韩更为亲近，他们在家世、性情、品位、修为、才学以及诗歌风格上的差异依然是主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