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实际已涉及竟陵八友文人集团的性质问题。具体说，竟陵八友的聚合，除思想、性格以及文化上的因素外，是否还有某种政治目的呢?

    养士游谈，历来是显宦达宫为抬高自己声望、扩大政治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战国时期的游士，多以智谋著称，往往与政治有关，是一种政治性的聚合。汉代有所不同。如以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为中心的两个文人云集的群体，则具有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色彩。曹操网罗大批文士，“设天网以该之，顿八舷以掩之”(曹植《与杨德祖书》)，其目的也是如此。此外，还有一种情形，有些显贵养士游谈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也非崇尚学问，而主要是为猎取名誉。晋代贾谧召集“二十四友”准备纂修《晋史》，大约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在上述三种情形中，我以为竟陵八友似乎更接近第二种，即兼有谋士和作家的双重身分。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就府主萧子良而言，他是齐武帝次子，地位仅次于萧长懋。史称他“不乐世务”，性情仁厚，开西邸，纳贤才，似乎全然为名，但实际恐有更深的用意。譬如八友中最早追随萧子良的范云，“好节尚奇”，“性颇激励，有威重”。萧子良对他十分敬重，曾向齐武帝为云求郡。齐武帝初不以为然，以为范云不过“恒相卖弄”而已。萧子良又出示范云谏书，“辞皆切直”，武帝不禁“咨嗟良久”。特别是招纳萧衍，尤其可以见出萧子良隐蔽的用心。在永明年间，王融曾说过：“宰制天下，必在此人。”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再就竟陵八友自身而言，尽管齐武帝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仅以文士目之，而他们自己却自视甚高，从不甘心以文人自居。沈约家世尚武4，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为此，他屡陈北伐之计，渴望得到朝廷重视。王鸣盛说：“文人轻躁急功名，如谢灵运亦有此陈请，王融之类也。”(《十七史商榷》)洵为的论。至于萧衍，政治色彩尤为浓郁。他的父亲萧顺之为萧道成族弟，曾协助萧道成创立霸业。齐武帝上台前曾对萧嶷说：“非此翁，吾徒无以致今日。”因之，当他即位后，对萧顺之十分忌惮，处处抑制，不使高居台辅。在这种背景下，萧衍只好先转投到萧子良门下，伺机东山再起。

    永明七年，应竟陵王教，沈约等作《高松赋》，特以“邹枚之客”自喻，又把萧子良比作梁孝王，比较含蓄地点出了拥戴萧子良，他们自己既是文士，同时又兼为谋士的双重含义。天下承平，他们是文士，积极从事文化活动；一旦有变，他们马上就能以谋士身分出现。最典型的事例可以举竟陵八友所参与的两次夺权斗争。第一次是永明十一年力争王位继承人的斗争。这年正月，文惠太子萧长懋死，是由嫡长孙萧昭业还是由武帝次子萧子良继位，是当时一件十分尖锐敏感的大事。《通鉴》载：“郁林王之未立也，众皆疑立子良，口语喧腾。”但是在这关键时刻，萧子良却失去了齐武帝的宠信。据史载，原因在于文惠太子死后，武帝检行东宫，发现太子“服御羽仪过于制度”，因此大怒，又以萧子良素与太子友善，却不启闻，“颇加嫌责”。结果，这年四月，继承人的地位确定为嫡长孙萧昭业。可以想见，萧子良及其谋士是不会甘心的。据《南齐书·王融传》记载，永明末，正值“虏动”之际，萧子良曾借机“于东府募人”，推荐王融为宁朔将军、军主。王融见时机来临，“大习骑马。才地既华，兼藉子良之势，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辏之。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为辅佐子良夺权做准备。这年七月，齐武帝病危，萧子良委派萧衍、萧懿、王融、范云、刘绘、王思远、顾之暠等为账内军主，夺取帝位之争一触即发。武帝死，王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使不得进，欲立子良”，彻底挑开了矛盾。范云等人也跃跃欲试。只有萧衍表现得非常冷静。他清楚地知道，竟陵八友手中没有实权，因为齐武帝早就说过，沈约、王融“不堪经国”，这样的文士虽有数百，“于事伺用”(《南史·刘系宗传》)。萧衍虽有谋略，却又深受猜忌。因此，八友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势力。再说，王融等辈虽自命不凡，但究其实质，在政治方面确如齐武帝所料，“才非负图”(《南史·梁本纪》)。当时，“太学生虞羲、丘国宾窃相谓日：‘竟陵才弱，王中书无断，败在眼中矣”。(《通鉴》)萧衍在一旁坐“视其败”而不予协助。正在僵持之际，素与文惠太子、萧子良不和的西昌侯萧鸾急奔云龙门，“排面入奉太孙登殿”(《南史·王融传》)，命左右挟出萧子良。一场宫廷政变就这样失败了。王融被杀，萧子良不明不白的死去，沈约、谢脁等也被排挤外任。惟有萧衍破例得到重用。在这场宫廷夺权斗争中，萧衍的向背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作用。萧衍为什么没有辅佐萧子良反而依附萧鸾(即齐明帝)呢?由于《南齐书》作于萧梁，故每有回忌，未能直书，所以显得扑朔迷离。但管窥蠡测，仍可推知一二。就萧子良而言，虽曾使得乃父有所失望，但他在齐武帝心目中的地位恐亦不低。《南齐书》本传载：“世祖不豫，诏子良甲仗人延昌殿侍医药。”可以看出，齐武帝对自己身后之事颇多顾虑。他似乎是想让萧子良辅佐嫡长孙以镇住他素不喜欢的萧鸾。再就萧衍而言，他一方面看出萧子良、王融辈之不足以成事，此外还有一层原因可以推知，那就是对齐武帝的不满。其父萧顺之不仅仅时时受到齐武帝的猜忌，而且他的死也与齐武帝有关。据《南齐书·武十七王传》载，齐武帝子萧子响为荆州刺史，杀台史，拒台军，武帝派萧顺之领兵平叛。据《南史·萧子响传》，子响被杀后，齐武帝颇为悔恨。萧顺惭惧成病，“遂以忧卒”。后来萧衍“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南史·梁本纪》)。正是这两重因素促使萧衍背叛了萧子良而投靠萧鸾麾下。当然，这时他已不愿再充当文士，而是以佐命之臣身分活跃在朝廷内外。一方面协助萧鸾篡立，另一方面暗暗扩充自己实力。先是任宁朔将军，镇守寿春；萧鸾称帝后，他又被命为冠军将军、军主，曾率军击退北魏进犯，从而赢得萧鸾信任，晋为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从此，他算是告别了文士兼谋士的特殊身分，而纯然以朝廷重臣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建武四年，北魏孝文帝亲率大军进犯雍州，萧鸾命萧衍前往应战。由于他率军英勇抵抗，阻止了魏军侵入，不久便被命为都督几乎六个州的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这次任命对萧衍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为日后代齐建梁首先在军事上奠定了比较可靠的基础。雍州为长江上游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直接控制着京城建康。萧衍驻守雍州后，随即开始着手准备第二次夺权斗争。特别是在齐明帝萧鸾死后，他更加快了夺权步伐。这次夺权不同于永明末，已经不是要扶持别人上台，而是要自立为帝。这时，竟陵八友中年长的沈约、任防、范云等见风使舵，遂纷纷转向萧衍，为之出谋划策。从上述情况来看，竟陵八友的活动显然不仅局限在文化范围，实际上，他们是把政治领域看作自己最终的落脚点。

    也许他们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时尚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他们都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可惜其时不与。本来，竟陵八友之一的萧衍当上了皇帝，其他诸友可以有机会在政治领域大显身手，但结果却并非如此。可以说，他们在政治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重要建树，而在文化领域却成就卓著，影响极为深远。竟陵八友在六朝江东文化史上的这种特殊际遇，是一个耐人回味的问题。

                                   三

    中国古代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北方文化系统；一是以老庄为代表的南方文化系统。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大文化系统经过长时间的较量，逐渐从对立走向交融，最终孕育出了秦汉大一统文化。但是到了东汉末叶，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文化又处于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公元280年，晋武帝统一中国。南北文化在经历近百年的隔绝后开始了第一次正面冲撞。当然，作为文化主体的南北士族在这次冲撞中的表现是颇不相同的。对北方士人来讲，他们是战胜者，文化心理上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南方士人恰恰相反，他们是战败者，时势将迫使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文化背景，过江北上，俯首称臣，其屈辱自卑之情不难想见。这种心理使得许多东南大姓如顾荣、蔡洪、陆机等在亡国后沉隐多年才肯出仕。有趣的是，东晋初年，渡江南下的北方士族也曾体验到了这种“寄人国土”的卑屈感，所以心理压力也不小。所有这些矛盾、冲突，在《世说新语》和《晋书》中多有记述。这些记述虽不能完全说明南北士人存在着什么水火不融的尖锐对立，但至少说明，由于多年地理上的闭塞，南北士人在文化心理、思想观念、价值标准以及处世态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化冲突不可避免。更有甚者，当时由文化冲突竟发展为军事对抗。《晋书·周处传》载，周勰等人曾纠集吴人以讨王导、刁协为名而起兵反叛。在这种情形之下，王导审时度势，力劝晋元帝不惜屈尊去笼络吴姓望族，“以结人心”。淝水之战后，司马氏和北方士族逐渐在江南站稳脚跟，南北士族的对立情绪也开始趋于缓和。不过，从《南齐书·丘灵鞠传》的记载来看，南北士族在心理上的隔阂至宋齐之际仍未完全消除，只是影响越来越小了。究其原因，在南北士族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竟陵八友文人集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竟陵八友的籍贯和门荫来看，他们本身堪称南北士人的典型代表：沈约，吴兴人；陆倕，吴郡人，同属东南望族。稍有不同的是，吴郡陆氏在魏晋时期声望最显，而吴兴沈氏则发迹于东晋刘宋年间5。钟嵘《诗品序》称沈约、谢脁、王融“三贤咸贵公子孙”(“咸”，通行本作“或”，此据吕德申《诗品校释》改)，说明齐梁之际，沈约已与王、谢子弟并称，可见其社会地位的提高。王融，琅玡人；谢朓，陈郡人，同属侨姓头等士族；萧衍、萧琛，兰陵人，系渡江后起士族；范云，南乡人；任昉，乐安人，亦为渡江大户(《三国志·王昶传》裴注称乐安任氏“世为著性”)。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他们彼此坦诚相待，汇聚西邸而成为挚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把竟陵八友的结交看作是南北士族从对立逐渐走向融合的缩影。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活动才会格外引人瞩目。加之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沈约、范云、任昉等对后进常奖掖提携，从而吸引大批南北文人学士，或酬赠往来，或追随依附，云蒸霞蔚，盛况空前。仅从南朝五史的有限记载来看，与他们交往的南北著名士人数以百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很多士人出身于豪门大家。譬如北人汝南周氏、东海徐氏；南人吴郡顾氏、陆氏等出身都较高。当然，也有一些门户较低的，如彭城到氏。不过，这样的士人所占比例毕竟不大。章宗源、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分别著录了很多与这些豪门大家有关的族谱家传之类的书目，足以反映这些家族的高贵门第。他们摈弃了以往的成见，不约而同地汇聚于西邸，来往揄扬，游宴赋诗，形成了一个以竟陵八友为中心的士族网络，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士族的融合。

    这种融合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南北士人在思想观念方面的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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