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来，儒释道三派为取得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而有过激烈争斗。晋宋以后，随着南北士人在思想观念上的通融，这种论争才渐趋平缓。他们所关心似已不是揭示三派之异，而是寻求其共同点。孙绰《喻道论》、宗炳《明佛论》、顾欢《夷夏论》是这方面的代表论著。南齐永明年间，以竟陵八友为主体的南北士人，徘徊于道论释典之间，出入于内外两教之际，加速了这种熔铸三派的趋势。素以儒学闻名的刘瓛与佛门弟子多所过从；以“长于佛理”著称的周顒又精通三玄；自称“吾门世恭佛”的张融又主张“道与佛也，迨极无二，寂然不动，改本则同”(《门律》)，临死又遗命入殓时要“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南齐书》本传)；道教徒孔稚珪在《答萧司徒书》中则认为佛道同源殊途，“理至则归一”。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萧衍集诸家之说，于天监初年明确提出了“三教同源”的主张，将持续近五百年的这场论争，以政治力量宣布暂告一个段落。

    思想界的活跃，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齐梁之间，以竞陵八友为代表的南北士人以浏览典籍为乐事，以勤奋著述为荣耀，撮要搜奇，研精覃思，在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上曾写下较为绚丽的一页。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以南齐为中心，在其前后曾有众多带有总结式的巨著相继问世，如《文心雕龙》、《诗品》被学界目为齐梁文学理论的双璧；《古画品录》、《续画品》及《书品》为书画理论的代表作；刘义庆编、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为轶事小说渊薮；僧祐编《出三藏记集》、《弘明集》是现存最早的佛藏编目和佛学论集；慧皎著《高僧传》是现存最古的佛徒传记；《昭明文选》、《玉台新咏》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道藏编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今已失传的总结式巨著，尤其多得不胜枚举。“这种总结式的大著作成批出现，标志着一个长期文化时代的开端”  (金克木《玉台新咏三问》，《文史知识》1986年第2期)。应当承认，南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除政治、思想以及经济的决定因素外，竟陵八友的活动确实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四

    在南北士族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他们自身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化。

    我集中考察了东南豪族在东晋南朝的兴衰际遇，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吴兴沈氏在政治上的衰微及沈约在文化上的振起为显著标志，东南最有影响的豪族都已纷纷弃武从文，先后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这里还须强调，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显然不仅限于东南豪族。事实上，时势业已把侨姓士族推向了这种转变的关口。琅玡王氏、陈郡谢氏、济阳江氏、汝南周氏等，晋代均属高门甲族，但在宋齐以后，其活动更多地趋向文史领域，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小。刘宋统治者汲取东晋“政出多门”的历史教训，为抑制世代阀阅势力，启用很多包括北府兵旧部在内的兵家将种来支撑自己的权力机构。耐人寻味的是，在齐梁之际，那些勇冠三军的武将后裔竟也紧步王、谢等渡江甲族后尘，相继加入到文人的行列。譬如平原刘怀珍的后人刘峻、刘杳，东莞刘穆之的后人刘祥，彭城刘勔和到彦之的后人刘孺、刘遵、刘绘、刘孝绰、刘潜、刘谅及到沆、到洽、到溉、到镜、到沼、到荩，河东柳元景的后人柳惔、柳恽等，无不如此。任防曾对梁武帝说：“臣常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书·到洽传》)虽然他指的只是到氏一家，但无妨认为，他无意中道出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南齐正是从“宋得其武”向“梁得其文”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里，上述武将后裔，或释褐起家于永明年间，或是萧子良西邸的重要宾僚，总之，他们大都与竟陵八友有着密切关系。涉世伊始，他们就置身在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南北士人所共同创造的文化氛围中，声歌征逐，诗酒流连，既深受永明文化的影响，同时又积极参与了永明文化的建设工作。他们正是以此为基始，引领了各自家族完成了这种由武向文的历史性转变。

    在对南北士族风尚的这种嬗变深感惊异之余，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南北士族为什么在晋宋以后“常恶武事”而纷纷转向文化士族呢?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东汉以来在选拔人才方面所实施的察举制度，首先推进了这种社会风尚的变迁。秦汉时期，许多文士多以武功相尚，这在《史记》、《汉书》中有很多例证。但是，汉末以降，这种风尚发生逆转，就是那些创立了赫赫战功的兵家将子也时常为人所轻。刘巴不愿与张飞共语，认为“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王睿以孙坚为武“官”，言颇轻之(《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晋武帝娶手下大将胡奋女为贵妃，却鄙视她为“将种”(《晋书诟妃传》)；王述不愿婚于桓氏，以为“兵，那可嫁女与之”(《世说新语·方正篇》)；丘灵鞠“不乐武位”(《南齐书》本传)；刘绘“常恶武事”(《南齐书》本传)是尚武精神逆转的典型事例。与此适成鲜明对照的是，魏晋以来，右文之风却日益强盛。就连起自行伍，“本无学术”的刘裕，在以文章相尚的时代，也要表现出“颇慕风流”的样子，本来书法素拙，却“纵笔为大字”以遮丑(见《宋书·刘穆之传》)，又“好清谈于暮年”(沈约《武帝集序》)，与士大夫每有辩难。郑鲜之虽“难必切至”，而刘裕仍“以此感之”(见《宋书·郑鲜之传》)。在他看来，自己能与士人谈玄论难，本身就是“尽人之意”的快事。以帝王之尊，刘裕却以自己素无学术而甚感缺憾。至于那些豪门甲族则多以能文而深为自豪(见《梁书·王筠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兵家将种欲厕身于上流社会，势必要依附风雅，涉猎文苑，藉此显示其文经武纬的济世之才。

    再从政治的角度看，统治阶级的积极倡导与其所推行的士族政策的制约，实际是促进这种鄙武尚文风尚形成的更直接因素。赵翼《二十二史札记·齐梁之君多才学》条，刘师培《中古文学史·宋齐梁陈文学概略》等书辑录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认为“齐梁文学之盛，虽承晋宋之绪余，亦由在上者之提倡”  (刘师培语)。此论诚是。不过，一种社会风尚的形成，统治阶级的舆论导向固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如果缺少某种制度上制约，这种舆论导向可以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但同时也不能排除被公众所普遍反感、甚至厌弃的可能。魏晋以来，特别是宋齐以后，许多士族所以鄙武尚文，乃至弃武从文，其实还决定于统治阶级对士族所采取的软中有硬的特殊政策。所谓软，是充分授予特权，不轻易侵夺。譬如享有免役特权，以至“百役不及，高卧私门”(沈约《上言宜校勘谱籍》)。对于士族的社会地位，当权者也尽量予以保护。路太后弟路琼之自以为不凡，前去拜访王僧达，没料想受到冷遇。路太后欲加罪僧达，宋孝武帝劝道：“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诣。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加罪?”(《宋书·路太后传》)齐武帝宠臣纪僧真请求武帝允许他作士大夫，武帝说：此事须由士族认可，“我不得措此意”(《南史·江夷传》)。士族享有某种特权，于此可见一斑。所谓硬，是尽量剥夺实权。最主要的办法是启用寒人执掌机要。刘宋时，中书通事舍人戴法兴威权在握，江夏王刘义恭虽录尚书事，但“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颜师伯、义恭守空名而已”(《宋书·恩幸传》)。南齐时，武帝宠信菇法亮、纪僧真，常说：“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南齐书·幸臣传》)。太尉王俭曾发牢骚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茹法亮传》)总管朝政的录尚书事，三公之一的太尉，权力却不及帝王亲信的中书通事舍人，士族被剥夺实权，于此不难推想。这些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抑制了门阀士族的从政特权，是由门阀政治向帝王专制过渡的一个必要手段。晋宋以后的这种权力的交替更迭，其实质是中下士族与高门甲族之间的权力较量。就高门本身而言，较量的结果，是使他们失去了王导、谢安执政时期所具有的政治雄心和军事实力。他们只能安于现状，设法保持既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譬如说区分士庶、查考谱牒等。除此之外，便是把大部分精力投放到文化事业中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门阀士族由武向文的历史性转变，实际标志着这一阶层统治权的严重削弱。尤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衰落的门阀士族为了寻求政治势力的庇护，不得不放下架子，趋奉新贵，婚于武将。谢灵运之孙谢超宗与张敬儿做亲家，谢脁娶王敬则女，王弘之子王锡嫁女与沈文季，等等，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不仅如此，一些没落士族如东海王源，甚至不再顾及士庶区别，与商人联姻(详沈约《奏弹王源》)。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些武将或富商有钱有势以后，也愿意与士族通婚，因为婚姻关系可以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社会地位。这种婚宦情形较之东晋确有极大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门阀势力的消长。

注  释

    1  竟陵八友开西邸的时间，《通鉴》系在永明二年。林东海《谢脁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驳之，以为在永明五年。日本学者韦占次以为在永明八年(见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艳诗的形成与沈约所引》，岳簏书社1986年版)。

    2  《梁书·萧琛传》所载萧琛享年有误，曹道衡、沈玉成先生《中古文学丛考》有专文考证，此不复述。

    3  沈约对儒家思想的信仰，拙文《士庶天隔，文心相通——刘勰、沈约文学思想异同论》(载《江淮论坛》1991年第4期)有所论述，可以参看。

    4  详见拙文《吴兴沈氏考略》，载《浙江方志》1991年第4期。

    5  详见拙文《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吴兴沈氏的衰微与沈约的振起》，《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