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一书通过对文学、文化、摄影等文本的话语分析指出了“超隐喻”这一专制等级结构体现在汉语思维中，导致我们表述时被潜伏背后的意识形态所遮蔽，“超隐喻”本身中夹带着“话语暴力”。“超隐喻”思想，走向了“汉语”的“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有力地解决了“解构论”在中国当下语境中“有效性”问题。
【关键词】 话语分析；超隐喻；汉语；在场形而上学
一、当下话语分析之“硬”与“虚”
当下话语被描述为“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确形象化地指出了当下话语形态中的“复杂”与“多元性”。这本是好事，特别是学界中不同声音与思想上的争鸣与交锋，必然有助于文化与思想的反思与提升。话语分析是当下文化形态中较为重要的一种理论潮流。只要我们稍加分析，今天任何流行的理论批评方式无不与“话语分析”有关。即使我们较为熟悉的“社会历史批评”也随着德里达的解构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齐泽克激进的“拉康式马克主义”等思潮，都离不开当下“话语”的分析。当下的任何理论与文化思考，似乎都是“话语分析”的结果。
但是，剥离了华丽多姿的文化外衣之后，我们发现，当下出版的理论著作，以及发表的大量论文，鱼龙混杂，观念陈旧。事实上，今天我们对话语理论的研究以及话语分析的运用仍然滞后，特别是在所谓的后现代语境中，我们对话语的制控能力仅表现为一种对西方话语的转述能力，并没有效地利用理论深入地阐述文化与文学中的“当下问题”，此时话语上的分析仅是一种“死搬硬套”，或者说，是完全脱离中国当下经验的一种西方时髦话语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话语概念展”。这种“照搬”理论显然对理论自身并没有多少建设意义。在我看来，移植与运用过程中的“失效性”，表现为当下话语分析中的“硬”与“虚”两种特点。
对西方理论话语的吸收与借鉴，有助于我们对当下文化现象与思潮进行可操作性的话语分析。在“吸收”与“借鉴”中，我们需要有一个对西方理论“史”整体把握，同时对我们吸收与借鉴的理论有比较深入的“钻研”，从而才能有效地分析与解决当下中国文化与文学存在的问题。但是，目前我们许多研究仅是对西方话语的一种简单移植，脱离了各自的文化语境，使得当下批评话语呈现出死搬硬套的“硬”。我们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理解能力，就像当下我们仅是非常浮浅地理解为周星驰“大话西游式”电影中对主流话语与日常话语的“颠覆”与“消解”。这种文化戏仿曾经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了解构作用，但是长期以往，就会“‘解’笑疲劳”，而且遮蔽了我们对解构论在当下文化语境中更深入的思考。已经渐为学界所认可的是，德里达解构论是基于对“西方语音中心主义”这一缺口展开的，而中国汉字是“表意文字”，所以解构论思想很可能在中国就是失效的。
当下另一种话语症候就是理论之“虚”。似乎言说或者表达了什么，但事实上由于观念陈旧，或者理论上的生硬表述，使得话语分析就显得较“虚”。
而藏策的新著《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的出版，则彻底地改变了这种“硬”与“虚”的局面。藏策有关“超隐喻”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学者在话语理论方面，已经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学术，从而第一次让中国学术在话语理论的建构上，走向了世界性的前沿。
藏策的理论超越，首先是建立在对国内学术现状的清醒认识上的。他在《超隐喻与话语流变》书中指出：
前些时不知从哪听来些后殖民的皮毛，如获至宝，便急不可待用到鲁记过身上去了，心想：王朔骂得，我便骂不得么？本想买个乖，结果出了丑，被学界着实抢白了一通。
另外，后殖民主义理论还有一处“致命伤”，那就是没有把中心/边缘、压迫/对抗的关系，放到实际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和压迫的关系中考察。[1]P276
由于不懂话语分析的相关方式，无法进入文本的深层加以解析，只好听任已有的“中心意义”（此种中心意义的建构过程，往往背景复杂居心叵测）的摆布。其结果是不仅无法提示其背后深层的权力关系，反而为这种权力关系所役使，不是除幻，而是制幻。[1]P85
……
针对当下的文化批评或者文本分析很容易沦为主观印象式的审美批评时，藏策同时指出：“印象式批评偏重主观感受，如果批评者确为学识修养极高之人，其‘主观’自然会不乏高见，如鲁迅的许多批评文章就是印象式的。但如果批评者学识修养不高的话，可就乏善可陈了，其批评之观点，往往也会流于偏见、习见或俗见。”[1]P266
如果藏策仅仅指出了当下话语因为“硬”或者“虚”而表现出来“失效性”，他的这种话语分析也可能滑入自己“印象批评”的粗浅或者“霸权话语”的危险之中，“难保不是一种对‘他者的想象’的想象”，[1]P278因而同样也是无效的。然而，他通过对一些现当代文学、当下文化、摄影等“文本”进行话语层分析基础上，才极其自信地批判了当下“文化症候”与“话语分析”中的“硬”与“虚”，指出了我们话语结构中的的“集体性失语”，导致此原因是是汉语中夹带的“超隐喻”结构。整本书都是依据这一思想，分析、解构各种文本，对“超隐喻”一话语中心展开批判。这一中心，恰恰说明了中国当下语境中夹带的或者隐藏的话语暴力。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可能用此暴力话语分析，在超隐喻这一话语结构中不自觉地走向了“超隐喻中心”，使话语自身显出表述时的“苟喘残息”的无力，或者“助纣为虐”式的阉割文化。藏策不无忧患地指出：“我以为如果不能将那些千百年来潜藏于汉语之中的‘超验隐喻’意识形态编码滤出，并加以置疑、解构的话，那么中国语境中的一切批评，都将注定无功而返。”[1]P84
二、“超隐喻”理论与“提喻”理论
综观全书，“超隐喻”这一范畴或概念的提出成为藏策进行语语分析的一把重要的理论钥匙。
藏策提出了“超隐喻”理论，并给出了“讽喻”这一方式。这些都是他在扎实的各种文本的基本话语分析的结果，才创造性地提出了“超隐喻”这一概念。我将他这种在话语理论分析与文本（书中提到的许多文学作品以及图像文本）通过细读创造性地提出的范畴与概念称为“话语之话语”，显然“创造”构成了它的精神实质。这些概念当然很切实地指出当下文化与理论中存在的话语症候。“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彻底改变，但语言以及刻铸在语言上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变换。五四运动命名白话代替了文言成为文学创作语言，便根据大多数研究，文言里的修辞，在部分仍旧保留在白话里。……这些改革并没有完全破除传统帝制的价值、意识形态与行为模式。因为价值与意识形态由语言夹带，是刻然在语言里的，而语言并不能一下子换新，它所夹带的价值也一直被内化、被我们接受为自然的一部分，因为也比较难破除。”[2]P55-56因此，藏策就汉语自身的思维，“提出自己的一个初步构想：汉语中与西方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最为接近的，乃是一种‘超隐喻中心’系统。”[1]P79
谈到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批判思想，必然要引用1966年10月他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宣读了那篇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提出种种质疑，开创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即“文学学”。 在对文本的细读或者话语的意识形态分析中，什么是符合中国当下语境的“超隐喻”呢？如同德里达在那个会上谈自己的“延异”这一概念一样，藏策同样对他的超隐喻给出了准确而深刻的理论宣言，——一种符合中国语境的、带有解构印痕且有效的批评策略——“超隐喻”，这段话他作为自己的理论钥匙多次用来分析不同的文本。我全文引用如下：
我（藏策）认为，汉字在其形成之初的“远取诸物”的造字（六书）过程中，“喻说”就是其主要的构成方式。甚或可以说，汉语的“文字学”又可视为一种“广义修辞学”。《周易正义卷七·系辞上》云：“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在卦象生成的过程中国，阳（一）/阴（--）是构成“四象”、“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的“中心符码”。汉字的造字过程其它也是一个由某些“中心符码”向“边缘字符”不断“喻说”的过程。而这种最初的中心/边缘关系又在宗法制的社会文化中不断地“生成转换”，按照尊/卑等级或曰中心/边缘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编码（符码化）。比如，日，月，示、且（示，且合之而为祖）等“超级能指”又通过一系列“天人合一”式的隐喻关系建构起乾/坤、阴/阳、天/地、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具有尊敬卑等级关系或曰中心/边缘关系的“超隐喻”（并非像西语那样是一种语音/文字的中心/边缘关系）。在这里，“天理”与“人事”的“超隐喻”中，“隐喻”已不再是某种“修辞”（古人所谓的“文”），而是成为了不容置疑不可追问的“天理人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不得僭越。[1]P217-218
超隐喻，在藏策看来，不同于西方的“过分符号化”，“‘过分符号化’与‘超隐喻’有着相近的地方，但我觉得它更适合分析西方文化，而对于有着漫长的专制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来说，用‘超隐喻’来分析更加贴切。”[1]P282“当然这种批判不应再是全盘否定，而是找出其中的‘超隐喻’编码”，以讽喻的话语方式瓦解之。”[1]P283藏策进一步解释道：“超隐喻，是‘超级’隐喻，或‘过分’隐喻的意思，而绝不是超出隐喻，或者‘超越’隐喻的意思。”[1]P281他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例，从解构与讽喻的角度，让我们更明白“超隐喻”在我们夹带的思维中的“因袭”与“积淀”。“秦始皇是专制（超隐喻）的产物，按现代价值观，绝对是负面意义的；但当其成为‘世界奇迹’供人参观时（原有意义被解构、讽喻）则是正面意义的；但它作为某种传统仍夹带在现代生活之中，如现代人大修陵墓及丧仪中的纸人纸马等（隐喻的，负面的），所以仍需要我们拆解它。如现代文明与火葬习俗的普及等，都已成为了它的‘讽喻’形式。”[1]P283
结合藏策对当下文学与文化的症候分析，正如前文指出，我们不难看出我们今天对西方的后现代语境在中国当下文化中的影响，很容易被简单财理解一种周星弛“大话西游式”的解构与消解，从而与话语的深度分析相背离。一笑之后，一无所有。周星驰的这种风格也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尽管这个过程也有解构性，这种情形也靠近西方的解构主义与“过分符号化”，但仅是一些很表面化的话语解构，并未能抵达话语的深层分析。比如，在藏策看来，“我们可以说，‘橄榄权’、‘思乡曲’之类的东西，与中国传统的‘故乡’观念之间，是隐喻的，而鲁迅的《故乡》与之构成的则是讽喻（反隐喻）的关系。”[1]P281但是如果换成了大话西游式的解构，这种“超隐喻”的批判力度就大大减弱，也与鲁迅当年的国民批判相背离。藏策在书中写道：
但要是鲁迅把什么“美不美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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