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我们不能完全认同周星弛式的解构方式，否则鲁迅对冷漠、麻木的在超隐喻背后的“国民批判”也就被话语自身消解了。对解构主义的浮浅理解或者故意回避，事实上是商业逻辑与大众文化消费用弱智、愚民的方式“掩盖罪恶的同谋与帮凶”。藏策借鲁迅的小说文本批判了当下的大众文化。这种话语分析精确且有深度，击中了当下话语分析中的“阿喀琉斯之踵”。

　　雅各布森说“诗是隐喻的艺术，散文是换喻的艺术”；此书藏策还创造了摄影理论中“提喻”这一个概念。在他看来，“摄影快门瞬间的把握，即是一种‘提喻’。”[1]P197 “提喻”用于摄影的话语分析中，为摄影进行话语层面的分析提供了可能。显然，视觉图像文化转型已经构成了当下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理论维度。“摄影是提喻的艺术”，观念之新，无疑使滞后西方一二十年的中国摄影理论向前推进了重要一步。

　　三、“话语分析”与“理论指向”

　　1952年，Zellig Harris写了一篇题为“Discourse Analysis”（话语分析）的论文，刊登在Language杂志上。此后，Discourse Analysis这个术语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一批研究者相继步入这个领域，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从个人研究的特点来看，许多从事话语分析的学者同时还研究其他领域，如：句法、语用、认知、机器翻译、人类学和社会学。也有许多学者进行学科的交叉研究，如：话语和语法、话语和认知、话语和交际、话语和语义等等。流派众多，思想复杂。西方学者McCarthy和Carter说：“人们一旦开始从话语的角度来观察语言，那么他的整个思想观念都将发生永久性的变化。”[3]本文指的“话语分析”，仅是从语言自身出发，不断解码，剥离语言背后的暴力结构，不断引出藏策提出的“超隐喻”思想。

　　话语分析，必然要与批判思维与话语创新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对死的语言的逻辑性语法肢解，它必须不断转化为一种发现，一种话语自身的建构能力有效地发现当下理论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度阐述给以问题以结构上的描述，剥离话语表象，抵达文化与理论更深层次上的理论关怀。话语表现出来的能力，即我们在充分对概念的“内含”与“外延”有着充分理解，构成主体性话语表达的能力。

　　话语理论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正是人们用以描述自身并回到自身的一种追问世界存在本质的勇气，不断给人的存在找到合理性的一种语言策略，不断物化为人类的种种思想。“理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时代”与“人”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一样，指向了我们对生命自身合理性的追问，从而呈现学者或者话语自身的思想高度。

　　藏策对汉语自身“夹带”“超隐喻”这一结构的发现，就体现了这一高度。为了更好的说明话语的生成性特征，我们试图将其描述为对“话语“的终极追问，它要求话语游离于话语而站在思想的高度对人自身语境的终极性思考，从而表现出话语自身的“差异性”与无限“生长性”可能。“话语”终极追问，具有未来学意义，没有完全终极的思想，它永远处于一种无法完结的“运思“状态，处在“延异”的过程之中。这与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它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勇气，也反映出思想自身消解与创新的精神。

　　话语层面高于制度层面。我们平时所习以为常的制度层面很容易隐藏着语言潜伏的暴力结构。所以应该在制度层面反思同时，更应该看重主体话语层面的反思，这样才有可能找出话语中存在的差异性。此书藏策在对一些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就较深入地体现出“超隐喻”这一思想指向，他不仅是指向话语可操作性层面，也是指向话语言说主体的反思，最终指向了对等级与专制性话语的批判与反思。

　　“主体性话语分析”，在学者身上体现为一种较为扎实与有责任感的批评精神，同时具备两个为最重要的特征，即“原创性”与“有效性”，结合话语本身的意识形态性，并指向有着自我指认与自我责任的一种意识形态深层解析。这种“分析”最终回归到“时代”与“人”的精神话题上来。藏策的探索与建构，让我欣喜于他在话语分析理论中自身建构的的高度与理论的张力。我们进行话语分析或者运用话语进行批评，我们需要的是原创性话语、有效性话语、有意识形态反思性的批判话语，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话语分析”。我们重视主体性话语的反思，文本层次或者参照理论层面的“话语”中超隐喻中心，稍有不慎便指向了等级专制的意识形态的窠臼中去。杰姆逊根据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每一个个体在这架机器中准备好了一个位置，唤出个体并且赋予它一个名称，然后通过自我形象或再现的形式，给个人提供一种抚慰性的关于整体的幻景，一种抚慰性的一致感。”[4]P281-282话语的“终极关怀”是学者自身独特与责任感的“意识形态”，是不得不表达的良心与责任，具有对抗、消解、颠覆、建构的编码功能，其表现为某种清醒与独立的“思想高度”。正如藏策说道：

　　“超隐喻”是我自创的一个词，它虽然看似修辞学术语，如，它是隐喻中的一种，但它所涉及的却远不止修辞学，而更多的倒是一种意识形态（并非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意识形态，拙作《摄影·批评·文化研究》中有详细说明）理论研究。我曾说过，“超隐喻”批判背后是意识形态的编码，说的就是意识形态的这种关系。如果从“俗套理论”的角度看，“超隐喻”其实它是一种“俗套”，不过却是一种特殊的“套话”。[1]P267

　　这种“俗套”与“套话”构成了“超隐喻”，本身消解了话语本身的表层意义，指向了意识形态性的反思与批判。一种基于中国当下文化现状与责任认同的文化忧思后的清醒反思与建构。所以，话语的终极关怀，是它们之间“相互指认”，也是“差异性”思考。这是话语分析最高的精神与思想指向。

　　四、“超隐喻”：“汉语”之“药”

　　“超隐喻”作为“汉语之药”，一方面因为汉语构成语言自身具有其合法性，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注意到汉语言背后夹带的等级专制性思维，它架空了言说语言的主体，使主体不过是“超隐喻”的代言人而已，与德里达解构论指向“西方语音中心主义”一样，藏策也指向了对“超隐喻”这一汉语“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谈到西方文字时，德里达将其形容是“柏拉图的药”，照我的理解是，“药”具有解救功能，也可能是一付“毒药”，因为自拍拉图亚里斯多德以来，“文字”不断丢失源初含义，不断滑入“西方语音中心主义”与“在场形而上学”。

　　“超隐喻”思想，将西方理论融入中国语境，成为分析当下中国文化等诸多问题的一把钥匙。他在解构主义的中国化探索方面获得了有效性。著名符号学专家学者赵毅衡教授认为：“‘超隐喻’这个概念，比李奥塔的‘元叙述’或‘宏大叙述’，比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都清楚明白，植根于中国语言的历史，更适合中国文化，很值得好好深思展开。既然西方的拼音文字，系词，名词变格，导致西方一连串的理论症结，那么中国的‘指事会意’文字，每个字包含隐喻，就应当催生自己的理论。”[1]P3

　　当代比较著名理论家斯洛文尼亚的斯拉沃热·齐泽克，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在两学科之间不断地渗透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话语分析，他在“从摩西十诫到人权”指出“在我们西方的传统中，这样一个创作性真实域的可仿效的案例就是犹太律法。请不要忘记，在犹太人的传统中，神圣的摩西律法是作为一种外在强加的、偶然的、创伤的经验——简言之，是一种‘制定律法’的一个不可能的/真实的物。”[5]P103“在康德的视野中，物是不可及的，是法则之外的空无，而法则—物似呈现为萨德的正面/康德的真理，这是一个荒谬的法则，它是物本身的法则。”[5] P126在拉康看来，“物在无意识体验的层面上呈现自己，表现为它已经制定法则……这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法则、专断的法则、圣贤的法则、记号的法则，在这个法则之中主体不能从任何地方得到保障。”[5] P125

　　可见，“宗教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到西方世俗世界中的“人权”层面。因此，在他看来，我们“把过去还原为随后的逆向改写，这种总体还原中消失的根本不是‘确凿的事实’，而是创伤性遭遇的真实域，它在主体精神机体中的结构性角色永远所向抵抗着其象征性改写。”[5]P103“因为我们最终‘是’那个我们正在讲给我们自己听的有关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精神僵局的解决办法在于对我们过去的叙述进行‘积极的’创造性地改写。”[5]P102藏策的“超隐喻”思想，是汉语之“药”，“一种外在强加的、偶然的、创伤的经验——简言之，是一种‘制定律法’的一个不可能的/真实的物”，同样也夹带着这样的“精神僵局”，同样需要我们“积极地创造性改写”。

　　对话语的分析一定要找出话语背后意识形态化的结构与形式。藏策的超隐喻思想便是这种话语批判与形式化的结果。诚如上文所说，藏策“超隐喻”思想，批判了我们汉语思维中的暴力与专制等级结构。但是如何破解这种超隐喻结构从而使我们真正成为话语言说的主体呢？。作者提出了“讽喻”这种“改写”方式。而德里达除了指出了至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以“语音中心为主”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是建立在大量对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人的不同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解构的路径，即“延异”的策略，具体路径包括延异、补充、播撒等。依照我本人对德里达思想的粗浅理解我们能否沿着藏策的超隐喻思想继续往下深挖，从而形成具有中国语境有效性的“解构主义”。“超隐喻”如德里达的“语音中心”，德里达针对“语音中心主义”，提出了“延异”哲学思想。藏策要打破这种超隐喻结构，同样可以从德里达的延异哲学中找到解构的。不过前者针对西方语音中心，后者针对汉语中心意识形态，即“超隐喻”。从以下几个角度是否可以“改写”超隐喻这一结构，建构汉语自身的“差异性”思维呢？

　　第一，讽喻。藏策有了很好地论述。“讽喻作为一种反隐喻，也是不能脱离其他三种喻说方式而独自存在的”。[1]P264讽喻，比如现在的恶搞，确实对超隐喻起到了非常强烈的破坏作用，但还远远不够，绝大多数恶搞文本，往往缺少“庄严”（即深度解构）的东西，致使读者与观众不能对其文本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恶搞“弄久”了也会形成俗套，比如现在的网络恶搞。

　　第二，创造语词。语词是组成语篇的单位。新的语词出现，必须有利于破解“超隐喻”这一结构。（1）旧词索源。通过对词源的补充，找出文字学源始丢失的意义，去展开话语的分析。如中国所谓的“小学”。（2）旧词新义。创设不同的语境，使旧词滋生新义。（3）新词新义。这种意义已经产生，只不过没有能找到合理的词语表达意义。正如“超隐喻”这个概念的提出，它本身的隐喻结构已经存在，创造一种新词可以让“超隐喻”让以前未能描述的模糊性思维可以进入话语分析层面。同时，重视在文艺类文本中创造新词，表达一种新的思想。特别是诗人写作中的表达，经常会创造“新词”来表达对世界的理解。

　　一个文本绝大多数由“语词”作为媒介而构成的，对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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