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刊载的凌佐义《十年来黄庭坚研究综述》一文，对1995年以前10年间国内黄庭坚研究进行了回顾与综述。1997—1999年的黄庭坚研究，在研究层面和方法上，又续有开拓和创新，共发表单篇论文23篇，有代表性的论文10余篇，为20世纪的黄庭坚研究划上了圆满的句号。现将三年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黄庭坚创作风格的研究

　　创作风格的研究仍为近年内黄庭坚研究的重点，约占这一时期论文的1／4强。
　　1。诗的创作风格
　　黄庭坚诗风生新瘦硬，已成为众口一词的评价。但山谷诸体，各备其妙，呈现多样性特征，已为世人所共识。胡元坎《试谈黄山谷的以文为诗》（《宁德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以山谷诗呈现的“点”的特征为研究点，梅俊道《黄庭坚后期诗作平淡简放的艺术追求》（《中国韵文学刊》1997年第1期）一文，则以点面结合的方式，着重对山谷诗的美学特征加以考索，论述中肯。
　　梅文在全面考察黄庭坚一生的创作道路的基础上，发现他对诗歌艺术的追求，前后期表现泾渭分明。文中采用了大量的诗例，从语言、意象、体势、音律四个方面考察黄庭坚前期诗歌新奇峭拔的风格和后期创作自然简约的艺术追求，并指出他在贬谪黔州之后的创作中，这一风格体现显著。语言简易而意蕴闲远，与前期之造语新奇、典故繁复不同；意象平淡而含至味，与前期之密集与深奥有别，可谓平淡而山高水深；体势平整自如，返朴归真，非前期之变化莫测；音律圆润流畅，舒卷自如，非前期之拗律频频。梅文认为黄庭坚乃“有意为之”，刻意改变自己的诗风。这种变化，与他创作思想前后期变化有密切联系，亦与他淡泊自守的人生态度一脉相承。鉴于此，梅氏将黄庭坚、王安石、苏轼三人后期诗作平淡自然的诗风作一横向比较，认为王诗力求平淡浑融的境界，苏诗乃以平淡之语抒旷达之胸怀，黄诗的淡泊更见情感的内敛及意境构成的自然。继而阐释“有意为之”的原因：“更加体现宋诗‘重意’、‘重主体’的精神，更加体现出宋人的意丰形枯、老到深沉、思深语淡的审美追求，是对宋诗面貌的进一步刷新，以致影响及后来的江西诗派。”
　　2。词的创作风格兼及词史之地位
　　黄庭坚以冠领江西诗派著称，其词终不免为诗风拂掠下的影子，在“似”与“不似”之间摇荡。80年代初，杨海明撰文肯定他在词史上的地位，却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只是在同类文章中有所涉及。关于这方面的单篇论文，近年来计有9篇，为世纪末黄庭坚创作研究的重中之重。
　　房日晰《黄庭坚词为“着腔子唱好诗”说》（《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直接契入山谷诗词复杂关系这一棘手问题，一方面肯定其诗于词的毋庸置疑、不可忽略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作出了清醒的一分为二的判断。从美学特征而言，黄庭坚的词是“对词的香艳题材与柔弱词风的背离”，“是诗的资质而非词的情调”；从思想内容而言，早期受柳永的影响，写了一些“香艳淫靡”的小词，后期则更多的是向诗的内容靠拢，表现“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友朋酬唱”、人生感慨。此外，“黄庭坚词在语言、格调、铸意上，多用作诗的路数，是能唱的诗”，实为词的“变体”，“对词的解放、开拓及豪放词的发展上，有承前启后之功。”
　　黄宝华《论黄庭坚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提出了与房文不同的意见。黄文认为，山谷词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其一是继承《花间》的传统，以词抒写男女间的相思爱恋之情、伤离怨别之绪；其二是突破了词的‘艳科’藩篱，表现人生的际遇和感慨，乃至哲理的思考。”从前者看，山谷词不但不是对柔弱词风的背离，亦不是词的变体，而是“本色当行”。只有从后者看，山谷才是“以诗为词”的革新家。并提出：代表山谷词成就与风格的是它的“雅词”，其妙处在于“能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审美范畴结合起来，找到一个互相切合的支点”。山谷词最有价值最有特色的东西正在此，刚柔相济，“豪放与婉约、骨力与情韵的融合”，因而在北宋词坛独树一帜。黄文对黄庭坚词的形式给与了足够重视，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在山谷词180余首的总目中辑出小令140首，占3／4强。黄氏推导其原因有二：小令去掉领字、衬字之类就是一首句式整齐的诗，“便于词人以诗法入词”；小令在语言上与民间口语有天然的联系，“适合采用口语入词”，“有助于形成质朴明快的风格”。这与山谷词艺术风格客观上达到了一致，黄氏推测是山谷“有意选择的一种结果”。
　　张文利《论山谷词》（《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则纯粹从词谈词，是一篇较有特色的文章。此文把山谷词分为艳词、贬谪词、咏物词、酬唱题赠词四种题材类型，说明黄庭坚对词的表现领域的拓展。张文把目光放在他的贬谪词上。不同于诗的创作，刻意于诗歌的创作和典实的运用往往会冲淡和掩藏心灵的轨迹。词可任情抒写，任性造情。山谷的贬谪词是他的处世哲学的反映：处逆境而不消沉、达人大观、随遇而安，更多的是谪居黔州苦捱时光、凄惶度日的生活写照。同时，也体现了山谷“于倔强中见姿态”的精神面貌。且进一步借助于文本研究，从山谷词中实词与虚词运用的手法等方面，论述其中体现的“外方直抒的情感表达”，“跃动而非静止的画面”等艺术个性。指出传统的寻章摘句的词学批评难以概括山谷词全貌，山谷在词的创作上的多方尝试本身就是山谷可贵的艺术努力。
　　房日晰《秦观黄庭坚词的异同与历史地位》（《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则从秦观与黄庭坚二人的异同比较中，来探讨山谷词风并推导黄庭坚的词史地位。房文从三个方面论述：①性格决定词风论。秦观逆来顺受备感压抑，性柔情细，“总是陷入悲愁哀怨而不能自拔”，形成“凄婉清丽”的词风；黄庭坚性倔情傲，以超然之态处理悲怨，为人旷达，因此词的主体性格突出，词风“瘦硬刚健”。②词人之词与诗人之词之别。秦词优柔婉转，多用白描，尽显自然本色；黄词感情峭拔，语言瘦硬，多用典故。③黄词“风格多样，创作上近乎全能”，却“依违于苏柳之间，未能大张旗鼓的在词坛上独树一帜”，缺乏重台戏。房氏将黄庭坚词归结为“旁溪水汉”，认为对待其词史定位“不可抹杀，亦不可拔高”。

　　二、关于黄庭坚创作理论的研究

　　1。关于黄庭坚的诗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关于黄庭坚诗学理论体系问题的争议颇为热烈，然终无定论。近年来却几近匿迹，惟存有关论文两篇：凌佐义《黄庭坚诗学体系论》（《九江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钱志熙《黄庭坚的诗学理论》（《文史知识》1999年第10期）。钱文认为，黄庭坚的诗论存在着“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修养论、创作论、风格论、功用观。黄氏诗论之所以在宋代就已失去被人全面认识的可能，原因有二：①黄氏诗论以语录体、品评诗的零散札记存在，难以排比归纳；②江西诗派后学截取了黄氏诗论的只言片语为拈花妙旨，却抛弃了源头。对于第一个原因，钱氏认为黄庭坚在创作上的新变与理论上的新变是一致的。黄氏早年对“法则规矩”的苦心追求和晚年提倡“平淡”、“大巧”是矛盾的辩证统一，“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回复到早年的艺术理想上去”。对于原因二，钱氏认为“在不同的传承者那里，黄庭坚的诗论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接着从黄氏诗论各条的特定语境推断山谷“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和“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宗旨，实质上讲述的是作家修养论：主张修道以事文，从刘勰“原道”“宗经”“征圣”三位一体的文道观而来，有明显的理学色彩。江西诗派后学恰恰截掉了这“形而上”的修养论的东西。而以法、意、神的统一为核心的诗歌创作论，在江西诗派片面地继承中汩没了全貌。因此，在历史的教训面前，钱氏呼吁以黄庭坚诗文集提供的材料为主要研究依据，折衷时人所录，以求恢复黄庭坚诗论体系的本来面目。
　　2。关于“夺胎换骨”
　　陈定玉《黄庭坚“夺胎换骨”法议》（《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5期）一文，避开笼统地认为“夺胎换骨”乃一时创作中继承与创新的普遍规律说，从创作发生学、诗歌发展史及信息论美学角度寻找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并据杜甫以下八位诗人和词人的成功实践加以佐证。陈文认为，“夺胎换骨”说的提出，恰恰在有唐以降的宋代，“而不是更早或更晚，决不是偶然。”宋人在唐诗高潮后隐现的“诗歌有限的新变余地和无限的新变欲求的尖锐矛盾”中，几多困惑，几多无奈。按信息论美学的说法，“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可理解性与独创性成了反比例关系。”“夺胎换骨”“因其‘陈熟’的一面而具有可理解性”，“因其‘生新’的一面而具独创性”，一旦成功，“可以使作品的可理解性和独创性得以结合和统一。”
　　莫道才的《黄庭坚论杜甫》（《中国韵文学刊》1997年第1期），则从黄庭坚对杜甫的认识剖析黄庭坚诗学理论的真实性。黄庭坚对杜甫的研究，来源于他对杜甫的钟爱，一种敬仰与痴迷的钟爱。黄对杜的敬仰，除了亲自为杜诗作笺注外，更是在贬谪黔州“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处境中体味到杜甫思想的博大精深。他的痴迷也别具特色。在作诗论文时杜诗不离口，在书法的妙悟中联想到杜诗，亦能在杜诗中读出画来，甚至在谈及日常生活时以杜诗为证。如此爱恋和痴醉的境界非一般人所有，真真乃一介书生笃物情深的典范。黄庭坚推崇杜甫后期诗作，也主要学习杜甫后期的诗风。首先从杜诗内容的博大精深接受老杜忧国忧民、民胞物与的情怀，关注他的思想和人品。其次论杜甫的“点铁成金”与“无意为文”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陶冶万物”，找到去“陈言”的根源。再论杜甫的“不烦绳削”与“大巧”，是出于形式而超越形式的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

　　三、关于黄庭坚思想的研究

　　学术界已认同黄庭坚的思想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白政民撰写的《黄庭坚的禅宗思想及禅宗对其诗歌的影响》（《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代表了这一研究的继续（可参看其姊妹篇《论黄庭坚的道家思想及道家思想对其诗风的影响》，《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白文从黄庭坚的家庭、个人禀赋与学养、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仕宦遭遇中寻找根源。文中指出，黄庭坚的家乡江西在唐宋时期是南宗禅的滋生与繁衍基地，禅院林立，香火弥漫。且黄的祖母和兄弟皆习禅。生活在这样有着浓厚宗教气氛的环境中，禅宗给与黄的亲切感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形成。加上学道参禅在宋代是士大夫文人的一种习尚。“文人士大夫读佛典，参禅并与禅僧来往，成为儒佛理论融合的必要实践之一。在社会时尚的影响下，黄庭坚用禅宗的思维方式研读儒家经典，又从儒家思想出发，圆融禅学。这种研习思想，及他涉猎的佛典和交往的名僧，使得禅宗影响深入到黄庭坚诗歌创作的内髓。”该文认为禅宗重内省、在俗超然、随缘而安的因子融入了黄庭坚的思想，影响其诗歌理论：①由遍参入于顿悟，强调诗出自然，不可强作，论诗首先必须治心；②讲求“句中有眼”；③“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影响其诗歌创作则表现为运用词语及典故上喜用佛家禅语，并着意在诗章出人意料的转折中求得诙谐与风趣。影响其诗歌章法，则讲究草蛇灰线，句断意连。白文在考察山谷的身世与时尚的过程中，客观地展示山谷与禅宗关系，以描叙性的笔法探求山谷诗的特质，方法可鉴。
　　此外，胡可先的《黄庭坚词系年考证》（《文献》1998年第4期）、史增民的《论黄庭坚创作训练法的现代写作学意义》（《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等文，也各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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