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是中國古代小說最受關注的題材。《莊子·逍遙遊》云：“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陸德明音義云：“齊諧，戶皆反，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志怪，志，記也；怪，異也。”《列子·湯問篇》也有類似的說法：“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志怪之作，《莊子》謂有齊諧，《列子》則稱夷堅，並且將他與大禹與伯益聯繫起來。大家知道，“古今語怪之祖”（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論下》）的《山海經》，向來就被視為大禹和伯益的作品：
　　
　　《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巢于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劉秀《上〈山海經〉表》）
　　
　　《左傳》宣公三年，還記載了王孫滿對楚子的一段話：“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在這段話中，“物”字共出現了三次：第一次曰“遠方圖物”，杜預注云：“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第二次曰“鑄鼎象物”，杜預注云：“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第三次曰“百物而為之備”，杜預注云：“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佑”。
　　
　　從“世豈知有此物哉”，到“類物善惡，著《山海經》”，深刻地揭示了“怪”的觀念與客觀存在的“物”之間的關係。怪，首先是物；不過，對於人來說，它們是異己的物，不熟悉、不瞭解的物。因為不熟悉，不瞭解，就不免會產生神秘感恐懼感。螭魅罔兩，都是山川之間的精怪。遠古時代的人們，經常要到川澤山林中去捕漁打獵，難免要碰到種種奇怪的“百物”，王充在《論衡·儒增》中指責“金鼎之器，安能辟奸”，說：“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神奸乎？”乍看起來是很“唯物”的，其實恰是誤解了鑄鼎象物的本意。楊慎撰《山海經後序》，則以為禹鑄九鼎是“《山海經》之所由始”，他說：“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成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輶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以為恒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說得倒是很有道理的。
　　
　　總之，遠方圖物也好，鑄鼎象物也好，都是出於一種功利的目的，即讓人們事先能夠認知種種奇怪的“惡物”“神奸”而“逆備”之：趨利避害，恰是人的生存本性所驅使，目的是為了妥善地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史記·留侯世家》云：“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司馬貞《索隱》：“物，謂精怪及藥物也。”說明在司馬遷的理解中，物的概念，是先於鬼神而存在的，因而是唯物主義的。
　　
　　但是，“志怪”由《莊子》、《列子》的寓言，變成真正小說實體的專名，卻有賴於東晉時期以“志怪”為小說專集名書的小說作家群的出現；他們在短時期中推出了一大批志怪小說集，幾乎將整個社會裹挾而去，由此而造就的極大聲勢和掀起的空前熱潮，使人們不得不正視“志怪”這一文學現象的煊赫的存在。遺憾的是，這批作家雖然人數極夥，但他們的作品集卻幾乎統統亡佚不傳了，後人只能從史書和目錄書的著錄中，得知它們的存在，並從後世的若干類書裏，窺見其中的部分佚文。如《曹毗志怪》，晉曹毗撰，清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入子部小說家類，魯迅《古小說鈎沉》輯得一條；《殖氏志怪記》，晉殖氏撰，《隋書·經籍志》入史部雜傳類，《古小說鈎沉》輯得兩條；《孔氏志怪》，晉孔氏撰，《隋書·經籍志》入史部雜傳類，《新唐書·藝文志》入丙部小說家類，《古小說鈎沉》輯得十條；《祖台之志怪》，晉祖台之撰，《隋書·經籍志》入史部雜傳類，《新唐書·藝文志》入丙部小說家類，《古小說鈎沉》輯得十五條，等等。還有《太平御覽》所引，有《志怪》、《志怪集》、《許氏志怪》和《雜鬼神志》；《玉燭寶典》所引，有《志怪》、《雜鬼怪志》；《太平廣記》所引，有《志怪》、《志怪錄》；《北堂書鈔》所引，有《志怪集》、《雜鬼神志怪》（一本無《雜鬼神”三字），等等，均不見有書目著錄，魯迅在《古小說鈎沉》中共輯得二十條，無以歸類，只好總其名曰《雜鬼神志怪》（參見袁行霈、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書目》）。
　　
　　
　　二

　　在這批志怪小說中，究竟是誰第一個採用“志怪”來作為書名的呢？由於材料的匱乏，要弄清其間的先後次第，將是非常困難的。這裏只能從現有的材料出發，作一點大致的推測。
　　
　　首先，從種種跡象看，曹毗很可能是一個起過重大作用的人物。曹毗，字輔佐，譙國（今安徽毫縣）人，是這批志怪作家當中唯一被寫進《晉書·文苑傳》的人物。曹毗的高祖是魏大司馬曹休，父曹識當過右軍將軍。曹毗少好文籍，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為佐著作郎。後因丁父憂去職，服闕後，遷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時桂陽張碩為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並《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為此，他還寫了一篇《杜蘭香別傳》、《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和《太平廣記》收有此傳的片斷。他又著《揚都賦》，亞於庾闡。累遷尚書郎、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下邳太守，所著文筆十五卷，傳於世。據《藝文類聚》卷七九引《杜蘭香別傳》：
　　
　　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年十六七，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萓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游雲霄際。眾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飄輸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復來，作詩曰：“逍遙雲漢間，呼吸發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二枚，欲留一，不肯，令碩食盡。言：“本為君作妾，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蘭香降時，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藥為消摩。
　　
　　按，建興為晉湣帝年號，建興四年為公元316年。 又《晉書》卷二三《樂志下》云：“太元中，破苻堅，又獲其樂工揚蜀等閒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文後載曹毗所造宗廟歌十一首，起高祖宣帝，迄哀帝，可知其於太元四年（379）破苻堅時尚在世。王國寶曾在文帝前稱王珣為“當今名流”（《晉書》卷七五《王湛傳》附《王國寶傳》），曹毗在當時文壇的地位和聲望，尤當上之。《晉書·文苑傳》史臣贊曰：“曹毗沉研祕籍，踠足下僚，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祕籍”一語，據張衡《西京賦》“匪唯觀好，乃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說明曹毗所沉研的秘籍，當亦與小說有關，可見他於神怪之說確有特殊的愛好。薦舉他為佐著作郎的蔡謨，也是一位神怪故事的主角，劉義慶《幽明錄》就有幾條關於他的怪異故事。其一曰：
　　
　　蔡謨在廳事上坐，忽聞鄰左復魄聲，乃出庭前望，正見新死之家，有一老嫗，上著黃羅半袖，下著縹裙，飄然升天。聞一喚聲，輒回顧，三喚三顧，徘徊很久。聲既絕，亦不復見。問喪家，云亡者衣服如此。
　　
　　又一曰：
　　
　　某郡張甲者，與司徒蔡謨上有親，僑住謨家，暫數宿行，過期不反。謨晝眠，夢甲云：“暫行忽暴病，患心腹脹滿，不得吐痢。某時死，主人殯殮。”謨悲涕相對。又云：“我病名霍亂，自可治也；但人莫知其藥，故今死耳。”謨曰：“何以治之？”甲曰：“取蜘蛛生斷，取腳而吞之，則愈。”謨覺，使人往甲行所驗之，果死。問主人，病與時日，皆與夢符。後有患干霍亂者，謨試用，輒差。
　　
　　處在這樣的氛圍中，曹毗以“志怪”命名其書，是很自然的。他的地位和聲望，使得他的做法，得到了文壇的廣泛響應，以至於形成了一股仿作的熱潮，是完全可能的。
　　
　　可惜的是，曹毗的《志怪》、《隋志》、《唐志》都無著錄，至少在宋代已經亡佚。《志怪》的佚文，只有魯迅從《初學記》、《太平御覽》、《草堂詩箋》輯得的一條，其文如下：
　　
　　漢武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胡人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乃知朔言有旨。
　　
　　此條佚文，今本《搜神記》卷十三亦收錄，雖然汪紹楹在考訂時指出：“本條未見各書引作《搜神記》。其文句又與他書引曹毗《志怪》、《幽明錄》全同，疑非本書。”但《三輔黃圖》卷四引《關輔古語》亦見之，可見非曹毗的手筆。這樣一來，曹毗《志怪》的原貌，就完全無法窺見了。從現有的材料出發，我們至多可以推測說，曹毗可能是較早採用了“志怪”為自己的小說集的書名的人，並可能對一大批“志怪”小說集的湧現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
　　
　　曹毗之外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就是祖台之。祖台之，字元辰，范陽薊（今北京城西南）人，一說范陽遒（今河北淶水縣北）人，是祖沖之的祖父。他在東晉孝武帝太元時（376—396）為尚書左丞。太元末（395），中書令王國寶索驕貴，曾在驃騎參軍王徽的宴會上“使酒”，怒祖台之，攘袂大呼，至以盤酸樂器擲之，而祖台之竟不敢言。此事為褚粲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怯弱，亦非監司體，並坐免官（《晉書》卷七五《王湛傳》附《王國寶傳》）。安帝時（397—418），官至侍中、光祿大夫，著有文集十六卷。
　　
　　祖台之著《志怪》二卷，《隋書·經籍志》入史部雜傳類，《新唐書·藝文志》入丙部小說家類。《志怪》書中，記有隆安（397—401）中事。他和曹毗是同一時代人，他們都是現今已知的最早以《志怪》命名自己小說集的人。
　　
　　同曹毗《志怪》散佚殆盡相比，祖台之的《志怪》還算是幸運的，散見於各類書的佚文，《古小說鈎沉》輯得十五條，頗有研究的價值。其中關於物怪的九條，關於鬼神的四條，關於人的二條。這個比例，大體上反映了此書以物怪為主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