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寫物怪而引申出政治上的深意的，有《東方朔》：
漢武帝與近臣宴會於未央殿，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陳。”乃見屋梁上有一翁，長八九寸，拄杖僂步，緣柱而下，默而不言；因仰首視殿屋，俯指帝腳，忽然不見。東方朔曰：“其名‘藻居’，兼水木之精，春巢幽林，冬潛深河。今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於帝。曰仰視宮殿，殿名未央，訴陛下方侵其居宅未央也；俯指陛下腳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于此，不願再造也。”上為之息寢宮之役。居少時，帝親幸河渚，聞水底有弦歌之聲，又有善芥。須臾，前梁上老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垂藻，甚為鮮麗，淩波而出，衣不沾濡。帝問曰：“聞水底奏樂聲，為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止息斧斤，得全其居宅，不勝嘉歡，故私相慶樂耳。”
此條《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引《幽明錄》亦有，而文句較詳。唯東方朔所云“其名為藻，水木之精也”（《太平御覽》所引，“藻”下有“兼”字，《古小說鈎沉》以“藻兼”為其名，似不妥），脫一“居”字，當以祖氏之《志怪》為原本。兼水木之精的藻居，身長只有八九寸，但卻能“春巢幽林，冬潛深河”，是一個本來生活得十分適意的精怪。人間帝王的頻興宮室，無端地侵擾了它所代表的大自然生靈的安寧，也破壞了生態平衡，發展下去，便演變為一個關係到人類自身命運和前途的嚴重問題。小說不採用慷慨陳言的方式，而借用“仰視殿屋，俯指帝腳”這種啞謎般的手勢動作，來寄寓勸諫的意思，正可謂主文而譎諫。而其後又寫武帝聽到水底相慶的音樂聲，更是充滿詩意，不啻是一篇用神怪的藝術形式進呈給在上者的委婉而含蓄的疏奏。
《千里牛》不是神怪的故事，但卻別有深意存焉。兗州去京師五百里，苟晞欲以珍異食品貽都邑親貴，慮經宿之間，不復鮮美，有人以千里牛進之，旦發而日中即到京師，取答書還，至一更始便達。這種速度驚人的千里牛，堪稱牛中的優良品種。對於此種優良品種，正確的做法是加以馴育，並繁衍培育更多的後代；但苟晞其人卻不取此，“以其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殺而觀之，亦無靈異，惟雙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著肉裹，故外不覺也”。一種極好的良種牛，就在愚蠢和好奇心的驅使下，被無端地殺害了！作者對於人類所做的諸如此類的蠢事，無疑是寄予了極大的憤慨和惋惜之情的。
曹著與廬山夫人的故事，則是祖台之《志怪》中神鬼故事中的極出色者。今本《搜神記》卷四《建康小吏》條亦有關於曹著的簡單記載：“建康小吏曹著，為廬山使所迎，配以女婉。著意不安，屢屢求請退。婉潸然垂涕，賦詩序別，並贈織成褲衫。”汪紹楹校注本謂：“本條未見各書引作《搜神記》。”則是否為《搜神記》原本，亦有可疑。而祖台之《志怪》則較為詳細周密：
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為設酒饌。金烏啄罌，其中鏤刻奇飾異形，非人所名；下七子盒盤，盤中亦無欲間常肴敉。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見。婉見著欣悅，命婢瓊林令取琴出，婉撫琴歌曰：“登廬山兮鬱嵯峨，晞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靈波，欣良運兮áｎｇ暘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雲龍會兮樂太和。”歌畢，婉便辭去。
建康小吏曹著，為廬山使君所迎，配以女婉。著形意不安，屢求請退；婉潸然垂涕，賦詩敍別，並贈織成褌衫也。
曹著不過是建康小吏，他被廬山夫人看中，又得到女婉的愛幕，本是極為幸運的事，但作為一個小吏，曹著在這種非分的、出於望外的幸運面前，卻表現出一種惶惑不安、不敢自是的心態，屢屢自己求退；作為神女的女婉，面對男方的怯弱，卻不能過分強求，只能以萬分悲涼的心情，賦詩贈別。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寫得非常優美，充分顯示了祖台之的文學才能。
四
孔氏《志怪》是另一個可以考出作者的作品。《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著錄有《志怪》，注云：“四卷，孔氏撰。”《新唐書·藝文志》入丙部小說家類，改題《孔氏志怪》，《藝文類聚》則作《孔氏志怪記》。《太平廣記》卷二七六引“晉明帝”一則，注云：“出孔約《志怪》。”由此可知孔氏名約。《世說·排調》劉孝標注引《孔氏志怪》干寶感父婢復生而作《搜神記》之事云：
干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此條為《晉書》所采，入《干寶傳》，其文曰：“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子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與孔約《志怪》大致相同，唯嫁而生子一事，則為《晉書》所加。可知孔約之書作於《搜神記》之後，也是受干寶之影響而較早使用“志怪”為書名的人之一。
《孔氏志怪》，《古小說鈎沉》據《世說新語》劉孝標注、《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廣記》等輯得十條，其中《盧充》見於他書，《落頭民》一條，《酉陽雜俎》原注引《于氏志怪》，則為魯迅所誤收。屬於孔約自撰的，大致不脫博物的範疇，如《楚文王》：
楚文王好田，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俄爾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颻鮮白，而不辨其形。鷹於是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眾莫能知。有博物君子口：“此大鵬雛也，始飛焉，故為鷹所制。”乃厚賞獻者。
較有趣味的是《謝宗》：
會稽吏謝宗赴假吳中，獨在船，忽有女子，姿性妖婉，來入船。問宗：“有佳絲否？欲市之。”宗因與戲，女漸相容，留在船宿歡宴。既曉，因求宗寄載，宗便許之。自爾船人恒夕但聞言笑，兼芬馥氣。至一年，往來同宿；密伺之，不見有人，方知是魅，遂共掩之。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得二物，並小如拳。以火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日方悟，自說：“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湣，小者名道興。”既為龜，送之于江。
“絲”和“思”同音，典出《詩經·氓》：“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句。“欲市佳絲”，這一在求愛過程中伺探對方態度的具有高度文明色彩的隱語，竟然出自雌龜之口，是令人讚歎的。人與龜的溝通與結合，生了兩子，已是很大的怪事，但謝宗仍悲思不已，可見感情之深。“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湣，小者名道興”的話，很可能出於譏刺，不排除有拐著彎兒罵人的用意。如能查到其時有名道湣、道興的人物，就可以弄清原委了。
《華佗》寫後漢末有一人腹內痛，臨終，敕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言，剖之，得一銅鎗，容可數合。這是屍體解剖的較早記錄。而某人敢於主動提出死後剖屍的要求，這種精神也是很了不起的。
五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上）》中說：“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訖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其書有出於文人者，有出於教徒者。文人之作，雖非如釋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為小說，蓋當時以為幽明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敍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魯迅這樣說的用意，是為了突出“傳奇”的地位。他說：“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托諷喻，以紓牢愁，談禍福以寓勸懲，而大歸則究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其實，昔之志怪小說，並非“傳鬼神而明因果而外無他意”，相反，志怪小說，連同它背後隱藏著的神怪觀念的產生，都不是用“宗教迷信”一類的簡單判斷所能解釋的，而是有著更為深刻的認識論的原因的。神怪觀念的基本來源是“有”，即客觀世界（大自然）的“外物”：但這種觀念一旦發生，就逐漸向“天人合一、萬般有靈”的方向昇華，又由“有”轉化為“無”——非人生非現實的彼岸世界。正是從這一角度，志怪小說以自己獨有靈氣，顯示了它是一種與大自然息息相關的文學，並在描繪人與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它的要點有三：一，認為人與外物應該相互溝通；二，認為人與外物之間可以相互變化；三，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單個人內心的狀態，應該在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中得到調適。在相當程度上，志怪小說扮演了自然界代言人的角色。它道出了大自然有其自身的規律和法則，指出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不是征服與被征服、主宰與被主宰的關係，而是相互依存的關係，這一“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東方式的思想，描繪出人與自然不可割捨的崇高境界，貫串於其中的倡導保護環境、愛護野生動植物的觀念，是極其可貴的。從根本上講，它們實際上來源於人類對於天地萬物、亦即整個自然環境的關注，這正是它的獨特價值所在。
同時，“志怪”與“傳奇”兩個概念的構辭法是完全相通的：“志”的是“怪”，“傳”的是“奇”，二者都是從題材上著眼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裴鉶《傳奇》“其書所記皆神仙怪譎事”，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謂“裴鉶著小說，多奇異而可傳示，故號‘傳奇’”，都是從題材的角度對此書作出的評論。唐人創作的小說，固然有著“篇幅曼長，記敍委曲”的種種優點和長處，但仍“尚不離於搜奇記逸”（魯訊語），而先前志怪小說，也絕不是毫無文采與波瀾可言，與唐人小說相比，充其量無非是低級階段與高級階段的關係，我們是不應該將二者對立起來的。
【説明】文章取自人大複印資料網絡版，已自校訂一過。間有明顯訛脫之字，已據文義徑改，復取《古小説鈎沉》正字若干。至於《兩般秋雨齋隨筆》、《新唐書·經籍志》之類，恐係筆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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