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时局特别混乱、思想十分活跃的魏晋时代，文士嗜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魏晋文士对酒的不同态度和格调，折射出魏晋文士对生命的“三度”追求：饮酒远祸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长度；饮酒行乐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饮酒体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魏晋文士的生命旨趣虽然弥漫着酒的醇香，但是，沉醉的灵魂却挥不去死亡威胁的阴霾，潇洒的风姿总流露出痛苦挣扎的影迹。这别有意味的嗜酒之风，不仅在中国文人心灵史上留下倩影，也为中国文学史、哲学史和美学史凭添了永不消褪的魅力。

【关键词】 魏晋； 嗜酒； 生命； 享乐； 境界

　考察魏晋文士的生活风貌，可发现嗜酒之风尤为盛行。孔融追求“座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卷七十《孔融传》)，［1］曹操高唱“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更有曹植“饮酒不节”（卷十九《 曹植传》），［2］阮籍“酣饮为常”（卷四十九《阮籍传》），刘伶“唯酒是务”（卷四十九《刘伶传》），陶潜醉“则大适融然”（卷九十四《陶潜传》）。［3］前有建安七子，“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4］后有竹林七贤，“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任诞》之二十三），[5]饮酒“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征”。[6]关于魏晋文士嗜酒的史料十分丰富，仅《世说新语·任诞》五十四条中，就有三十余条与饮酒有关。在时局特别混乱、思想十分活跃的特殊环境中探查魏晋文士的嗜酒风尚，不难发现，酒之于魏晋文士，已超越了它的物质属性而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意义。魏晋文士的醉乡日月，闪烁着生命智慧的理性之光，折射出别具特色的生命旨趣。
　　
　　一、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远祸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长度

　　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饮酒沉醉以远祸全身，实为魏晋文士的独创，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这种嗜好或托词的风行，一方面源于魏晋文士生命意识的彻底觉醒，另一方面是因为魏晋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恐怖。
　　中国文士生命意识的觉醒，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早在《诗经》时代，《唐风·蟋蟀》就曾发出“今我不乐，日月其迈”[7]的感慨。只不过这种关注个体感受的声音，被长期湮没于注重群体发展的儒家思想潮流之中。尤其在罢黜百家的汉代，儒家的道德伦理成为士人的行为准则和人生动力，文士们在对大一统政权的依附中找到了亲近感、归属感和责任感。但到了东汉末年，腐败失据的政治和动荡失序的时局，使儒家思想失去了统一人心的基础，血腥杀戮、无端坐监、党人事件，使得文士的心灵产生裂震，对朝廷和君王的情感由亲近走向疏离，他们的视野也由“大我”逐渐转向“小我”。这一转变，使汉末的文士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恐惧和茫然之痛：“人生天地间，勿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今日良宴会》），“卜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8]……高频出现的“忽”、“寄”、“尘”等字眼，反映出觉醒的文士面对短暂的生命所生发的何等的慌恐、哀痛和悲凉！
　　这种生命觉醒之后的惊慌哀痛，被魏晋文士历史地承接下来。而且，由于社会的离乱和政坛的血腥，更加深了他们对生命的体认。汉末魏初，军阀混战不已，生命犹如草芥。南征北战的曹操就感慨:“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全三国文·军憔令》）[9]建安时代的文士们，大多生于乱世长于军中，亲历生命毁灭的惨烈，震撼于人类生命的脆弱。他们的诗歌表现出比《古诗十九首》更为浓烈的忧生之情：“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行歌》）。“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曹植《赠白马王彪》）。“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为称百年寿，谁能应此录。低昂倏忽去，炯若风中烛”（陈琳《室思诗》）。“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之八十二）。[10]如果说汉末文人用“忽”、“寄”、“尘”等字眼，表达他们的生命短促之感。那么，建安诗人则用“朝露”、“影响”、“风烛”等语词，反映出生命的极端脆弱。兵祸之外，疫病数起，士人雕落，王粲等一批文士就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一次瘟疫,建安七子损失其四。中原一带，家家有伏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声。另一方面，政坛日益险恶，政权频繁更替，而每一次政权的更替都伴随着血腥屠杀。司马氏夺权前后屠杀了曹爽、夏侯玄、何宴等数千士人，造成“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卷四十九《阮籍传》）[3]的恐怖局面。据冉昭德先生统计，《文选》中有三十四位作家被砍头，占其全体作家（130人）的四分之一强。《世说新语》中出现“哭”、“泣”、“亡”、“死”等字总计一百四十四次之多，可见血腥恐怖的现实给魏晋文士造成的心灵伤痛。而当文士们面对自己活生生的同伴转瞬间人头落地的残酷现实时，他们就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助，甚至产生灾难可能随时降临自己头上的恐怖心理。“常恐天网罗，忧祸一旦并”(何晏《言志诗》)，“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之三十三），这是魏晋文士恐怖心理和性命之忧的直接表白。
　　经历了生命意识的觉悟、生命脆弱的体认和朝不保夕的惊恐，魏晋文士终于明白，任何精深理论都阻挡不住死亡的脚步，任何高远目标也替代不了死亡的结局。因而，魏晋文士在自全心态作用下，表现出远祸全身的智慧和自觉。罗宗强教授以竹林名士向秀为例，分析指出：“向秀入洛所带来的一种心理倾向，便是不婴事务，依阿无心。如果说，在向秀这是一种心路历程的艰苦转变的话，那么晋国始建之后名士群体的依阿无心以求自全，则是一种自觉地选择。”[11]沉醉于酒、疏远世事以远祸全身，就是魏晋文士觉醒后保护生命长度的智慧选择。“本有济世志”的阮籍，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多次因酒避祸，“文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对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卷四十九《阮籍传》）。[3]可以说，阮籍是借酒韬晦全身最为成功的。其他士人以酒为盾，溺酒求全者亦不少见，大将军王敦很赏识阮裕并召为主薄，但阮裕看出了王敦不甘为人臣的野心，便终日沉溺于杯中之物以疏远王敦。后来，很多人都因王敦叛乱死于刀锯之下，而阮裕却保全了性命。东南士大夫顾荣“恒虑祸及”，选择“终日昏酣”（卷六十八《顾荣传》) 。[3]刚肠嫉恶的嵇康甚至以“就不得远，取醉为佳”作为处世秘诀，写进《家诫》[12]传教后代。
　　对魏晋文士来说，醉酒避世以远祸全身已是公开的秘密，而其中奥秘正如陶潜所言“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杂诗》）。南朝沈约对此就看得十分真切：“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全梁文·七贤论》）[9]南宋叶梦得也评论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俱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13]《世说新语》那句“酒正使人人自远”（《任诞》之三十五）更是精深，“远”就是粗远世故，粗远世故就是远离人祸，从而实现保护生命长度的目的。

　　二、 “不醉无归来，明灯以继夕”——饮酒行乐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
　　
　　死对于生其实是一种有效教育。“对于有限的意识来说，死亡意识是本质的，因为此外没有任何东西能象死亡那样迫使人意识到他的限度，然而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象死亡那样提高人对实存的投入的必要性的认识”。[14]魏晋文士在对“死”的震骇之余，把质疑和追问的目光投向了“生”，心态也由忧生转化为贵生，进而把人生短暂与行乐纵欲联系起来：“何天地之悠长，悼人生之短浅。思纵欲以求欢，苟抑沈以避免”（夏侯淳《怀思赋》）。正是有了这种转变，魏晋文士在追求生命长度的同时又追求生命的密度，即在长度有限的生命过程中，追求浓烈的享受和充分的满足，以密集的享乐消减死亡之痛和生存之苦，导致享乐主义蔓延。曹丕说：“何尝快，独无忧。但当饮醇酒，炙肥牛”（《艳歌何尝行》）。曹植也宣称“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厄，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全三国文·与吴质书》）[9]托名列御寇的伪作《列子》又作了进一步阐发，“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逞死后”（卷七《杨朱》篇）。[15]这一套言论，反映了魏晋文士的思想律动，也为他们纵酒肆欲提供了理论依据。
　　纵酒是魏晋文士肆欲享乐的典型行为。古人认为，“酒，天下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卷二十四《食货志》）。[16]酒是粮食的精华，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酒无疑就是奢侈品。酒既是魏晋士人享受物欲的首选对象，又是他们享乐人生的特殊介质。曹魏邺下集团就经常置酒高殿，大宴宾客，并热情歌咏：“上堂相娱乐，中外奉时刻。五味风雨集，杯酌若浮云”（阮瑀《公宴诗》）。“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刘桢《公宴诗》）。“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合坐同所乐……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王粲《公宴诗》）。在歌唱享乐的声音中，曹植的调门最高，“公子爱敬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曹植《公宴诗》）。“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鰕，寒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曹植《名都篇》）。可见，邺下文士生活弥漫着纵酒作乐的浓郁气氛。
　　魏晋文士在纵酒行乐中流露出两种心态：一方面，为增加生命享受的密度，他们纵情饮酒，不顾一切。比如：曹丕“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善哉行》），曹植“取乐今日，逞恤其它”（《闺情诗》），应璩“斗酒当为乐，无为待来兹”（《百一诗》）。如果说曹氏兄弟及邺下文士的纵情饮酒，表现了他们对人生享乐的非理性追求，毕卓等人的举动则反映出他们把饮酒享乐视为人生的全部，似乎人生就是为了饮酒。毕史部“常饮酒废职”，竟至于醉后“盗饮”为人所缚，还发出“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卷四十九《毕卓传》）[3]惊俗之语。刘伶则是“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而埋。’”（卷四十九《刘伶传》）［3］他们追求享乐的极致，“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乐，力惫而不得肆于色，不惶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杨朱》篇）；[15]另一方面，他们在肆意享受生的欢乐的时候也难以逃出死亡的阴影，所以，他们肆欲极乐也掩盖不住生命之忧。曹植的《野田黄雀行》突出表现了这种复杂感受：“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美酒佳肴，妙乐靓女，这些奢侈品都是为了增加生命之乐，然而纵情享乐并不能阻止死亡的逼近。相反，肆欲之乐更反衬出人生之苦。因而，魏晋文士始终不能走出忧惧、享乐、更忧惧、再享乐的心理循环。所以，正始之后的文士生活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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