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正引人著胜地”，“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任诞》之四十八、五十二），[5]《世说新语》中的这两句名言，反映出魏晋文士嗜酒的另一种追求，即生命境界的提升。把饮酒与生命境界联系起来的是玄学。正始之后，玄风席卷士林，影响着他们的人生理想、价值取向、生活情趣和风度容止。如果说玄学理论是水，酒就是舟。他们饮酒谈玄，超世越俗，解放精神，与道契合，形神相亲，迈向更高的生命境界。
　　以嵇阮为代表，魏晋文士追求生命境界新高度是从鄙俗脱俗开始。史载阮籍善为清白眼，对礼俗之士以白眼相待，毫不遮掩对世俗之人的鄙视。一次，“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己复来败人意!’”（《排调》之四）[5]同为竹林名士，阮籍对王戎直呼“俗物”，可见阮籍鄙俗不分亲疏，不留情面。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阮籍传》）。[3]阮籍的脱俗又往往通过蔑视礼教来表现，比如他居丧纵酒、送嫂归宁、醉卧酤酒妇人之侧、哭吊陌生女子尽哀而归等等，无不体现出与世俗的“异”。他曾在《咏怀诗》（二十一）中明确表示：“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声哀。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时人裴楷也评价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任诞》之二十一）。[5]可见，阮籍的脱俗，不仅被时人所认识也被世人所接受。当然，脱俗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追求与道相契、与自然一体的“大人”境界：“夫大人者，乃与造物通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大人先生传》）。[9]对于无法与俗世彻底决裂的阮籍而言，他要体验自己所追求的生命境界，只有在沉醉忘俗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实现。所以，他人视为非常态的酣饮醉酒，对阮籍来说恰好“为常”，而且每当其酒后“得意”，便“忽忘形骸”。因为，他已以酒为舟，驰向“意”中的玄美之境。
　　与阮籍相比，嵇康饮酒较为理智和平静。嵇康虽然也追求超尘脱俗，不受名教约束，“但他追求的是一种人间实有的境界，在那里有精神自由，又有必要的物质条件，有淳朴的亲情，而无世俗的污浊与系累。嵇康已经把庄子物我一体、心与道冥人间化了，诗化了”。[11]嵇康结交高士，“不喜俗人”（《与山巨源绝交书》），[12]追求在纯朴自然的现实生活中与道契合，而不是把自己封闭在理想的精神幻境之中。他厌弃政治，就公开与司马氏决裂；他的朋友吕巽为人失德、山涛荐举他做官，嵇康就断然与他们绝交。他在诗中也说：“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杂诗》），“悠悠非我匹，畴肯应俗宜”（《述志诗》）。[12]在现实生活中，嵇康也是以其天质自然、形不偶俗而驰誉士林，时人评价说：“嵇夜叔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容止》之五）。[5]嵇康胸怀迈俗之志，高亮任性，其生活趣味和精神追求从《赠秀才从军》诗中可窥一斑：“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皤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渴望在这样淡泊朴野、闲适自得的生活中，心与道合，随着那渐飞渐远的归鸿进入大美境界。正因为如此，嵇康不需要、也不必通过醉酒以脱越世俗，他更喜欢流觞曲水式的雅饮。他需要的不是酒中的乙醇，而是酒的雅致和意味。“临觞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游仙诗》），这就是典型的嵇康之饮。其《酒会诗》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临川献清酷，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在清幽隽美的山水之间，嵇康赏美景品清酒，奏一节妙曲，唱一段雅歌，尽情享受人与自然交融、身与灵魂相亲的高远之境。举杯之际，又不禁怀念起那位已故知己，深厚的情谊和绵邈的思绪，全都寄寓在七弦琴声之中。可见，嵇康是在品酒的过程中，提升心境，归于自然，与道相契，进入《庄子·渔夫》所说“饮酒则欢乐”[18]的全新境界。
　　真正懂酒善饮的人是陶渊明，并将酒融入生命之中。陶渊明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时人谓之实录”（卷九十四《陶潜传》）。[3]在这篇短短千余字的纪传中，出现“酒”及其相关文字近二十次。陶渊明自己也宣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5]甚至感言“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读山海经》之五)。难以想像，没有酒的陶渊明会是怎样的情状。但他绝不是借酒消愁，更不是纵酒行乐。虽然他说过“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形赠影》），却也明确表示“酒云能消忧，此方讵不劣”（《影答形》！他主张“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在他看来，酒与菊花、书籍、田园、月色一样，是一种自然存在，想喝便喝，当醉即醉，无须刻求，一切皆顺应自然，才能得到“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得饮诗》）的意义和欢乐。从陶渊明诗作中可见，不管是“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之一），还是“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之二）；不论是“或有数斗酒，闲饮亦欢然“（《答庞参军》），还是“提壶接宾客，引满更献酬”（《游斜川》）；不管是“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乞食》），还是“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拟古》之一），一切都是自然随性的。不难看出，陶渊明率性之处时时沉醉，乘兴之咏“篇篇有酒”(萧统《陶渊明集序》)。[9]他在随性之饮中，体悟到“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之十四）；也在作文自娱中，感觉到“此种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之五）。而这“深味”和“真意”，都共同指向陶渊明所追求的委运任化、物我泯一、心灵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人生最高境界。诗意的酒趣，飘溢酒香的诗歌，在陶渊明充满诗意和酒香的生命中妙合无痕，和谐完美。
　　魏晋文士嗜酒，对一个时代而言是特殊风尚，对个体来说是生活细节。风尚往往体现在细节上，细节也总能折射出大问题来。在魏晋特殊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同样嗜酒的文士却从酒中品出不同的“滋味”，正是这一细节差异反映出他们对生命的三种不同追求。这些追求，既表现在不同文士的生命历程中，也表现在同一个人不同的生命境遇中。还应看到，魏晋文士的生命旨趣虽然弥漫着酒的醇香，但是，沉醉的灵魂却挥不去死亡威胁的阴霾，潇洒的风姿总流露出痛苦挣扎的影迹。这别有意味的嗜酒之风，不仅在中国文人心灵史上留下倩影，也为中国文学、哲学和美学凭添了永不消褪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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