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的文人文学具有明显的社会政治色彩，毫无疑问，这与文人集群的特点息息相关，因为孕育了他们的士阶层具有以社会政治参与为核心的综合价值特性。但是在东汉中后期，与士阶层的政治消极相一致，文人及其写作活动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非政治化色彩，即是私人性的增强。由此，与士人以出处进退为两端的完整的人生形态相适应，文人文学也建立起了由入世和出世、经邦济世和个人自娱所构成的丰满的传统。

“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社会政治—文化阶层。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集中掌握着书面文化知识的重要阶层，春秋晚期以降，“士”就通过孔子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全面的人格理想，认可了稍早些的以“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为表述的人生目标，从而建立起了一个主要由道德、政治、文化所结构成的综合性的价值传统。

这种价值的综合性在汉代更进一步为国家制度所强化，并发展为士人的存在现实。中国的士大夫无疑兼具了国家行政官员、知识和道德的教育者、文化的创造者，而且这些角色往往同时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他们的文学和人生无疑也显现出与社会政治不同层次的关系状况及矛盾。

在文学充分发展和独立之前，对文学作品特征的一定认识，比如诗与个人心志的关系、诗与时代的关系、诗之于人的感化作用、诗文的语言修饰性等等，事实上早已经产生了，只是这些认识都并不是将文学单独来观察的结果。同样，对文学的期待很早就有，不过不是从较为单一的文学审美角度出发的。汉代儒生在对先秦的文化思想、社会历史资料加以继承的基础上，对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传统及其价值、功用等进行了总结，从而提出了系统的诗学理论。这个理论突出地肯定诗歌具有巨大的社会政治影响力，“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他们对文学的肯定和借助，他们提出的期许与设计的方向，其实大都是由以社会政治为核心的文明综合体出发得出的结论。

不仅一般汉代士大夫，即使一些重要的文人，他们面对文学时的出发点经常也是社会政治的，他们的文学立场只是局部的。这最集中地体现于大赋——汉代文学体裁中规模最大、社会声誉最高、被认为最易见才学的样式中。扬雄在以预备官员的身份接近了政治中心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就连续奏上了《甘泉赋》等四篇大赋以讽劝。与汉初较为自由的夸饰与铺陈不同，扬雄的这些大赋专以讽谏立意谋篇。后来，班固、张衡等人又继续努力，设法在以铺采文、宏衍巨丽为其美学特质和基本风貌的大赋体式中，增加更适于政教宣传的内容和手段。由《两都赋》和《二京赋》可以看出，史证、议论的篇幅显著增加了，在正面呈现声教、典章、制度之美的同时，作者都相应地采取了尽可能理性、谨慎、适度的笔法。他们意识到，为了顺利实现其讽谏动机，防止“劝百讽一”，“劝而不止”的阅读效果发生，作者就必须削弱大赋语言的华美，以便使其表达具有充分的明确性。

毫无疑问，汉赋之走向政教化，或者两汉的著名文人、学者极力为赋寻找一套经典式的理论，赋予汉赋以《诗》的劝谕讽谏的政教精神和功用价值，决不是因为他们对汉赋的文学特性缺乏感受、认识。美感对于赋来说虽然是必需的，但却并不被认为是不受限抑的，因为美本身并不具有充分的独立性，也就缺乏可以尽情施展、充分发挥的资格。华美的语言、动人的描述固然是为人所喜爱的，但其真正的价值却在于，可藉此而达到委婉柔和地感化人、教育人的效果，也就是“主文而谲谏”。扬雄认为赋“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汉书·扬雄传》）的特点，不仅无助，而且妨害了文人正当的政治讽谏责任的有效实现，因此，它完全不值得去从事。以政教标准审视赋，班固也发现，“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汉赋名家几乎无人能够协调审美与政教的责任。

当天下的治理被看作是第一义的，当尽责于政治被看作士人崇高的义务时，务为有益于治就必然成为衡量所有文化创造物的标尺，而对政教职能的重视不能不导致审美价值的第二位性和屈从性。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文学的独立发展不可能不以文人社会政治责任意识的淡化为必要前提。

人生闲暇与写作的发展

历史的复杂在于，尽管扬雄、班固、张衡等人努力使汉赋政教化，但恰恰是他们开启了文学写作的新方向，即把文学写作这一种实际上无助于仕途的活动，看作人生重要的满足。可以说，那以社会政治为核心的综合性的价值体系悄然发生了破裂。

被视作“文人”之士不仅善于艺术性地使用文字，同时，他们与一般也具有文学修养、文章才能的士大夫的区别，还在于他们通常以较多的精力投入于此。汉代著名的文人往往在文学创作之中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作

《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 关”，“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桓谭《新论·祛蔽》记载扬雄写作《甘泉赋》，由于他用思过苦，以至赋成而患病一年。据《后汉书·张衡传》，张衡作《二京赋》，谢绝辟举为官，也是长期专心致志于此，“精思傅会，十年乃成”。他们的努力表明，文章写作倘若不只是作为闲散的游戏和风雅的点缀，足需要花费精力、心血、时间来专门从事、刻苦经营的。

《论衡·书解》中的一些话，颇可反映当时社会的一般观点。“著作者，思虑闲也”。“使著作之人，总众事之凡，典国境之职，汲汲忙忙，何暇著作?……孔子作《春秋》，不用于周也。司马长卿不预公卿之事，故能作《于虚》之赋。扬子云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经》，就《法言》”、“凡作者精思已极，居位不能领职。盖人思有所倚着，则精有所尽索。”。这不仅是指文章写作是与行政管理不同的活动，文人常常不一定具备后者所要求的实际才干，而且实际上也承认了文学活动在需要专门的才能和技巧的同时，还需要相对集中的注意力和有保障的自由时间。

因此，文人们对事功追求的淡化和舍弃，对文学的发展不能不说是充分必要的，因为客观上，立功、立言毕竟是不同的人生领域，需要不同的才能和实现方式，一般不是可以兼顾或并行的。“夫有长于彼，安能不短于此?深于作文，安能不浅于政治”（《论衡·书解》）?张衡通过自己的亲身历验，确知人各有能、事不并济，“昼长则宵短，日南则景北。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该之“（《应间》）。只有脱出来自仕业的责任压力和官场拘束，有写作之好或写作之能的士人，才有向文学领域倾注精力的可能。

史传中的若干事例都呈现着写作的现实发生与社会退隐行为之间的明显关联。王充著《论衡》，“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后汉书·王充传》）;王符“隐居著书三十余篇”（《后汉书·王符传》）。除此之外，《后汉书》还记载了其他一些士人隐居或半隐居地著书，“党遂隐居黾池，著书上下篇而终”（《逸民列传·周党传》）。“鸿潜闭著书十余篇”（《逸民列传·梁鸿传》）。唐檀“弃官去。著书二十八篇，名为《唐子》”（《方术列传·唐檀传》）。侯瑾“徙入山中，覃思著述”（《文苑列传·侯瑾传》）。虽然这些人当初“潜闭”写作的动机并不一律，但是当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疏离于社会职事或政治担负，由此而来的时间上，尤其是精神上的闲暇，无疑为他们致力于写作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对于怀抱治平理想并且以仕业为现实出路的士人说来，求仕从政无疑是他们社会实践活动的重心;可随着士人进入仕途的方式变得相对稳定，他们在积极谋求的同时，又不断增加着对于仕途宦海的风波险恶的认识，这类经验和感受的大量累积，就使他们对仕事逐淅产生了另外一面的想法和态度。东汉中后期，面临社会政治现实愈来愈无可挽救的颓势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经学的日趋僵化，士人中逐渐蔓延着悲观绝望的情绪，他们原先对社会政治的责任热情和对仕事的营求变得越来越消极。对于政治参与的忧惧体验，十分容易唤起士人们心中退守自藏的潜在意识，而这个时期流行开来的对于道家学理的了解，无疑又加剧了他们对于皇权政治不同程度的倦怠、疏离情绪。

虽然士人们通常会把写作当作社会政治参与失败之后的人生出路，但是在东汉中后期士人这种仕进热情明显消退、政治疏离姿态愈来愈显化的背景上，能文之士已经开始显示出将写作看作是明智、现实而又可靠的人生选择的趋势。张衡就在《应间》中清楚地表白了自己淡静脱俗的文章选择，对他来说，事功已不再意味着唯一的人生必然。

事实上，早在西汉末年，对于扬雄说来，仕运落拓就算不得什么了，相反，他决意“默然独守吾《太玄》”。对于“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后汉书·扬雄传》）的扬雄说来，既然他是如此清醒地选择了这种清寂的个体写作的生活，他就会为之忍受因此而来的贫穷和寂寞。

文学的个体性的增强

扬雄曾经批评司马相如的赋是“文丽用寡”，他本人对汉代社会期望值最高的大赋写作的放弃，实际上也是缘自其对赋之“用”，即政教有用性的怀疑和失望。不过事实上，扬雄并没有全然放弃赋的写作，在将其经世致用之志寄托于《法言》的同时，他似乎对赋中一些既不堂皇、也不宏大的体式充满了兴趣。《解嘲》、《解难》、《太玄赋》、《逐贫赋》，当它们真切、具体地倾诉出其安于贫穷、寂 寞生活的内心情志时，或者说，当这些作品集中地与其后半生并不得意的生活状况密切相联的时候，文学对于扬雄来说，就从当初庄重的政教手段，成了真正贴己的人生安慰。

发生在扬雄身上的这一转变，实际上与士阶层内部对其自身的政治有用性日益增长着的消极情绪有关。在认识了专制政治的严酷和士人政治力量的有限之后，深知了命运的强大的士人们，不得不去学会面对现实的失败，化解不如意。以何种方式生活下去，正成为士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强烈的功名之志和单一的生活取向，曾经使得汉初的士人在遭遇仕事挫折之后，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因此，在引入了看待社会政治参与的另外的角度和眼光之后，西汉晚期以来，士人们尝试着发展起具有退守功能的人生观念和行为体系。当着他们已经能够较为轻易地割舍政治前途及随之而来的功名利禄，他们所试图寻找、尝试的，就不是仅只使人无忧无虑的简单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从中能够获得更高层次的人生满足。

士人们在逐步拓展、丰富其阶层文化，建立起他们所特有的活动领域和较为全面、弹性的人生方式。对仕事日益厌倦并偏离了人生正轨的不仕之士在东汉的大量增加，无疑带来了士人人生方式的显著变化，他们中有许多人藉助不断增多的自适、自得的个体性生活方式来满足，安置自己。

琴书自娱是士大夫最早、最典型的闲适生活方式。“左琴右书”之外，他们还逐步开发其极具个人色彩的生活空间和生活乐趣。东汉中期，张衡在《归田赋》中写下了充满个人意趣的自然中的美景流连和田园游乐:“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白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遇，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马融在给朋友的信，谈到自己“顷愦愦愁思，犹不解怀”，因而憧憬“在竹间放狗逐麋”的快乐（《全后汉文》卷十八）。与圣贤经典密切相关的读书论学，一些人也只是作为自乐心性的人生活动，而不再象从前那样寓托其庄重的经世致用之志。延笃曾以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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