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赵、魏三国间所引起的反响。现按原表所列事项照录如下:公元前314年、楚怀王十五年:
燕王哙七年，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史记·六国年表》同）
从上表可知，楚怀王十五年，燕国发生了内乱，齐国乘机攻破燕国，震惊了楚国。楚国不惜以六城为代价，换取魏、赵的支持，联合伐齐存燕。本来，楚国在怀王十一年合纵伐秦之后，一直与齐交善，但此次却成了伐齐之首谋，就因为齐国破燕，破坏了大国之间的势力均衡。使“欲有霸王之号”的楚怀王尤不能忍。对此，《资治通鉴》记载了齐国破燕之后的形势说:“诸侯将谋救燕。齐王谓孟子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对曰:‘……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22 可见，齐楚之交坏，既不是张仪“一人预定之谋”，亦非在十六年张仪相楚之后。我们知道，屈原是力主联齐抗秦的，在这次伐齐存燕中，很可能不会改变自己的主张。倘若如此，在楚王首谋伐齐之前，就必然要将他赶出朝廷，这便是屈原被疏的时间下限。楚国首谋伐齐，是因为不能容忍齐国“今又倍地”。那么，在齐国没有出兵破燕之前，楚国就没有理由谋伐齐国，因而也就没有理由要把屈原赶出朝廷。这说明，屈原被疏，必在齐国破燕之后，这便是屈原被疏的时间上限。总之，从楚怀王十六年之前的国际形势和屈原的外交政策方面看，屈原被疏，当在怀王十五年齐国破燕之后，楚国首谋联合赵、魏伐齐之前。
但是，在齐国破燕的形势下，在是否伐齐问题上，屈原也很有可能缄口不言，保持沉默。那么，仅从外交政策方面考虑，就未必一定要将屈原赶出朝廷。但是，屈原被疏是事实，而且，本传明言是上官谗言所致。考察屈原任左徒之职（一般认为是怀王十年）至怀王十六年前的楚国国内外事变，也只有在十五年燕国内乱，齐国破燕的历史条件下，上官的谗言才能得逞。离开了这个历史条件，上官即使进谗，也只会像江乙谗昭奚恤那样难有结果 23 。燕国内乱，乃由燕王哙让国于子之引起。《史记·燕世家》、《资治通鉴》所记与《战国策·燕策》所记大致相同。据《史记·六国年表》，燕王哙即位在怀王九年。《史记·燕召公世家》载:“燕哙三年……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于燕，燕王问曰:‘齐王奚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或曰:‘……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据《六国年表》，此时正是燕王哙三年，楚怀王十三年。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恰是怀王十五年，就发生了《战国策年表》中所撮要记载的将军市被与太子平攻子之，“构难数月，死者数万”，齐国趁机伐破燕国，杀死子之和燕王哙的事件。
燕王哙让国于子之，原因可能很复杂。旧说谓其“愚”。如鲍彪谓:“王哙，七国之愚主也。惑苏代之浅说，贪尧之名，恶禹之实，自令身死国破，盖无足算。” 24 我们不排除在战国时代用贤使能的风气中沽取让贤之名而被子之之党所利用的因素，如韩非就说:“燕子哙好贤，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君者也。” 25 但是，如果从战国时代各国都力图改革以自强的趋势看，燕王哙那么倚重于子之，必然是想依靠子之在燕国变法自强。燕王哙不同于别国国君的地方在于，他彻底打破了“亲亲”、“尊尊”的旧传统，把“任贤使能”的精神推到了他那个时代尚不允许的程度，真正上演了一场“委政忠良”、“属贞臣而日娭”的活剧。由于子之“南面行王事”，加快了改革步伐，从而激化了与旧贵族的矛盾。燕王哙和子之的死，是改革者的悲剧，这却成了楚国谗人用来谮毁屈原的活教材。我们知道，上官谗毁屈原的口实是“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其要害是说屈原认为唯己为贤。屈原不是一贯主张“属贞臣”、“举贤而授能”吗?而他这时在楚国政坛上的实际地位，已经与子之“南面行王事”之前在燕国的地位极其相似了。《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在“王甚任之”的情况下，屈原仍要“伐功”，岂不是意味着屈原不唯骄气十足，而且仍不满足于“甚任之”的现状，而必欲像燕王哙“属国于子之”那样才甘心吗?进一步，如果照屈原“属贞臣而日娭”的思路搞下去，岂不是要使楚王成为第二个燕王哙吗?在燕王哙身死国破的活教材面前，在上官谗言的暗示下，楚王怎能不心惊肉跳?即使屈原在伐齐问题上缄口不言，楚王也仍会对他“怒而疏之”。
“怒而疏之”标志了楚国改革事业的结束。屈原在《离骚》中沉痛地说:“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悔遁”就是后悔与屈原有“属贞臣而日娭”的“成言”，现在要把这“成言”收回去。“改路”就是结束正在进行的改革，回复旧日的政策，由任贤转回任亲，其实质是从贤者手中夺回他的专制权力。可见，“怒而疏之”本质上是楚王权力意志的不可制约性与屈原企图予以制约的矛盾冲突的公开化。而燕王哙身死国破的震惊事件，则为上官的谗言戳破这一矛盾提供了天赐良机。更何况，也不能排除楚怀王在谋伐齐国前对屈原联齐立场的顾忌呢?可以说，屈原被疏，是在特定局势下，楚怀王与屈原在内政改革和外交路线方面双重矛盾的结果，而前者则是根本性原因。
三 谗人加给屈原的“伪名”是“不忠”
楚国朝廷中以上官为首的谗人既然要千方百计地离间楚王与屈原的关系，使屈原得罪于楚王;那么，就必然要给屈原制造出一些罪名来。《哀郢》中说:“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这“伪名”是什么?今天实难考证。但是，若以屈原被“怒疏”之后的自我申辩看，谗人强加给他的不实之罪名是“不忠”。《惜往日》说:“何贞臣之无罪兮，被离谤而见尤。……愿陈情以白行兮，得罪过之不意。”这表明屈原认为自己的“得罪过”纯属冤枉，是自己根本没有想到的。因此，他需要“陈情以白行”。《惜诵》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与向服。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这分明是蒙冤受曲的呼告:人间没有公正的法官，只好让五帝六神来评理、让咎繇来审判、让苍天来作证，而所要证明的只有一个事实，即对楚王的“忠”!因此，反复表明他对楚王的忠心，便成了他所有陈情的核心内容:“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忘儇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忠何罪以遇罚兮，亦非余之所志也!”如果不是蒙冤被屈，何必要喊冤叫屈?如果不是被诬为“不忠”，何须辩白自己的忠心?屈原的自我申辩，是他当初被诬被冤的情状的真实反映。
屈原被诬为“不忠”，根源正是其“属贞臣而日娭”的改革方案。在屈原看来，他完全是为楚王和楚国人民着想的:“属贞臣”既充分发挥了“贞臣”的作用，避免了国君的非理性决策带来的政治失误，把国家引向富强之路，从而巩固了君位;同时也满足了楚王的生活之欲，使他尽享为君之乐。因而，他自认为是绝对忠于楚王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君权是不容谋算的。“属贞臣而日娭”的政治设计很容易被人疑为有架空王权之谋。谗人抓住此种嫌疑，再与燕王哙身死国破的活教材联系起来，遂谓屈原用心“不慈”。何谓“不慈”?“不慈”就是不爱，就是不利于君，就是有害于君，犹如子之之于燕王哙。“不慈”犹如通向“不忠”的专列。屈原的忠心果然受到了怀疑，无论屈原如何为自己辩白，也无论屈原如何恳切地陈诉衷情，楚王都只是“佯聋而不闻”。屈原“上叩帝阍”，表面上是阍者不肯为他开关，其实是“帝”（楚王）根本不想见他。司马迁说屈原是“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其实就是忠而被谤为不忠，信而被疑为不信。“不忠”“不信”就是谗人强加给屈原的“不慈之伪名”，因而也就是屈原反复申冤的原因之所在，——这就使得“诉忠情”成了屈原作品最突出的主题，从而，屈原在后人的心中，忠君就成了他最突出的人格特征。王夫之说:“蔽屈子以一言，曰:忠。” 26 就是明证。
注 释
①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金开诚《屈原辞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③④ 转引自褚斌杰《楚辞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⑤金开诚《屈原辞研究》，第53页。
⑥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⑦⑧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⑨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⑩《管子·任法》，《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
11《韩非子·扬权》，《韩非子校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2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13《商君书·修权》，《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
14《管子·任法》。
15蔡靖泉《论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屈原研究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16转引自褚斌杰《楚辞要论》，第24页。
17《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
18《战国策·楚策四·魏王遗楚王美人》。
19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20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21见《战国策》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2《资治通鉴·周纪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3江乙曾在楚宣王面前两谮昭奚恤，又策动他人行谗一次，均告失败。事见《战国策·楚策一》。
24《战国策·燕策》鲍彪注。
25《韩非子·二柄》，《韩非子校注》。
26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中华书局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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