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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时间:2009-8-8 16:55:28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关键词】 墨家/传《诗》版本/《诗》学观念/《诗》学系统

      私学兴起,《诗三百》(以下简称《诗》)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古代作品被先秦诸子引用。流传至今的《墨子》53篇中,计引《诗》11条、说《诗》4条。将其与其他战国秦汉典籍引《诗》说《诗》进行比较,可以考察墨家的传《诗》版本、《诗》学观念及其所从属的《诗》学系统。

    一、由《墨子》引《诗》看墨家传《诗》的版本

    《墨子》引《诗》计11条,所引文字与《诗三百》流传至今的最早版本,即汉代“四家诗”及出土文献所引相校,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来叙述。
    (一)与“毛诗”及“三家诗”词语有别者
    1. 《墨子·明鬼下》引《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问不已。”[1] (P215)后两句,《毛诗》作“亹亹文王,令闻不已”[2] (P504)。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未言《齐诗》、《鲁诗》、《韩诗》与《毛诗》有异[3] (P824),是《墨子》“穆穆”,《毛诗》及“三家诗”作“亹亹”。《墨子》“令问”。《毛诗》及“三家诗”作“令闻”。“穆穆”、“亹亹”,《诗·大雅·文王》中均用来形容文王之威仪,可以通用;或者,《墨子·明鬼下》作者记忆有误,将《大雅·文王》第四章首句之“穆穆文王”与第二章首句之“亹亹文王”倒用。“令问”、“令闻”,字形相近,吴宽抄本《墨子》即作“令闻”[1] (P215),此或为《墨子》流传中抄写讹误所致。
    2. 《墨子·天志中》引《大雅·皇矣》:“《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1] (P186)《毛诗》字同[2] (P522)。“不识不知”,《贾子·君道》、《淮南子·诠言训》引作“弗识弗知”,故王先谦谓“鲁‘不’一作‘弗’”[3] (P859)。是《墨子》所引与《毛诗》同,而与《鲁诗》字异,但《鲁诗》之“弗识弗知”与《墨子》所引及《毛诗》、《韩诗》、《齐诗》之“不识不知”义同,或《鲁诗》在自口授到写本的过渡中出现此异。
    3. 《墨子·兼爱下》引《大雅·抑》:“《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1] (P115)《毛诗》上句作“无言不雠,无德不报”,下句同[2] (P555-556)。因《礼·表记》引作“无言不雠”,故王先谦曰“齐与毛同”;因《列女传·周主忠妾传》引作“无言而不”、《蔡邕集·太尉桥公庙碑》引作“无言而不酬”、张衡《思玄赋》有“无言而不酬兮”句,故王先谦曰“鲁‘雠’一作‘’、‘酬’”;因《诗考》引《韩诗外传》卷十之晏子使楚事中作“无言而不酬”,故王先谦曰“韩作‘酬’”[3] (P934-935)。是《墨子》引此诗所用版本与齐、鲁、韩、毛之祖本均异。
    4. 《墨子·尚贤中》引《大雅·桑柔》:“《诗》曰:‘告女忧恤,诲女予爵,孰能执热,鲜不用濯。’”[1] (P46-47)《毛诗》:“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2] (P559)“三家诗”与毛同[3] (P945-946)。《墨子》所引与鲁、韩、毛词语差别较大,特别是最后一句,“鲜不用濯”与“逝不以濯”(郑笺“逝犹去也”)意义差别较大。
    5. 《墨子·尚同中》引《周颂·载见》:“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载来见彼王,聿求厥章。’”[1] (P81)《毛诗》作“载见辟王,曰求厥章”,无“来”字,“彼”作“辟”,“聿”作“曰”[2] (P596)。“三家诗”与毛同[3] (P1031)。
    以上《墨子》引《诗》5处26句109字中,与《毛诗》相异者10句,10句中相异字14字,占《墨子》所引句数的38%,占《墨子》所引字数的13%;与《齐诗》相异者10句,10句中相异字14字,占所引句数的38%,占所引字数的13%;与《鲁诗》相异者11句,11句中相异字15字,占所引句数的42%,占所引字数的14%;与《韩诗》相异者9句,9句中相异字13字,占所引句数的35%,占所引字数的12%。这么大的差异比例,我们有理由相信,《墨子》引《诗》所用版本与汉代“四家诗”的祖本有别。
    (二)与“毛诗”及“三家诗”名称、章次、句次大异者
    1. 《墨子·天志下》引《大雅·皇矣》:“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1] (P199)“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毛诗》作“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2] (P522)。“不识不知”,《贾子·君道》、《淮南子·诠言训》作“弗识弗知”,故王先谦谓“鲁‘不’一作‘弗’”[3] (P859)。《墨子》所引版本既不同于《毛诗》,又不同于“三家诗”。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墨子》引《大雅》而名“大夏”。
    2. 《墨子·尚同中》引《小雅·皇皇者华》:“《诗》曰:‘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爱咨度。’又曰:‘我马维骐,六辔若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1] (P81)其字句与《毛诗》同[2] (P407)。除“周爰咨谋”《鲁诗》作“周爰咨谟”外,其余均与“三家诗”同[3] (P561)。但《墨子》所引章次与《毛诗》、“三家诗”不同:《毛诗》、“三家诗”均“我马维骐”章在前而“我马维骆”章在后。
    3. 《墨子·兼爱下》引《小雅·大东》:“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1] (P114)而《毛诗》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2] (P460)。“三家诗”同《毛诗》[3] (P727)。《墨子》“其易若厎”与《毛诗》、“三家诗”之“周道如砥”不但字词大异,而且句次位置也不同。
    以上3处《墨子》引《诗》中,1处与汉代“四家诗”名称有异,1处与汉代“四家诗”章次有异,1处与汉代“四家诗”句次有异,这说明《墨子》引《诗》所用版本,确实与汉代“四家诗”的祖本有别。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墨子·天志下》名《诗》之“大雅”而曰“大夏”,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中名“大雅”而曰“大夏”的称谓相同(拙考此《诗论》非孔子所作,而为持“以《诗》为史”《诗》学观的战国人所作)[4] (P127),这证明了战国时确有名“大雅”而曰“大夏”的《诗三百》版本存在,《墨子》此引并非“字误”。这也再次说明了《墨子》引《诗》所用版本确实与汉代“四家诗”的祖本有别。
    (三)关于《墨子》所引逸《诗》
    1. 《墨子·尚贤中》:“《周颂》道之曰:‘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1] (P58)俞樾谓此所引当为“圣人之德,昭于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5] (P170-171)。此二种诗句,皆不见于《毛诗》与“三家诗”,当为逸诗。
    2. 《墨子·所染》:“《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1] (P17-18)此二句诗亦不见于《毛诗》与“三家诗”,当为逸诗。
    3. 《墨子·非攻中》:“《诗》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1] (P128)此二句诗同样不见于《毛诗》与“三家诗”,当为逸诗。
    《墨子》引《诗》11处,逸诗既达3处之多,占所引《诗》的27%,这便使我们不得不对战国《诗三百》的流传情况,特别是所谓的“逸诗”作进一步考察。
    成书于孔子后学的《论语》中引《诗》9条,其中逸诗1条,占11%;《孟子》引《诗》37条,其中逸诗1条,占3%;《荀子》引《诗》107条,其中逸诗7条,占7%。其他,《庄子》引《诗》1条,为逸诗,占100%;《管子》引《诗》3条,其中逸诗1条,占33%;《韩非子》引《诗》5条,其中逸诗1条,占20%;《吕氏春秋》引《诗》18条,其中逸诗4条,占22%;《战国策》中引《诗》8条,其中逸诗4条,占50%。另外,极有可能产生于战国时期的“三礼”中,《周礼》引《诗》19条,其中逸诗3条(均为《狸首》),占16%;《仪礼》引《诗》50条,其中逸诗13条(《笙诗》10条、《新宫》2条、《狸首》1条),占26%;《礼记》引《诗》139条,其中逸诗6条(《狸首》4条、其他逸诗2条),占4%。
    由上可见,战国时期的儒家书和非儒家书引《诗》时,逸诗都占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非儒家书引《诗》,逸诗一般都在20%以上。这说明在战国时期,并没有一个大家都共同遵奉的《诗三百》版本。反过来讲,是各家各派各自承传着不同的《诗三百》版本。这一情况,与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诗论》所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
    而从儒家书引《诗》看,时代越往前者逸诗比例越高,如《论语》11%,而《孟子》仅3%,《荀子》引《诗》数量多,逸诗比例也只有7%;如《仪礼》26%,《周礼》16%,《礼记》仅4%。这可能是,战国儒家在《诗三百》的承传中,逐步积淀为相对稳固的版本所致。

    二、由墨家引《诗》论《诗》看墨家的《诗》学观念

    《墨子》引《诗》计11条,各有不同的引用目的。由此目的,可以推见墨家对《诗》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可以考察墨家的《诗》学观念。
    (一)《墨子》引《诗》所表现的“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
    《墨子》引《诗》11条中,有7条将《诗》句所述作为历史事实来对待,认为《诗》可反映历史,并以此所反映的史实作为说理的重要论据,来证成自己的思想观点。这种对《诗》的作用的认识,这种引《诗》方式,都表现着作者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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