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记》所收该赋，前半篇假托子虚和乌有先生的对话，言诸侯游猎之事，有头有尾，已可独立成篇，且与《史记》上文所载相如游梁“著《子虚之赋》”，“乃诸侯之事”等语相吻合。司马相如不可能有另外一篇《子虚赋》。而后半篇恰恰又是借亡是公之口言天子游猎之盛状，描写更为宏丽，与上文相如所言“请为天子游猎赋”相吻合。

2.《史记》言“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恨不能同时，这说明《子虚赋》是一篇重要作品。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写作《史记》时，《子虚赋》决不会亡佚，理当收录。同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并未表明所录只是“天子游猎赋”。“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这段话明显是针对《子虚赋》和“天子游猎赋”两篇加以解释的，并非单指“天子游猎赋”一篇。同时也表明，司马相如在续作后篇时，紧扣前篇作了通盘构思，因而前后两篇显得首尾衔接，以致我们今天可以作为一篇来读，司马迁也将它们放在一起收入《司马相如列传》中。

3.今存《子虚赋》，即《史记》所收前半篇，明显有司马相如游梁时写作的痕迹。这篇赋虽先借子虚之口盛推云梦，宣扬楚威，但先扬后抑，只不过是为后面乌有先生夸耀齐国作铺垫，其全篇之意旨明显是在宣扬齐国的声威。而这齐国实际上正是暗指当时的梁国，乌有先生夸耀齐国时有“游孟诸”一语可以为证。孟诸是古代薮泽名，其地正在西汉梁国都城睢阳附近。其实梁孝王时梁国为大国，“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为大县”，其疆域与历史上的齐国地域有交叉之处。可见《子虚赋》中的齐国正是暗指当时的梁国，《子虚赋》的创作主旨也正是要宣扬梁国的繁荣富庶和国势声威，因而这篇赋无疑是司马相如在梁国时所作。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在艺术形式上明显受到了枚乘《七发》的影响，在铺陈夸张的描写方面比《七发》更进一步，是汉代散体大赋的代表作之一。

枚乘《七发》和司马相如《子虚赋》的出现，标志着散体大赋体制在汉景帝时期的梁国正式形成了。这应该是汉赋发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其意义之深远自不待言。

三、散体大赋在汉景帝时期的梁国形成的原因

散体大赋在汉景帝时期的梁国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汉景帝时期梁国优越的人文自然环境为散体大赋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梁孝王自幼享尽荣华富贵，也为保卫汉室江山立下了大功。在平息吴楚七国之乱后，遂在梁国大兴土木。他以睢阳为中心，依托自然景色，修建了一个很大的园林，史称东苑，也叫兔园，后人称为梁园。《史记?粱孝王世家》载：“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西京杂记》卷二也有记载说：“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苑。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州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太平御览》卷一五九引《图经》亦云：“梁王有修竹园，园中竹木天下之选集，诸方游士各为赋，故馆有邹、枚之号。又有雁鹜池，周回四里，亦梁王所凿。又有清泠池，有钓台，谓之清泠台。”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当时梁国非常富丽，特别是梁园中的离宫别馆雕龙画凤，金碧辉煌，几乎可以和皇宫媲美；睢水两岸，竹木连绵数十里，各种花卉应有尽有，飞禽走兽品类繁多。梁孝王经常在这里狩猎、宴饮，大会宾朋。一时君臣遇合，相得甚欢，诗酒唱和，其乐融融。这种和谐宽松的政冶环境和人际关系，这种幽雅富丽的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与屈原在楚国被流放、贾谊被贬滴长沙的情形有着截然的不同，因而梁国文士们写起辞赋来自然不会再去抒写忧怨之情，而势必会转为以写景咏物、描写贵族豪华生活为主。抒写内容上的变化自然会导致辞赋体制上的变革，因而汉初流行于南方的适合抒写忧怨之情的骚体赋就逐渐被以写景咏物为主的新体赋所取代。而梁国的辽阔疆域，梁园的富丽宽广，梁孝王君臣出猎场面的壮观，宴饮的侈靡，外在物质的丰盈，生活的丰富，可供描写的景物众多，势必会促使结构宏伟、篇幅巨大的散体大赋应运而生。后来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等梁国辞赋家逐渐为朝廷所罗致，汉帝国国力更加强大，山川更宏伟，都市更繁华，宫殿更巍峨，林苑更宽广，物产更丰饶，狩猎场面更壮观，宴饮更侈靡，就使得汉赋的题材有了更大的开拓，体制更加宏大的《上林赋》等作品就产生了。这也正好可以说明人文自然环境的变更会促使辞赋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革。

第二，西汉梁国其地域就是春秋时期的宋国，这里是孔子的祖籍[2]，庄子的故里[3]。孔子的儒家文化，庄子的美学思想和散文风格，势必会对梁国辞赋的变革产生一定的影响。枚乘《七发》说：“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枚乘将庄周和孔子等人的学说视为“要言妙道”，正可以看出这种影响。

儒家文化对梁国辞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传统诗教的影响。《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疏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这是就诗歌讽谏的特点来说的。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也都明显具有讽谏的意义，但其讽谏都是非常委婉的，正符合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要求。二是儒家的礼法思想对梁国辞赋的影响，这在《七发》和《子虚赋》里面都有表现。《子虚赋》写乌有先生批评子虚说：“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他批评楚国的“游戏之乐，苑囿之大”，不合诸侯之制，正是体现了儒家的礼法思想。另外，孔子“事君达政”、“文质彬彬”的思想，对梁国辞赋“讽谕”和“侈丽”特点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4］

庄子对梁国散体大赋的形成影响更大。庄子主张大美，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5］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在梁国所创制的散体大赋体制，正体现出一种包举宇宙、气势磅礴的“大美”。散体大赋的这种美学追求正发端于庄子。《庄子》散文多虚构人物，设为问答，想象丰富，语言铺排夸饰，行文变化多端，汪洋恣肆，这些都对梁国散体大赋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庄子》中对客观事物的细致描绘，对梁国散体大赋的形成影响更大。例如《庄子?齐物论》对“地籁”的描绘：“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刀刀乎？”这种对众窍和风声的千差万别的描绘，精细传神，对梁国散体大赋作品在体物精微方面是很有借鉴作用的。

第三，梁国文士多有古代纵横家之风，其雄辩气质和铺张扬厉的文风给散体大赋那种铺张华丽的修辞性语言诞生提供了足够的养料，从而促进了散体大赋体制在梁国的形成。

《汉书?邹阳传》说：“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八篇《藩国之文术》云：“（吴王濞）所用多纵横游说之士，亦有并擅文词者，如严忌、邹阳、枚乘等。吴既败，皆游梁。……文辩之士，亦常有纵横家遗风，词令文章，并长辟阖，犹战国游士之口说也。”的确，邹阳、严忌、枚乘等人是景帝年间“皆以文辩著名”的“游士”，他们作为藩国门客，其身份也与战国纵横家、策士谋臣颇为相似，在他们身上都不乏纵横家所必备的才质。故《汉书?艺文志》载有邹阳文7篇，将其列入纵横家。纵横家多为策辩之士，其特点是长谋略，通辩辞，往往雄辩滔滔，语言酣畅淋漓，纵横驰骋。枚乘和邹阳不仅是辞赋家，也是散文家。枚乘的《谏吴王书》，虽然写得含蓄委婉，但辞意恳切，态度鲜明，长譬远引，曲尽利害。他把吴王的行为比作“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告戒吴王“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极天命之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所以为大王惑也。”文章不仅比喻繁复贴切，而且句式骈散相间，灵活多变，还有不少地方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百态横生。邹阳的《狱中上梁孝王书》，陈诉冤屈，文中大量列举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劝谏梁王真正信用贤才，“不牵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抒发了正直之士无辜受谤的悲愤。同时又用了很多排比、对偶句式，再三致意，反复申说，读起来更是激情滚滚，悲慨淋漓。枚乘和邹阳的这类文章，明显带有战国纵横家散文的特点。这种文风为散体大赋那种铺张华丽的修辞性语言诞生提供了足够的养料。另外，枚乘、邹阳的文章还具有现实理性精神和逻辑严密的特点，这也正是纵横家文章的特质。而这些特点都对散体大赋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路成文先生在《论〈七发〉结构模式之渊源及其演变》一文中指出：

先秦诸子及纵横家之言对枚乘影响颇大。这主要体现在《七发》的语体特征和较强的现实理性精神与严密的逻辑理路上。《七发》属典型的散体大赋，全篇着力铺陈音乐、饮食、车马、宫馆宴游、校猎、观涛、要言妙道等七方面内容，表面上是要替楚太子除疾，实际上却是要向‘楚太子’灌输一套政治伦理思想，具有论说文的性质；在具体铺陈中，吴客针对楚太子‘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的病理特征，采用循序渐进的策略，从音乐、饮食等琐事叙起，由小到大，由内而外，将楚太子的视野由温柔乡一步步引向广阔的大自然，引向激动人心的现实生活，最后才端出‘要言妙道’，使楚太子‘?然汗出，霍然病已’，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这表明《七发》确实受到了先秦诸子纵横家之言的影响。［6］

路成文先生的分析正说明纵横家文风对《七发》这种散体大赋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清）陈元龙.历代赋汇?卷八四?室宇类[M].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

[2]王增文.孔子祖籍在商丘[N].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1-2（8）.

[3]王增文.关于庄周故里的争论述评[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3，（6）.

[4]简宗梧.汉代赋家与儒家之渊源[A].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C].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5]（先秦）庄周.庄子?外篇?知北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路成文.论《七发》结构模式之源源及其演变[J].文史知识，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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