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相关资料，从四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东汉赋、颂二体相互渗透的过程及产生这种影响的儒学背景。在此基础上，对于这两种文体的特征作了辨析。

【关键词】 东汉 赋颂 文体

作为一代之文的汉赋，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与其它文体诸如诗、颂等都产生过相互影响与渗透。如汉代出现了一些以颂名篇的作品，对这些作品属颂作还是赋体，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颂”与“诵”通，而“不歌而诵谓之赋”，“诵”与“赋”在语义上有相近之处，因而这类作品也是赋。又有人认为，汉代的“颂”，文体特征着重于颂扬，源于《诗经》的“颂”，虽然在写法上与《诗经》的“颂”不同，但与作为文体的赋是有区别的，因此将赋、颂作为二体，对一些颂名赋体的作品不视作赋的研究范围。从语义上将二者视为一体或从文体上视二者为异体，这固然使我们在对辞赋范围界定时，减少许多困难;但在文体意识尚未明确的汉代，研究赋与颂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似更能帮助我们理解赋体的发展演变。

东汉前期（光武帝、明帝、章帝）在创作上出现两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即京都题材的赋作与巡狩题材的颂作的出现。活跃在明帝、章帝两朝的班固、崔駰、傅毅都有同题创作。对京都题材的“赋”作，由于有班固《两都赋》的完整保留，人们对此多有研究;而巡狩题材的“颂”作，由于作品多为残篇，我们很难对此有一客观的认识与正确的评价。日本弘仁本《文馆词林》 ① 录有东汉“巡狩”题材的颂作六篇。而六篇颂作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均为节录，严可均《全汉文》据以收录的也非完篇。因此《文馆词林》保存的汉人颂作，尤其是崔駰的《东巡颂》、《南巡颂》、《西巡颂》、《北巡颂》四篇，范晔《后汉书·崔駰传》简称为《四巡颂》，为我们研究东汉前期颂作颂名赋体的文体特征及颂与赋二体的互渗提供了完整的作品参照。本文拟以东汉前期班固、崔駰、傅毅三人的同题作品作为观照，对东汉前期赋颂二体的互渗以及这一互渗对此后散体大赋创作走向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 从崔駰《四巡颂》看东汉前期颂作颂名赋体的文体特征

《文心雕龙·颂赞》云“四始之至，颂居其极”，将颂体溯源至《诗经》中的“三颂”，且采毛诗之说，认为“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所以“颂”在文体上的一个特征就是以“颂德”为主。《后汉书》本传言崔駰创作《四巡颂》的目的是“以称汉德”，今观《四巡颂》，确实是围绕这一中心来描写的，且成为四篇作品以“颂”名篇的主要原因。《东巡颂》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充分。就对巡狩的认识上来看，《东巡颂》开篇称颂“伊汉中兴三叶，于皇惟烈，允由厥伦，缵三命，胤洪勋”，强调“于是考上帝以质中，总列宿于北辰。开太微之禁庭，延儒林以咨询。征岱岳之故事，稽列圣之遗尘”，“唯岳礼久而不修，此神人之所庶幸，海内之所怀思。颂有山乔之征，典有徂岳之巡。时迈其邦，人斯是勤，不亦宜哉”，这里所强调的正是这次东巡不同以往的意义。文中对此次东巡全过程的记述，重点突出了此次东巡三方面的含义:其一是颂扬“褒胡□之元老兮，赏孝行之□农”的尊老劝农之举。其二是巡狩泰山，祭祀山川，着重描写了祥瑞应圣而出的场面，而尤其突出了章帝在此时的谦恭自省、崇惠恢仁:“上谦谦而祗耸兮，谧玄静以自存。兹业业而弗康兮，惧事事之孔艰。”“况圣主之鸿德兮，绥万邦而屡丰年。宪象豫以崇惠兮，应茂化以恢仁。解天牢以错辟兮，洗宇宙以自新。”其三，是描写了“祠孔子阙里，及七十二弟子”，对孔子的尊奉，也表示对儒学的尊崇。《南巡颂序》交待了写作此颂的目的:“是时庶绩咸熙，罔可黜陟。乃录古人之嘉褒贬、示好恶焉。回轸夏墟，叹俭德之流，济人于忠也。愚人作颂，以赞主德。”崔駰并不着意于对此次巡狩的大力宣扬，而是借天子南巡之名，借古旌今，颂扬俭德，推崇忠孝。所以《南巡颂》在写作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文中大部分篇幅属怀古之思。作者对楚国的发展历史有相当的了解，对楚民族从开国之初到最后灭亡，一一道来，既从中探究作为诸侯国与周室的关系，又从楚国的自身发展中褒扬忠臣、贬斥谗佞。其对楚国历史的追溯，颇有屈子遗风。《西巡颂》是四巡当中写得较为简略的一篇。在这篇中作者先交待了章帝此次西巡“惟秋谷既登，上将省敛，平秩西成，巡畿甸于西郊，因斯方物，凝德绥俗”的出巡意义，强调的是“昔既春游，今乃秋豫。终始二端，顺时劝助”的出巡目的。《北巡颂》通过对章帝北巡过程的具体描写，主要宣扬章帝“敦文教，薄威狱。放虚华，收实确”的被德百姓的“圣泽”。总之，《四巡颂》的创作主旨是“以称汉德”，《文馆词林》在崔駰《四巡颂》等颂作之前录有一首《时迈》，主要是以题材上与主旨上的近似而列为崔駰《四巡颂》等作品之首的。

《文心雕龙·颂赞》对颂体在表现手法上与赋体作了比较，认为“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即是说，“颂”作在遣词上要典雅清铄;虽可铺写，但不能像赋一样辞藻华侈靡丽。他所推崇的汉人作品有扬雄《赵充国颂》、班固《安丰戴侯颂》、傅毅《显宗颂》以及史岑《熹后颂》。班固、史岑之作已佚，傅毅《显宗颂》只有残句，《文选》录有扬雄《赵充国颂》。从扬雄的颂作及傅毅颂作的残句来看，均以四言结句，写得雍容典雅，“褒德显容”，风格近似《诗经》中的“三颂”。而崔駰的四篇颂，虽以“颂”名篇，但在表现手法上，实是“赋”体，即采用了“赋”的表现手法。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还是颇能代表汉代大赋的总体特征。崔駰的四篇颂的赋体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汉章帝时的巡狩并不仅仅是崔駰所描写的四次，崔駰选择了章帝元和年间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巡狩进行铺写，虽说是受到天子四方巡狩观念的影响，但是从表现方法上来看，也体现了赋家之心牢笼宇宙的思维方式以及东南西北四方铺陈的表现特征。其次，四篇颂虽然描写各有侧重，但是基本上都沿着章帝巡狩的路线进行详略有致的描写，其按时间的铺陈方式，很明显地受到汉代大赋的影响。第三，四篇颂句式多变、形式多样。四篇颂在句式上杂以骚体、七言、四言、三言不等，其中三篇颂均有序，《北巡颂》末还系以“歌曰”，在体制上“似赋”。第四，就具体各篇而言，每篇都有一些具体的铺陈，且辞藻华美。如《东巡颂》描写章帝东巡起始时曰:

乃命太仆，驯六驺，路闲马，载师徒。于是乘舆，登天灵之威路，驾太一之象车。升九龙之华旗，立河鼓之灵兆。鼓翡翠，规冒紫霄，杨玉鸾，栖招摇。贰承华之钧驷，驸左骏之騢駣。垂旒象之豹饰，珥飞霓之旌旄。纷纭发越，千乘胶葛，旄首奋鬣，武士扬鶡。三军霆激，羽骑火烈。天动雷震，隐隐辚辚。景耀云覆，如神。清气雾野，光焰绛天。

此段通过车马、乘舆、旌旗、随从的铺写，突出了章帝东巡的盛大声势。再如《南巡颂》，正如崔駰在序中所交待的此篇借章帝南巡来“追录古人之嘉褒贬、示好恶焉”，篇中对南楚的历史多有铺陈。即使是四颂中较为简略的《西巡颂》，与其它三篇相比，其简略主要表现在未对西巡的整个过程作详细地描述，但是对一些具体的细节，还是用较多的笔墨作了渲染铺写。

刘勰《文心雕龙·颂赞》提到与崔 马 因 同时的班固、傅毅之作，云:“班傅之北征西巡，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 ② 《艺文类聚》节录班固及傅毅《窦将军北征颂》各一篇，《太平御览》节录傅毅《西征颂》四句，虽不是完篇，但可以看出均不以四言结句，而班固《北征颂》对窦宪北征铺写太过而似赋，刘勰批评“变为序引”，成为颂体的“谬体”。在“巡狩”的题材上班固有《东巡颂》与《南巡颂》，《艺文类聚》卷三十九有节录。从节录来看，班固这两篇赋也类似于赋体。刘勰虽然未提到崔駰的《四巡颂》，但是以刘勰的要求和批评作为观照，崔駰的《四巡颂》，是属于刘勰所说的颂之“谬体”。所以，从形式上来看，东汉前期崔駰等人的颂作，虽然溯其源可至《诗经》之“三颂”，但在体制上很明显受到汉代散体大赋的影响。

二 东汉前期散体大赋赋体颂意的增强

两汉与帝王文化相关的散体大赋与其它题材赋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应是在创作主旨上总是存在着“讽”与“颂”的二维思考，模式上也就产生了“讽”与“颂”并存的现象。西汉主要表现为曲终奏雅，而东汉前期则是以颂为主，散体大赋的赋体颂意明显增强。

虽然赋的“讽谏”在西汉大赋中多表现为“曲终奏雅”，但是，不管最终效果如何，西汉赋家还是以“讽谏”为目的。所以，当扬雄意识到这种“曲终奏雅”最终只能是“劝百讽一”时，他弃而不为。但是，散体大赋发展到东汉前期，赋体颂意明显增强，在这方面班固最具代表性。《文选》载班固《两都赋序》云:“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说豫，福应尤盛。……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班固对赋的看法虽仍保留其“讽谕”的地位，但已将西汉武宣之世的赋作，看作是“成康没而颂声寝”的沿续，并着重突出西汉赋“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颂声”特征。在创作上，《文选》所载《两都赋序》对《两都赋》的创作背景，已有明确的交待，即班固所言:“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感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如果说《两都赋》有讽意的话，那么其所针对的是西都宾的言论，其中心却是“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颂扬光武定都洛阳、明帝修缮宫殿的正确，所以班固盛赞:“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阶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复礼，以奉终始，允恭乎孝文。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案《六经》而校德，眇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帝王之道备矣。”而明帝继光武初备王道之后，“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且宫廷内外的一切建设，都本着“奢不可逾，俭不能侈”的原则，天子蒐狩、讲武等一切活动均“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所以班固所盛称的洛邑之美，一是称颂光武帝迁都改邑具有历史的根据，一是称颂明帝营建洛邑皆符合儒家的制度之美。《两都赋》后所系五首诗，也是班固对帝王推崇儒家礼制的热情赞扬。《两都赋》在表现手法上虽也用铺陈的手法，但其铺陈的内容已有很大的改变，即详于京都的名物制度，较少司马相如等人赋作的夸饰气息，使赋体的创作出现一种“征实”的倾向，可以看出，班固《两都赋》所颂与所讽已是不同的对象，也就是说，班固的赋作虽然还存在着讽与谏的二维思考，但与司马相如、扬雄不同的是，班作所颂对象已是至善至美，没有任何遗憾需要曲终奏雅讽谏规劝一番，所讽的对象是所颂的对立面，“颂德”明显占居主要地位，已经走出司马相如、扬雄赋作以“颂”为“讽”、“劝百讽一”的窘境。

值得注意的是，崔駰、班固、傅毅都有“巡狩”题材的同题颂作，三人在京都题材上也有同题赋作。《艺文类聚》卷六十一节录崔駰《反都赋》、傅毅《洛都赋》，两篇虽非全文，但是二人的创作主旨依然可见。如崔駰的《反都赋》云:

汉历中绝，京师为墟。光武受命，始迁洛都。客有陈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陈祸败之机，不在险也。建武龙兴，奋旅西驱。虏赤眉，讨高胡，斩铜马，破骨都。收翡翠之驾，据天下之图。上圣受命，将昭其烈。潜龙初九，真人乃发。上贯紫宫，徘徊天阙。握狼狐，蹈参伐。陶以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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