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駰之作虽非完篇，但是可以看出这篇赋对光武中兴定都洛阳作了历史性的歌颂。傅毅的《洛都赋》云:“惟汉元之运会，世祖受命而弭乱。体神武之圣姿，握天人之契赞。寻往代之规兆，仍险塞之自然。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严阻，扶二崤之崇山。分画经纬，开正途轨。序立庙祧，面朝后市。……近则明堂、辟雍、灵台之列，宗祀扬化，云物是察。……”也对光武中兴、定都洛阳、制定名物制度进行了颂扬。所以，崔駰、傅毅有关京都题材的赋作，其创作主旨与班固《两都赋》、《典引》中对东都洛阳名物制度的歌颂也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从东汉前期赋论及创作的变化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赋体创作虽然还有讽与谏的二维模式，但与西汉司马相如、扬雄已有不同，即所颂与所讽对象的分离，这一分离标示着散体大赋的主体部分已以颂德为主，这既是赋颂二体互渗的一种表现，也为颂名赋体颂作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三 东汉前期赋颂二体互渗的儒学背景

东汉前期赋颂二体之所以能互渗，外在的关联是因二者表现的都与帝王文化相关，而深层的原因则是与帝王文化有关的儒学背景。

东汉建立以后，对于统治者而言，首当其冲的治国方略就是建立都城洛阳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光武帝时杜笃就上书并作《论都赋》言东汉改都洛阳之非。班固《两都赋》，《后汉书》言作于汉明帝永平年间，无具体系年。从篇中所描写的一些事情来看，最早也应作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之后。这说明类似杜笃非议改都的观点直到汉明帝末年都还存在。而永平十七年汉明帝召班固等人至云龙门对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东汉前期京都题材创作赋体颂意增强的政治导向与儒学背景。《文选》载班固《典引序》曰: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郤、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邪?”臣对此赞贾谊《过秦论》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绝”，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邪?将见问意开寤耶?臣具对素闻知状。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洿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至于疾笃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

又，《史记·秦始皇本纪》末附有后人所加班固对答孝明帝的询问，即《秦纪论》，其中亦言“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可知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十月诏班固等群臣对策云龙门。就《典引序》来看，班固《秦纪论》是在汉明帝“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邪”的询问下的一个回答。班固将《秦纪论》的内容禀知汉明帝之后，汉明帝又对司马迁与司马相如作了比较，提倡臣下应该如司马相如，他生前留下一篇《封禅文》，“颂述汉德”，而不应该如司马迁讥贬当世。《文选》班固《典引序》又云:“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圣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并云“司马相如《封禅文》靡而不典，扬雄《剧秦美新》典而无实”，见其创作《典引》有超轶司马相如之意。创作于永平十七年之后的《两都赋》，其主旨针对时俗不满建都洛阳之作而盛赞东都洛阳之美，从这点来看，《两都赋》的创作与《秦纪论》、《典引》具有相同的政治背景。云龙门对问非班固一人，这就见出明帝于永平十七年倡导文人应“颂述汉德”以及给东汉寻找历史定位的政治导向。班固、傅毅、崔駰有关京都题材的同题赋作的颂意增强，都是“颂述汉德”这一政治导向下的产物。

汉章帝继明帝之后，其对儒学更是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加以实践，这一点在巡狩制度的建立与实行上尤其明显。《章帝纪》载章帝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白虎通·巡狩》对天子巡狩的意义、制度作了记载:“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不得所者，故必亲自行之，谨敬重民之至也。考礼义，正法度，同律历，叶时月，皆为民也。”“巡狩所以四时出何?当承宗庙，故不逾时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当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昼夜分，五月十一月阴阳终。《尚书》曰:‘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所以不岁巡狩何?为太烦也。过五年，为太疏也。” ③ 《白虎通》对“巡狩”的看法，很明显受到《尚书·舜典》及《礼记·王制》的影响。那么，这之后的章帝的几次巡狩，虽然在时间上未能完全按照五年一巡狩的制度，但是从章帝的诏书及崔駰《四巡颂》的描写来看，对《白虎通》强调的巡狩的意义却努力地加以遵循并实践，在“巡狩”这一制度中浸润了很浓的儒学蕴含。如章帝在元和三年正月北巡的诏告中就较为明确地告知天下:“朕惟巡狩之制，以宣声教，考同遐迩，解释怨结也。今‘四国无政，不用其良’，驾言出游，欲亲知其剧易。”虽说东汉时章帝前的两位帝王光武帝、明帝巡狩时已开始改变秦皇、汉武巡幸天下、祭祀山川时的浓厚的神怪色彩，但是随着章帝时《白虎通》的撰定，章帝巡狩的理性成分就更为浓厚，其通过巡狩展义诸侯、安抚百姓、体察民情的儒学意蕴更加明显。在这样一种儒学的背景下，文人士子对帝王巡狩题材的描写，以“颂德为主”，并以“颂”名篇，在主旨上与《诗经》“三颂”遥接，以“颂”名篇，也就尽在情理之中。又，《尚书·舜典》中记载的四方巡狩概念，是以洛阳附近的嵩高为中岳，形成东巡狩至岱宗、南巡狩至南岳、西巡狩至西岳、北巡狩至北岳的巡狩制度。所以《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正如詹鄞鑫先生所说:“夏都平阳（今临汾附近），或晋阳（今太原附近），商都 亳 （今曹县附近），后迁殷（今安阳附近），西周都丰镐（今西安附近），都不在河洛之间，与嵩高相距甚远。唯东周都洛邑，正好在河洛之间，嵩山在其附近不远。” ④ 所以《尚书》中所说的四方巡狩，真正开始于东周都洛之后。《史记·封禅书》又云:“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西汉都长安，因而，西汉也如秦一样，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如果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而言，东汉都洛阳可谓是上承东周，以嵩岳为中岳，其四方巡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符合《尚书》记载的巡狩。若将崔駰《四巡颂》放在巡狩制度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崔駰作《四巡颂》的用意应是明显的，即着意选择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四次巡狩加以颂扬，写出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天子巡狩四方的含义。虽然只是在地理方位上的一致，时间上并未实现一年四方巡狩、五年循环一次，但是崔駰《四巡颂》如班固纂集《白虎通》采摘《尚书》之义定下“巡狩”之义一样，具有同样的文化背景，即反映了东汉古文经学的日益强大，以及在巡狩制度上所体现出来的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尊从。而东汉巡狩题材颂作的突现，都是这一现象在创作上的反映。所以，在东汉前期统治者的政治导向以及儒学兴盛的浸润之下，散体大赋在“讽”与“谏”的二维模式下已表现出以颂德为主的倾向;而更进一步则是直接以颂名篇的颂作的出现。

四 散体大赋讽与颂的二维模式到以颂为主的发展走向

东汉前期赋颂二体的互渗对此后散体大赋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以东汉为界，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东汉前期之后至东汉结束这一阶段，散体大赋受班固《两都赋》影响，在讽与颂的二维模式下，赋的主体及主旨部分仍以“颂”为主。东汉以后至清代，散体大赋渐渐走出讽与谏的二维模式，以颂德为主，是崔駰等人颂名赋体之作的逻辑延伸。

东汉中期散体大赋的代表是张衡的《二京赋》与马融的《广成颂》。《后汉书·张衡传》曰:“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其主旨是讽谏时俗的奢侈，但正文描写却将时俗的奢侈借冯虚公子之口移置“西都”，对东都洛阳光武、明帝二朝“文德”“武节”铺染的同时，颂扬他们的“遵节俭，尚朴素，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所以，《二京赋》虽以“讽谏”为其旨归，但就作品本身来看，还是以“颂”为主，且这“颂”的部分与司马相如等人的赋不同，司马相如所颂与所讽是同一对象，而张衡所颂与所讽则是不同的对象。所颂部分即对俭约的颂美已是光武、明帝二朝之事，已成为过去，为“虚”;所讽部分即时俗的奢侈为“实”，而在表现上也被虚化，即被移置为西都而非当下东都的现象。如果没有《后汉书》的记载，单就此赋，我们实难体察张衡创作《二京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讽喻时俗的奢纵，而极易理解为颂扬东都俭约之美。张衡在赋中还批评了司马相如、扬雄的赋作，认为“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颓墙填堑，乱以收罝解罘，卒无补于风规，只以昭其愆尤”，对相如、扬雄的以颂为讽颇不以为然。因而，张衡《二京》模拟班固的《两都》，并不表现在都是京都题材，也不单单是东都对西都的胜利，他所模拟与接受的是班固所颂与所讽对象分离为二的思维方式与作赋方法。而马融的《广成颂》更见出东汉前期赋颂二体互渗后，赋体所产生的变化与矛盾。《后汉书·马融传》载《广成颂》创作缘由曰:“邓太后临朝，骘兄弟辅政。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 蒐狩之礼，息战陈之法，故猾贼从横，乘此无备。融乃感激，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元初二年，上《广成颂》以讽谏。”因而，此赋的讽谏并不是“ 蒐狩”本身，而是对执持朝政者疏忽此礼的讽谏，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思考角度。所以，本传云:“颂奏，忤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广成颂序》曰“方涉冬节，农事间隙，宜幸广成”，并云“职在书籍，谨依旧文，重述 蒐狩之义，作颂一篇”，可见《广成颂》对天子苑囿的描写及 蒐狩的铺排，仅是马融依“旧文”所作出的理想化的描绘，借此讽谏方今大汉“忽 蒐狩之礼，阙槃虞之佃”的。马融与张衡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法极为相似，即他们所颂扬的正是现实中所没有的;马融正是借助这虚设的“颂”来对现实进行讽谏，这是马融题名为颂的原因，也是被刘勰批评为“雅而似赋”的因由。当现实失去颂扬的土壤时，具有讽与颂两方面功能的散体大赋本应向讽的一面发展，但张衡、马融的赋作说明汉代散体大赋的主流受到班固赋作模式的影响，即所颂与所讽对象的分离，却形成了所颂部分非现实化、真实化并借此对现实进行讽谏的倾向。东汉后期，边让作《章华台赋》，《后汉书·文苑传》曰:“作《章华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春秋时楚灵王筑章华台以威诸侯，时伍举就以台为“目观”之美谏之，灵王不纳，后灵王由种种误国之举，致使自己身死乾溪。边让此作虽取材于此，但其结果又违背历史真实，赋文最后写灵王“虑理国之须才，悟稼穑之艰难”，于是“罢女乐，堕瑶台”等等。马积高先生说:“考《后汉书·桓帝本纪》，‘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又蔡邕《述行赋》序称桓帝延熹二年‘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至于他在黄巾大起义已发生的第三年（中平三年）还采纳中常侍张让等的意见，‘敛天下田，亩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则是旧史上大书特书的。边让此赋，当是针对现实而发。” ⑤ 就作品本身而言，其创作思路与司马相如接近，但是边让取材于历史却又违背历史的寓言性质，其实折射出现实中所颂与所讽的难以统一。从汉代散体大赋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东汉前期颂名赋体作品的出现、赋颂二体的互渗对此后汉代散体大赋走向所起的转捩作用。

汉代以后与帝王文化有关的散体大赋，却渐渐脱离汉赋讽与颂的二维思考，很明显地以颂德为主。西晋散体大赋的代表作有潘岳的《藉田赋》、左思的《三都赋》。臧荣绪《晋书》曰:“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祖初藉于千亩，司空掾潘岳作《藉田颂》也。”从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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