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来看，已完全走出了汉代散体大赋讽与颂二者之间的纠缠与观照，而对晋武帝亲自藉田进行了歌颂，这是臧荣绪《晋书》称潘岳此赋为“颂”的主要原因。左思《三都赋序》曰:“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生采焉以观土风。……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左思《三都赋》，在体制上仍模仿汉代大赋，但从序可见，其主旨是着意于赋的“观土风”与颂美的作用，表现上更倾向于赋的“征实”。唐至清代与帝王文化有关的散体大赋虽无两汉兴盛，但作品不断，创作主旨基本上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唐代李白《大猎赋序》云:“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而相如、子云竞夸辞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诋讦。臣谓语其大略，窃或褊其用心。《子虚》……《上林》云……逮今观之，何龌龊之甚也?但王者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则天下之山林禽兽，岂与众庶异之!而臣以为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论苑囿之小，窃为微臣不取也。今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猎于秦，亦将以耀威讲武，扫于荡野，岂荒淫侈靡，非三驱之意耶?臣白作颂，折衷厥美。”赋中对天子 蒐狩之礼进行颂扬，并批评司马相如、扬雄的《子虚》、《上林》、《长杨》、《羽猎》，徒以“计麋鹿之多少，夸苑囿之大小”相胜。宋丁谓《大蒐赋序》云:“司马相如、扬雄以赋名，汉朝后之学者多规范焉。欲其克肖以至等句读袭征引，言语陈熟，无有己出。观《子虚》、《长杨》之作，皆远取旁索灵奇鬼怪之物以壮大其体势，撮其辞彩。笔力恢然飞动今古而出入天地者无几，然皆人君败度之事，又于典正颇远。今国家大蒐，行旷古之礼，辞人文士不宜无歌咏，故作《大蒐赋》。其事实本之于《周官》，历代沿革制度参用之，以取其丽则。奇言逸辞皆得之于心。相如、子云之语无一近似者。彼以好乐而讽之，此以勤礼而颂之，宜乎与二子不类。”丁谓此序比李白更加明确地表明了与司马相如、扬雄不同的思维模式，其“勤礼而颂之”的创作则显明地以颂德为旨归。元黄文仲《大都赋序》云:“窃惟大元之盛，两汉万不及也，然班固作《二都赋》，天下后世夸耀不朽。今宇宙升平，宜播厥颂。文仲幸生圣世，获睹大都。虽不克效其聱牙之文、繁艳之语，亦不愿闻其奢靡之政、浮夸之言，谨摭其事，撰《大都赋》上于翰林国史，请以备采择之万一。”这里虽然提到班固，但主要从“今宇宙升平，宜播厥颂”上推重《两都赋》的。明清两代此类赋作大抵如此。可以说，汉代以后与帝王文化有关的散体大赋，却是继承了东汉前期崔駰等人颂名赋体的创作思路，如果将篇名“赋”改作“颂”，那么，不论是从创作主旨还是文体特征上看，与崔駰颂作倒是一脉相承。可以说东汉前期颂名赋体之作倒成了汉以后散体大赋的发展模式，这一方面说明了崔駰等人颂作的颂名赋体特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散体大赋的主旨以颂德为主，那么，创作思路必将走出讽与颂的二维模式，而与东汉前期颂名赋体之作接近。崔駰《四巡颂》颂名赋体的文体特征正是从“颂”与“赋”两个方面预示了汉以后散体大赋的走向。
当汉以后散体大赋明显以颂德为主之后，而与帝王文化有关的颂作在体式上也在发生变化。就《文馆词林》所载来看，东汉以后的颂作还有后魏高允的《南巡颂》和《北伐颂》、宋孝武帝的《巡幸旧宫颂》、东晋曹毗的《伐蜀颂》、西晋张载的《平吴颂》、东晋孔宁子的《平洛颂》（阙）等。这些颂作，大都以四言结句，也无汉人颂作过多的铺陈，赋体的特征已不明显，而与《诗经》的颂体接近。从东汉以后颂作体式的变化，我们又可看出，当东汉以后散体大赋以颂德为主从而成为东汉前期颂名赋体之作的逻辑延伸之后，颂体自身体式向《诗经》颂体靠近的变化，又将颂体与赋体区分开来。
综上所述，东汉前期赋颂二体的互渗主要表现为散体大赋在讽与颂的二维模式下赋体颂意的增强以及颂作具有颂名赋体的文体特征。二体在题材上与帝王文化的关联以及帝王对儒家文化的提倡与实践，是二体互渗的主要原因。二体互渗对以后散体大赋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东汉前期之后至东汉结束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在讽与颂的二维模式下以颂德为主;而东汉以后到清代的散体大赋，则明显表现为以颂德为主，成为东汉前期崔駰等人颂名赋体颂作的逻辑延伸。而汉以后的颂作却在体式上以四言为主，与以颂德为主的赋作区分开来。可见，赋颂作为二体，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即使在二体互渗的阶段，都有标示着作为不同文体的主要特征。所以，在文体意识尚未明确的汉代，尤其是在与帝王文化相关的散体大赋与颂作之间，如果我们仅从赋与颂在语义上有着互通的可能而将二体视作一体，就会抹杀二体在汉代最为本质的区别，即颂体以颂德为主，而赋体兼有颂与讽的二维模式。如果单以篇名作为划分文体的标准，而将赋、颂视作二体并将颂名赋体的作品排除在赋体研究的范围之外，就会忽视二体的互渗，这样就会影响到我们对东汉前期以后散体大赋走向的把握。
注释
①《文馆词林》，［唐］许敬宗编。日本弘仁本《文馆词林》，昭和四十四年（1969）日本古典研究会印行。罗国威先生有《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版，本文所引《文馆词林》崔骃《四巡颂》，皆用此本。
②《文心雕龙》范文澜注云:“《古文苑》十二载班固《车骑将军窦北征颂》，西巡，唐写本作西征，是。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得傅毅《西征颂》一条。”因而，许多《文心雕龙》注本均将“西巡”改为“西征”。傅毅与班固、崔骃同时，三人往往有同题之作，班固、崔骃均有巡狩题材的颂作，此不妨看作是“西巡”，即傅毅也作过《西巡颂》。
③《白虎通疏证》卷六，［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89—290页。
④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页。
⑤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130页。
上一页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