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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是譬喻，“又是”发端，便与“只是”譬喻不同。前人没有注意兴的两重义，因此缠夹不已。他们多不敢直说兴是譬喻，想着那么一来便与比无别了。
说《毛传》《郑笺》认为兴是譬喻，这是符合《毛传》《郑笺》对兴的认识的，虽然并不符合《诗经》创作的实际。但说兴是首章“发端”，就不符合《毛传》《郑笺》对兴的认识了，因为《豳风·鸱鹗》《小雅·鹤鸣》整篇“‘只是’譬喻”，并不是首章结构的“发端”起辞；因为《毛传》在《秦风·车邻》二章次句下标兴，在《小雅·南有嘉鱼》三章次句下标兴，明章章皆可兴；特别是《毛传》认为《鲁颂·有駜》首章第五六句的“振振鹭，鹭于下”是兴。也就是说，认为章中也可兴；从《毛传》《郑笺》对兴诗的解说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兴在结构形式上“发端”起辞的艺术特征，而只是注重兴在深层喻意上“发端”起情的政教功能。在本文中，朱自清也说《毛传》认为章章皆可兴，未必只首章“发端”，他说：“《南有楞木》二三两章的首二句是复沓首章的；首章的是兴句，二三两章的自然也可说是兴句。……兴诗中全篇各章复沓的共五十三篇，快到一半了，这些都可以说是‘首章言兴以咳下章’的。”这是符合《毛传》《郑笺》对兴的认识的，但与前首章“发端”说多少有些冲突。《毛传》《郑笺》既然尚未认识到兴“发端”起辞的艺术特征，自然也就无法以“发端”为标准区别比、兴。
此外，朱自清还认为“《毛传》兴诗的标准并不十分明确，以这些兴诗为例，似乎还可以定出好些兴诗来”。最难能可贵的是，朱自清始终能将经学家的认识与作者本意区别开来。他说：“《传》意也只是《传》意而已，至于‘作诗者之意’那是很难说的。……《毛传》所谓兴，恐怕有许多是未必切合‘作诗者之意’的。”
关于兴的源起，朱自清在《比兴·兴义溯源》中， 将兴的源头上溯到春秋赋诗言志，认为毛郑沿用赋诗言志的方法说诗。他说：
(赋诗言志)好像后世诗文用典，但求旧典新用，不必与原义尽合；……“诗三百”原多即事言情之作，当时义本易明。到了他们(指毛郑)手里，有意深求，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去说解，以断章之义为全章全篇之义，结果自然便远出常人想象之外了。而说比兴时尤然。
朱自清虽然尚未认识到赋、比、兴原本就是对赋诗言志用诗方法的概括，但在当时能认识到毛郑“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去说解”就已经是全新而深刻的判断，只有对春秋赋诗及毛郑说诗作全面深入的研读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
朱自清还发现《毛诗》不仅沿用赋诗言志的方法说诗，而且在《湛露》《鸿雁》《黍苗》《葛菡》《桑柔》等诗的说解中还沿袭了赋诗引诗的用诗之义，他说：“可看出《毛诗》比兴受到了《左传》的影响。但春秋时赋诗引诗，是即景生情的；在彼此晤对的背景之下，尽管断章取义，还是亲切易晓。《毛诗》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却没了那背景，所以有时便令人觉得无中生有了。”
关于比兴对后世的影响，朱自清在《比兴·比兴论诗》中，认为后世用比兴说诗“开端的是宋人。这可分为两类。一类可以说是毛、郑的影响，不过破碎支离，变本加厉。……另一类是系统的用赋比兴或‘比兴’说诗，朱子《楚辞集注》是第一部书”。
后世还用比兴论诗，朱自清说：“至于论诗，从唐以来，‘比兴’一直是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后世所谓‘比兴’虽与毛、郑不尽同，可是论诗的人所重的不是‘比“兴’本身，而是诗的作用。白居易是这种诗论最重要的代表。……他(指白居易)说‘风雅比兴’，又说‘美刺比兴’……这样，后世论诗所说的‘比兴’并不是《诗大序》的‘比“兴’了。”
其实，在后世用比兴论诗中，还存在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他们注重的不是比兴的政教功能，而是比兴的审美特征，如钟嵘、司空图、王夫之等，他们所说的比兴也不是《诗大序》的比兴了。
朱自清对赋比兴的研究是下了大功夫的，在当时，相较而言，他对赋、比、兴的研究最为深入，逻辑思辨色彩也最为鲜明，这可能和他在大学学哲学的功底有关。朱自清对赋比兴的研究除个别地方稍嫌简单武断外，就其主体而言贡献巨大。其贡献不仅仅在结论，更在其充满理性色彩的研究方法给人的启发，他能够将赋、比、兴概念提出时的本义、《诗序》《毛传》对兴的认识、《诗经》创作方法及其源起、后世用比兴说诗论诗等不同方向、不同目的的阐述分开来研究；而且既能区分它们的不同，又能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勾勒出赋、比、兴的源起、发展和演变的历时性结构系统。这种科学严谨的研究在当时及至当下的赋、比、兴研究中，是极其少见的。学术研究中有很多概念类似赋、比、兴，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朱自清对赋、比、兴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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