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能诵诗属书”，为“秀才”，“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又被文帝召为博士。但是贾谊不是囿于一经的儒学经生。其思想固然以儒家成分为主，同时受时代风气影响，亦兼通道家。 屈原最终不忍去国远游而投水自尽，汉代人对他的这种选择颇示不解。贾谊首先就发问：“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接着扬也认为屈原何不听从渔父的劝告，随逐流，“何必湛身哉？”汉末蔡邕也说：“皇车犇而失辖，执辔忽而不顾；卒坏覆而不振，顾抱石其何补？（《吊屈原文》）” 也就是说，楚国就像一辆奔走控的马车，已无可救药，何必为其抱石沉江？在他们看来，屈原应该学会放弃，不必认死理，因为除了沉江外，还有其它的路可走，必把自己逼到绝处。而汉代就不一样了，中央集权制建立之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能往哪里去？司马迁、东方朔、扬雄、班固他们的文章中都说到汉代士人的处境。贾谊则最先感受到这种“时异事异”的变化。
《史记》中把屈原与贾谊并为一传，可能因为司马迁认为屈贾二人遭遇颇相同，个性也有所类似。最初二人都受到君主的赏，得到重用，但最后因受人所谗，被君主疏远，遭到流放或贬官。此外，贾谊贬长沙太傅，经汨罗江，凭吊屈原，写下著名的《吊屈原赋》。赋中对屈原的遭深表同情，很有那么点惺惺相惜的意思。所以明代张溥说贾谊：“太史公传而同之，悼彼短命，无异沉江，汉廷卿莫能材贾生而用也。蔽于不知，犹楚谗人耳！（《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贾长沙集题辞》）”观贾谊几篇赋作，皆有伤悼自己命运多舛之意，果如张溥所料也未可知。
据《史记》本传记载，贾谊年十八岁，“以能诵诗属书于郡中”。当时任河南守的吴廷尉，“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汉文帝即位后，吴廷尉向文帝推荐贾谊，“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为博士”。贾谊时年十余，在朝臣中年纪小。然而，“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汉文帝大悦，于是一年中任贾谊为太中大夫。贾谊因此得以参与颁定法令政策，“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汉书》本传）”但不知为何，贾谊后来被疏被贬，直至最后因梁怀王堕马殒命，他也郁郁而终，年仅三十三岁。
至于贾谊何以为文帝所疏，原因比较模糊。司马迁、班固都说贾谊少年得志遭到其他人嫉恨，周勃、灌婴等人向文帝进谗，以致文帝疏远贾谊，并让他离开中央，出任长沙太傅。数年后贾谊又被文帝召回，不久拜为梁怀王太傅。对此说法，后人有疑问。张溥就认为史传没有说出真正原因，于是只能作“汉廷公卿莫能材贾生而用也”泛泛测而已。班固、苏轼、李贽人却以为贾谊不可谓不遇，因为汉文帝毕竟是历史上少有的贤君之一。
士人遇或不遇是关系到士人自身命运的问题，具体而言，测定遇或不遇至少有两个指标：一是君主是否了解你，欣赏你的才能；二是君主是否能重用你，使你的才能得到有效发挥。通常一个人要让别人了或接受就极难，而在人才济济的朝廷，有忠正不阿的，有溜须拍马的，有以色事君的，要让君主只听你的，岂不是难上加难，除非你遇到明君。可是历史上有几个皇帝是明君？士人不遇，人们通常是责备君主不懂用人，甚或说他是昏君。问题是有的公认是明君的皇帝，也有委屈人材的。于是苏轼《贾谊论》中提出“自用”的问题。
自从士人进入仕途，开始为独一无二的君主“效劳”，便须面对一个急迫的问题，即如何协调与君主的关系。不是当一个实话实说的忠臣就万事大吉的，而且君主大凡听不进逆耳之忠言，否则就不会有剖心的比干，出逃的箕子，投江的屈大夫，以及以滑稽突梯自保的东方朔等数不清的臣子。当士人明白这一道时，前驱者已为此付出许许多多血的代价。后人从前人的经历中也在不断总结为官经验，学会如何与君主打交道。这就是在事君之时，更须学会如何自用。“自用”不仅要学会“独善其身”，更要学如何适应君主，得君之勤。前者即苏轼所说的“爱其身”，后者即其所言“爱其君”。爱身至，君厚，也就是前人所说的“修身以待天命”。屈贾二人显然都没有做到这点。他们愤懑抑郁，自残其身，终至夭亡。无论明君还是昏君，其实都靠不住。前者太有主见，很难听进他人之言。即使他愿意广开言路，但未必时时、事事都得听取你的意见；后者既已昏昧，只能对牛弹琴，弄不好祸及自身。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绝不可行。何况与其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按苏轼的话说，这时就要“默默以待其变”。时运不济，且须忍耐。“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苏轼甚至认为，“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自取也”（《贾谊论》）。
贾谊在其短暂的一生，向文帝提出许多治国方略。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汉书》本传）就今天所留存的贾谊文章来看，其《论时政疏》、《论积贮疏》、《上都输疏》、《请封建子弟疏》、《谏立淮南诸子疏》等奏疏，对当时政治经济问题提出许多具体的看法和建议。其主张有：控制藩国势力；撤除关防；禁止民间铸钱，使铸权力归于中央；废大夫之刑；重农轻商。以及主张统治要居安思危，治国以道。即如张溥所概括：“贾生治安策无过减封爵，重本业，教太子，礼大臣，于天子甚忠敬，于大臣无不利也”。
既然贾谊的主张于天子大臣皆无不利何以却被文帝疏远而见放湘潭。张溥对此表示不解，他认为“即汉大臣若绛、灌、东阳数短贾生，亦武夫天性，不便文学，未必谗人极，如上官子兰也”（《贾长沙题辞》）。即绛侯、灌婴等人跟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还不同，他们只是“武夫”，“不便文学”，并不是“谗人”。汉文帝更是史上有名的贤明之君，却对贾谊“怒之深远之疾，疾何为乎？”于情理上说，确实很难查明贾谊为文帝所疏的具体原因。
究竟绛、灌等人何以谗之？史传说是出于妒忌贾生年少得志。但苏轼认为是贾生与绛侯等人过不去，不能容人。绛侯（周勃）于文帝有功。汉惠帝无嗣，大臣迎立帝，周勃跪上天子玺符。灌婴灭吕氏，为高帝之旧将。他们与文帝的君臣关系情同父子手足，但贾生之策“尽弃其旧而谋其新”，得罪了绛灌诸人。苏轼认为，贾谊要改革政治不是不可只是不宜操之太急，等到“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贾谊可能年轻气盛，不懂如何协调与其他大臣的关系，以致遭到围攻。苏轼很不客气地说他：“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吕留良《贾谊论》则站在文帝的角度立论，认为文帝并非不用贾谊，而是等待时机。文帝时朝臣多是高祖功臣，诸侯亦天子之叔伯兄弟，要不就是功臣之后，所不便裁抑勋旧，损削侯王，否则“大或至于召乱，小亦必至谗沮”。“是故出以老其才，静以俟其用，计绛灌诸臣衰退之年，当贾生强迈之日，于是举而授之，此所谓明君用臣之心也”（转引自《新书校注》录五，中华书局2000年版，P.580）。言外之意仍然有所责怪贾谊求之过切，与苏轼的意见颇为相近。
那么，贾谊本人又是什么心态？观贾谊之文，时有“流涕”、“太息”之类的字眼，即使在其奏疏中也十分常见。其《陈政事疏》曰：“臣窃惟事势，可为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梁怀王堕马死，他又是“哭泣岁余”，“常哭泣”，及至抑郁而殁。看来他是一个容易感伤，性比较敏感脆弱的人。
人之所以哭泣，多半因为他敏感，忧伤，痛苦，或者是同情、悲悯。常言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并不是说心肠铁硬，而是不轻易流露，泪往心里流。一旦男儿泪夺眶而出，其内心该是何其沉痛。如果一个人麻木到不会哭，大到国家的命运，小到他人的悲惨遭，都不能触动他的柔软心，能说这个人还有人吗？哭泣是人类情感的展露，是一份人间的情爱。［西班牙］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说道：“圣殿之所以尊贵庄严，就因为它是人们共同前往哭泣的地方”。又说：“单是治愈病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习为它哭泣。是的，我们必须学习哭泣！也许，那就是最高的智慧。”。乌纳穆诺还引了葡萄牙托玛神父（Fr.Thome de Jesus）一段诗一般的语言：“喔，限的火花！喔，永恒的爱，当你不曾有所接纳有所取得，当你不曾引发许多心灵的炽热，谁当哭泣呢！”
中国魏晋时期的人亦好哭泣，著名有阮籍的“穷途而哭”。还有王戎（一说王衍）丧子悲不自胜，山简安慰他说：“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戎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独在我辈。”阮籍之哭是其内心极度痛苦的表露。如果内心是一片荒漠，还有什么东西会打动他？王戎的丧子之哭，说明即便是对夭折的幼儿生命也充满关怀。这是魏晋人“深情”的一种表现。清代刘鹗的《老残游记》自序说：“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份灵性即有一份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 在刘鹗之前一个世纪左右，曹雪芹《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也是一好哭者。虽说作者为林妹妹爱流泪安排了一段神秘的因缘，即是为了报答神瑛侍者浇灌之恩来还泪的，但实际上也是揭示林黛玉所秉具的天赋灵性。事实上林黛玉也是《红楼梦》中最多愁善感、最聪慧的女子，花开花落都引起她无限感伤，令她挥泪不止。真是“有一份灵性即有一份哭泣”。而林黛玉之哭何曾不是曹雪芹之哭？
贾谊之好哭是他文人气质的一种表现。作为一位政治家，他的思考是冷峻深刻的；作为一个文人，他情感又极为鲜活敏锐。这使他与周勃、灌婴等人显然有别。绛、灌之辈身为武夫，他们对政治缺乏敏感性，只要他们不谋反，统治者对他们也不以为意。他们不参与决策，在思想意识上与最高统治者不构成直接冲突。贾谊则然。贾谊“能诵诗属书”，为“秀才”，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又被文帝召为博士。是贾谊不是囿于一经的儒学经生。其思想固然以儒家成分为主，同时受时代风气影响，亦兼通道家，这使贾谊看待现实问题有更大的思想幅度，而不同于皓首穷经的腐儒在对屈原发出“何必怀此都”的疑问中，潜藏着贾谊随遇而安、能屈能伸的处世心态。《 赋》更是旨在阐发“知命不”的思想。只是道家思想对于贾谊这样亟欲有为的政治家来说，更多还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认识。
由于道家思想的介入，贾谊看问题的角度与屈原也有一定差异。比如屈贾二人作品中都用到傅说的典故。屈原着眼于傅说抱德怀才，却遭刑罚，操筑作于傅岩。武丁梦思贤者，以其形求之，得傅说于版筑之间，登以为公，道用大兴，为殷高宗。屈原以此说明贤者必遇，故要固守己志，等待明君。然而，贾谊却从这一典故中看到祸福相倚的道理：“傅说胥靡兮，乃武丁。夫祸之于福兮，何异纠墨，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史记》本传）。对祸福无常的认识可能也使贾谊缺少屈原那样对信念的执著坚定，而情感的丰性，又使他可能更多盘桓于个人的心灵体验。道家思想尚不是他人生观的重要构成，只是无奈的慰藉。在举足别出路，深衷不为人理解之时，他既不能像屈原那样投江，就只能安命——却又难以做到真正的安命。他也许在期待祸去福来，但是他多愁善感的诗人气质，使他内心自煎自熬。虽然文帝是一位贤君，但是大一统政权下，权力的高度集中，对于个人的个性自由是一种钳制。生性敏感的贾谊率先感到专制集权对人性的压迫，必然因此产生受挫感、无权力感，从而抑郁、痛苦，及至忧伤而死。而多思善感的个性心理，对于从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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