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来说，显然不利。所以后人说：“始以痛哭荐，终以哭泣自亡观其气象，必非动心忍性者，不能动心忍性，则必不能当大任也，而伊、管岂若是班乎？虽然，据其言则诚一忠臣也。”（丁奉语。《新书校注》P.571引）
贾谊似乎并不像通常意义上的“忠臣”。在他身上还有明显的先秦士人的精神气质。他不过想借助文帝之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人生追求。他向往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境遇，还想争取士的平等独立的政治地位，尚不能适应新的政治环境下的君臣关系。正如其《大政下》曰：
故夫士者，弗敬则弗至；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与敬、忠与信，古今毋易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无不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民。（《新书校注》，P.347）
故士易得而难求也，易致而难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遍境内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则国中多有之。此之谓士易得而难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则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则士必去矣。（《新书注》，P.348）
甚至他还说：“国之治政，在诸侯大夫士”。可能此，他向文帝上奏，有时口气不是很恭敬，对待其他大臣也时有“不逊”。后人对此有评论。何孟春《贾太傅新书序》曰：“今观其建白间，所谓‘非愚则谀’，所谓‘犹为国有人乎’，‘亡具甚矣’，大臣‘恬而不知怪’，俗吏‘不知大体’，尽斥在廷之臣，既以为进言之不臧，又以为献计之无识。至其自许，则曰‘何不一令臣得孰数之于前’，‘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又曰‘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其不逊如此，欲众毋怨，得乎？”（《新书校注》附录四，P.523－524）。张栻也说：“贾生英俊之才，所陈治安之策，可谓通达当世之务，然未免有激发露之气，其才则然也。”（《新书校注》附录五，P.570）。其实这未必是他恃才傲物之表现，更多的是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但由此招来被忌被疏的结果，自当不免。
现实的政治环境变化了，士人的角色也在发生相应的改变，贾谊却天真地望还会有春秋战国时期那样云龙风虎的君臣际遇。贾谊也许不如后来东方朔等人对全局看得更清楚，他可能还没有将专制集权对人性自由的压迫看成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汉文帝时的政治相对还比较开明，汉朝初年，制度还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对士人思想个性的禁锢也不至于过分严重，比如养士风气一直到汉武帝时还存在。但是贾谊生性敏感，已经有意无意地感觉到士人所将面对的窘境，所以他对屈原何不去国远游表示不解。这是周勃、灌婴等“武夫”所不曾有的认识，他们也无法感受到贾谊式的痛苦。在贾身上，他的心灵体验和命运遭遇，已经预示了专制集权下士人将要面对的处境。后来者也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甚至变换角色，以适应新的环境。
贾谊的遇或不遇问题在后代引起广泛的讨论，有的认为贾谊并非不，其一生也算无憾了。有的认为贾谊还是遇到明君，只是他不懂得自用，不能容忍，自伤夭亡。也有指责文帝不知用贾谊，反而听信绛灌等人的谗言而疏远贾谊；也有的说绛灌等人乃是贤臣，而是文帝宠邓通，贾谊看不起邓通，于是邓通“恨而挤之，因渐见疏”（全祖望语）。还有人认为文帝并非不用谊，而是等待时机，等到绛灌等人退休之后，再起用贾谊，可惜贾谊不能等到那时，这是天命。有人却认为依贾谊的个及其行事风格，假使他不是英年早逝，活到景帝、武帝之时，处在袁盎、晁错之间，恐怕“忌兴谤集，身且弗保”（何孟春《贾太傅新书序》，《新书校注》P.524），言外之意贾谊早死也许不算是坏事。
令人饶有味的是，贾谊现象为什么引起后人如此浓厚的兴趣。可能这关系到知识人的自身命运。贾谊与文帝的关系即标准的君臣关系，贾谊的遇与不遇关系到士人如何与君主共事等复杂的问题，贾谊的命运对后人是警示还是教训，都值得后人思考，不仅要思考如何协调上下级关系，更要思考如何自用、自处等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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