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庄忌《哀时命》4篇，共计29篇。
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对汉赋的分类来看，汉赋可确定的师法对象主要有屈原、陆贾和荀子三人。陆贾在《史记》、《汉书》都有传，二书皆称“陆贾，楚人也。……名有口辩”11。因其赋失传，故无法确证陆赋的上源。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按刘勰的说法，陆贾赋的总源头在楚，并认为贾谊赋与陆贾赋有着继承关系。班固列贾谊赋在屈原赋之属，按照他的分类原则，则陆贾赋与屈原赋也有某种连带关系。许多学者认为陆贾的思想属于道家。但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陆贾思想兼有纵横、儒、道诸家成分，较为复杂。陆贾为楚人，道家学派的产生地是楚国，陆贾接受其学说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战国末至汉初，黄老之学盛行一时，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即为明证。陆贾一直活到文帝时代，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道家的运思方法来创作辞赋应是很自然的事。从这点上讲，陆贾赋与屈原赋是同源共流，也就是说，汉初赋家主要受南方楚风的影响；所以，刘勰论断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因而，有些汉初赋家直接追摹屈宋骚赋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甚至因袭模拟屈宋辞赋的成句，就成为一个突出的创作倾向：
比干忠谏而剖心兮，箕子被发而佯狂（贾谊《惜誓》）——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屈原《涉江》）；方世俗之幽昏兮，白黑之美恶（贾谊《惜誓》）——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屈原《离骚》）；已矣!国其莫吾知兮……何必怀此都也（贾谊《吊屈原》）——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屈原《离骚》）；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贾谊《鹏鸟赋》）——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屈原《离骚》）；宁戚讴于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宋玉《九辩》）——宁戚饭牛而商歌兮，桓公闻而弗置（东方朔《七谏?怨世》）。
这些句子的造境写意、修辞手法甚至句式、词汇、用典，都在明显地模仿屈宋之作。综观上述29篇汉初辞赋，除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枚乘《七发》属于大赋之外，其余作品的主旨大致可分三类：其一是抒发个人怨愤悲哀情绪，同时关心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如贾谊《吊屈原》《惜誓》、东方朔《七谏》、司马相如《长门赋》等属于这一类，其题旨同于《离骚》、《九章》、《九辩》。其二是由于个人怀才不遇而指天问地，探寻宇宙、人生的运行规律，如贾谊《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感士不遇赋》等属此类。他们在接受楚文化润泽时，有意无意间表露出对道家学说的认同，并惯于把个人的不畅消解在超然物外的玄想之中。其题旨略同于《天问》。其三是借用为人招魂之类的形制，发抒怀才不遇之情，如淮南小山《招隐士》，其题旨同于《招魂》。上述汉赋精神主旨的种种表现证明，汉初文人真正接受了楚辞的精髓，诚为楚风盛行最集中的体现。所谓楚风北袭，即以此为极至。
儒学独尊与北学南渐
上文已经谈到，在楚人向北扩张、楚风渐向中原腹地吹拂的同时，北学也在向南方故楚大地渗透。屈原作品中不时出现的中原文化因素便是明证。但总体说来，秦汉以前，南风北学在各自的区域内占据绝对的优势，北人不习南人之常俗，南人不尚中原之礼仪，南北文化界限分明。这种格局自刘汉立国丕变，因统治者偏好南风楚音，上行下效，使得南风首占先机，一度席卷天下；但自武帝后，由于文化政策的改变，北学获得复兴的契机，并逐渐取代南风，终成笼统南北之势。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冬十月，武帝诏诸侯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接受丞相卫绾建议，“罢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元光元年（前134年）夏五月，武帝复诏贤良，命曰：“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时，董仲舒、公孙弘等颇获重用。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12《郝氏续后汉书》也云：“孝武慨然有为，董仲舒请更化善治，以兴诵声，表章六经。”13于是，董仲舒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发挥天人感应学说，论证君权神授观点。延至武帝建元5年，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开始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这一政策是逐步推行的，武帝生前尚属试行，至昭帝、宣帝时形成“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之格局14。自此以后，风行一时的南风楚学式微，而中原北学日炽。就文学而论，张扬个性、怨愤抒情的楚风骚体作品越来越少；而直面现实、经世致用的作品越来越多。文坛逐渐确立取法《诗经》、标举“雅”“颂”、“言志讽谕”的文学正统。这一文学正统的确立较为缓慢，大致经历了武帝中叶至东汉安帝、顺帝，即所谓北学南渐时期。大凡此时期的诗、赋、文都能体现这一正统的精神态势。
先说诗。在今文经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文人论诗作诗多以《诗经》为圭臬，甚至解说《楚辞》、评价屈原也以“五经”为标准，依经立义。《诗》本为六艺之一，但在被立为学官、设置了博士之后，便成了经学的一部分，被尊奉到神圣的地位。时人讲习《诗经》，不是从《诗》篇本身去探寻诗歌艺术，而是偏重其政治教化功用。从现存文献看，汉儒说《诗》着重提取美刺两端，进而导引着诗歌创作的美刺倾向。《毛诗序》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应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能。《毛诗序》的出现，标志了严格而完整的诗教形成。以此为依据，汉儒对《诗》篇或穿凿附会，或断章取义，或借题发挥，用以宣扬符合统治者政治意志的思想观念。诗人作诗，大多按照经学的要求写出符合儒家教义、图解政治内容的诗歌；而少量抒发真情实感的诗篇往往受到非议。因之，屈原的作品也被王逸曲解成依托《五经》以立意，班固甚至指责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15。《诗》经学化的结果，就是使文学成为经学的附庸，沦为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工具。
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二至卷六收有本期文人诗20家42首。其中四言诗17首，五言诗6首，七言5首（多为残篇），杂言3首，骚体11首。卷三《牢石歌》以下录民谣15首，其中四言3首，骚体一首也无。卷三又录本期文人引民间谚语41则，其中四言15条，骚体没有。这说明，在形式方面，早期骚体诗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在本期已经彻底改变；而在内容方面，本期著名的诗歌较少。稍有诗味的如张衡《同声歌》、《四愁诗》，但己属安帝、顺帝年间文风开始转变之作。班固《咏史》被誉为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却显得“质木无文”，明显缺乏艺术性，从遣词到用典都与《诗经》相关16。梁鸿《五噫歌》寥寥数字，却担当着沉重的讽谕功能，形式是骚体，而内容实质却是《诗经》式的。韦玄成《自劾诗》、《戒子孙诗》从遣词到命意，简直是《诗经?大雅》的翻版。其余作品更是缺少艺术品味，故后人鲜有论及者。即便是备受后人称道的汉乐府民歌，其风格上也是秉承《诗经?国风》的写实传统。至于其中传世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之作数十首，绝大多数又是汉末作品。而当乐府规模最庞大、最完善的武帝至顺帝时期，却没能留下一定量的乐府诗作。估计当时乐府收集的歌诗定不会少，盖因缺乏艺术性而被历史的大浪淘洗尽了。究其主要原因，恐怕跟过分强调“正风”、“正雅”，承载“观民风，知得失”的功能论有直接关系。因此，从诗歌艺术发展的角度看，汉中期的诗作并无多少可取之处，只是强化了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北学对本期文坛的控制。
再说赋。费振刚等人所辑《全汉赋》收本时期赋作97篇，除去其中存目10篇、残篇残句篇，得60篇。加上过渡时期汉武帝朝的司马相如等人作品18篇，共有78篇。费振刚《全汉赋?例略》称“收录汉赋83家，293篇，其中可判定为完篇或基本完整者约100篇”，则本期的数量占了现存完篇汉赋的近80%。马积高《赋史》将汉赋分为骚体赋、文体赋、诗体赋三种。其所指“骚体赋”与传统分法无异，其“文体赋”、“诗体赋”与传统分法的散体大赋和咏物抒情小赋二体相当。马先生还认为，骚体赋由楚歌、楚辞演变而来，文体赋由诸子问答体和游士的说辞演变而来，《酒赋》、《逐贫赋》之类的诗体赋是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也就是说，“文体赋”、“诗体赋”主要是受中原之学影响的结果。尽管本时期也有创作骚赋和诗赋者，但最发达的无疑是文体赋（即散体大赋）。文人热衷于创作铺张扬厉的大赋，涌现出了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一大群非楚籍的文赋作者。所以，马先生据以断言“政治文化中心长期在北”17。这自然是个很重要的因素。而更深沉的原因是文学与政治联姻，即政治对文学操控的结果。随着“罢黜百家，独崇儒术”政策的推广，思想界逐渐向北方儒学的归化，文学也逐渐朝中原传统转向。班固《两都赋序》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他将汉赋说成是古诗的继承者，而汉赋的主要功能也是“通讽谕”、“尽忠孝”。跟诗一样，汉赋也被框在政治教化之内，很具有时代特色。文人们看到了壮阔富丽、“苞括宇宙”的大赋比诗歌更适合润饰鸿业、歌功颂德，或者说统治者对润饰鸿业、歌功颂德的需求左右了汉赋风范的改变。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甘泉》、《羽猎》、《长杨》、《河东》，刘歆《遂初赋》，傅毅《七激》，崔驷《达旨》、《七依》，冯衍《显志赋》，班固《两都赋》、《幽通赋》，张衡《二京赋》、《南都赋》等都是体现本期赋风改变的典范之作。因而，大赋“劝百讽一”、“卒章显志”、拖个讽谏的尾巴便成了一种时尚，《诗经》“雅颂”风范于此得到弘扬。
这种风范照样体现在本期的散文创作上，那就是《毛诗序》中所说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郑玄笺“主文而谲谏”曰：“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孔颖达解释得更详尽：“本心主意，使合于宫商，相应之文播之于乐，而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18一方面要谏言讽谕，另一方面又不能直截了当，这就是诗教对当时文人的要求。以此衡之，处在文风转换初期的司马迁《史记》犹未达简。《史记》“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至于采经摭传”，皆及坊巷之语，“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19。这正说明司马迁的思想尚受汉初黄老之学的影响，文学观念也留有楚风遗痕。故鲁迅评《史记》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乎情，肆于心而为文”，“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20但司马迁毕竟遭逢儒学渐盛，他年轻时又曾拜儒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为师，其思想中的儒学成分是很明显的。因而，《史记》虽然时有离经叛道之语，但对于“怪、力、乱、神”之类“不雅顺”之事，还是不敢放言无惮的。况且司马迁将上古神话传说改编成正史，第一次为历代帝王排出谱系，使帝王统治合法化，又在《太史公自序》中宣称自己写作《史记》就是为了效法《诗》三百篇，学习文王、孔子等前贤。这都表现了他对中原儒学精神的认同。因此，司马迁《史记》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原北学的风范，最终并没有突破儒家诗教的范围。延至东汉儒学全盛时期，班固的思想更趋正统，其文典雅工整，更能体现“主文谲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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