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明代的密禅融会，又产生了新的借喻。袁宏道辞吴县令，尝把自己做官譬为“猴子入笼”:

      不肖岂习为令者?一处剧邑，如瑚缈入笼中，欲出则被主者凡肩，欲不出又非其性，东跳西路，毛爪俱落。

      倒也刻画出孙悟空初为紧箍咒禁制的神态。其中肯肇，尚须留心。

      四、《西游记》故事的地域流变

      《西游记》故事曾在西域，尤其是沿“丝绸之路”一线盛行，殆无疑义。尤其是分布在甘肃敦煌、张掖、安西、甘谷、陕西榆林、山西翟山等地的石窟或寺庙中，均被发现有自唐到元历代表现玄奖西行或归来的壁画，就是明证。宋代《取经诗话》源出西北的推断，自然有理。

       其实唐密输入中土的同时，影响也达到周边地区，种放是西夏前线世帅种府的祖宗，曾言“陇西其地僻，界西戎，生民尚佛与鬼。”我曾写有《宋代的二郎神崇拜》，从比较《宋大诏令集》中关于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延州解困的前后记叙，证明宋廷救封灌口二郎神，实缘于仿效唐时毗沙门故事在延州的“显圣”，而关羽神在西北前线的宋军中亦有类似神迹。宋廷南渡后又曾在临安为勤王之西北将帅建立“随祠”，因而西北边睡的信仰民俗亦随之移往江南闽赣，这也许就是唐僧西游故事转而南下的一个因由。泉州开元寺西塔为南宋绍定、嘉熙间易木为石的，其石雕中男性有须观音及猴行者之浮雕，至今犹存。虽不能骤定此与《取经诗话》故事必然有关，但亦不能轻易否定两者的可能关联，尤其是在已有南宋临安刊本《取经诗话》实物证据存在的前提之下。

      据严耀中《汉传密教》揭载资料，宋元明时密教曾与汉传佛教之天台、华严、禅宗诸流派结合，在江南地区颇为流行，不仅塑像建寺，并且影响到地方民俗及文艺活动。

      适逸流传到明，则《礼节传簿》所载剧目中有相当多《西游记》人物故事，其中《乐舞哑队戏排场单》绝大多数为融会三教的神仙剧目，如《鬼子母揭钵》、《巫山神女阳台梦》、《二仙行道老子开御》、《习【悉】达太子游四门》、《王母娘娘蟠桃会》、《炽盛光佛降九耀》、《二仙行道朝后土》、《周琼姬子遇三清》、《二十八宿朝三清》、《径河龙王难神课先生》与《永乐大典》中的“李世民梦斩径河老龙”应为同一故事、《唐僧西天取经》等，自然应当引起《西游记》研究者的注意，尤其应当关注收藏者的由来自叙。上党地区《礼节传簿》的保存者为世袭“乐户”据称:

      他们的祖先不少做过朝廷重臣，甚至有的是皇亲国戚，因为触犯了所谓“天颜”，幸免一死，才被皇帝贬于“贱民”，并定其子孙“世世代代不得与民同齿”。明初由于拥戴建文帝而不附永乐被贬到山西等省充当“乐户”的很多。因此其后裔辈辈充当乐户专职，把他们集中起来办“官赛”，名曰“行道”，又曰“调队”或“调龟。

      这个说法似可参照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慈”》中所引永乐皇帝的上谕，连带而及关于浙东“堕民”来源的考证。晋东南与浙东两个地域隔绝，互不相干的地区，居然有着大体相似的家族传说，信非偶然。如果传说有据，则证明至迟在明初，这类祭赛杂戏，句括《西游记》的人物故事已然传布到金陵(南京)一带。因此中明在信息灵便之嘈运重镇淮安，有人依据前人累积，加以想像夸张，创作出小说《西游记》来，正如《封神榜》编著者恰巧也生活在大运河畔，应当顺理成章，完全无须讶怪。至于“吴承恩是否到过西北”之类的追问，可以径自视作“伪问题”，尽可不必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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