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中“有志图王者”辨》（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版）一文中不同意多年来流行的“罗贯中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的说法。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辨析：其一，根据元徐显《稗史集传》、《十药神书》、同治《苏州府志》、《明史》等资料考察，王圻《稗史汇编》中与罗贯中相提并论的葛可久(1305-1353)，“其政治立场是为元帝效命”，并曾直接参与对抗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元王朝亦曾发出征聘葛可久的诏令，因其病死而未成。罗贯中的思想似不当例外。其二，曾罗致罗贯中入幕府的张士诚，在起义过程中反复无常，并于至正十七年(1357)八月正式投降元朝，授太尉职。“一些地主士大夫投奔他，并不因为他是起义军领袖，倒是由于他是元朝的开府太尉”，因此，“即使罗贯中曾经参与张士诚政权，也与农民起义无涉”。更何况罗贯中作《水浒》以劝谏讽谕，是因为他“看到张士诚‘阳为元将，阴欲自图’，对元朝并不忠心”，故而“希望他不要做第二个‘跳梁’宋江”，这显然更谈不上与农民起义有什么关系了。其三，以赵宝峰为代表的浙东地主阶级士大夫是反对农民起义的，而“综观罗贯中现存的作品，没有一部不是否定农民武装斗争的”，“鼓吹匡济之志，宣传封建正统，讨伐乱臣贼子，正是罗贯中作品的政治倾向”，显然“罗贯中与其师友并没什么不同”。因此，所谓罗贯中“有志图王”，“其涵义不一定特指自立为王，而是在封建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在国家‘多事之秋’‘奋臂而起’，涤荡海内，为朝廷建立功勋，以取得封王赠侯”。文章最后认为“罗贯中与元末农民起义没有什么联系，也不曾参加反元斗争”。结论自有可商榷之处，但文章在文献材料的寻绎考辨、时贤成果的去芜存菁、研究思路的不落窠臼等方面对学术界均有可资借鉴的重要价值。
四、和赵宝峰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书店于1959年收购到的《赵宝峰先生集》进入《三国演义》研究者的视野，关于罗贯中的师承及交游又有了新说。
《赵宝峰先生集》卷首有《门人祭宝峰先生文》，写道：“至正二十六年(1366)，岁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二月己未，门人：乌本良、郑原殷、冯文荣、罗拱、方原、向寿、李善、乌斯道、王真、顾宁、罗本（表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翁旭、王桓、洪璋、徐君道、方观、裘善缉、李恒、翁昉、岑仁、王慎、童惠、王权、高克柔、顾勋、王直、叶心、裘重、周士枢、郑慎、茅甫生等致祭于故宝峰先生赵公之柩曰……”。这个名单，后来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相继纂修的《宋元学案》卷九十三“静明宝峰学案”即本之，另加“陈文昭”、“桂彦良”二人名。
周楞伽、王利器二先生根据上述记载，认为罗贯中就是宋末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王利器结合《水浒全传》描写陈文昭的内证，作了更为确定的论证（《（水浒传）是怎样纂修的？》，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周楞伽继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对该集的研究提出罗贯中为赵宝峰门人后（《小说札记·罗贯中的生卒年新证》，载《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于80年代末，又结合黄宗羲《宋元学案》卷23《静明宝峰学案》的记载和清人王梓材增补《宋元学案》时在“罗本”条下加的小字按“《戴九灵集》《书画肪宴集诗序》言：沈师程之友罗彦直氏。罗先生拱，字彦威，则彦直盖先生之字也”，考定罗本“字彦直，贯中乃是他作杂剧和小说时所用的别号，等于今人的笔名，他还有一个哥哥拱字彦威，早已拜赵宝峰为师，研究理学。”（《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2年版）周文所引材料皆确凿无疑，只是周文没能更进一步举出罗本以贯中为别号的实证材料或线索，这不能不影响他的结论的精准性，因此而为有的学者所诟病，认为不能排除同名同姓之可能（详下），亦未尝没有道理。
李灵年针对“赵宝峰的学生罗本是否即罗贯中”的问题，提出：“关键在于作为小说家的罗贯中，他与理学家赵宝峰是否会有相同的旨趣”。文章考察了赵宝峰的思想，指出：“作为理学家的赵宝峰，在政治上有他落后反动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始终忠于元帝的立场上；同时，他在认识问题和处世态度上又有开明随时的一面，不愧为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赵宝峰这种复杂的思路性格，对罗贯中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李灵年还指出：“综观赵、罗二氏作品之间的血缘关系，最为鲜明的是民本思想和贤人政治思想。”“赵、罗二人都立足于元末动乱的现实……用不同的文字形式总结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其政治目的完全相同。”因此，“他们之间的师生之谊似无容怀疑”（《罗贯中为赵偕门人辨略》，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章培恒则对“罗贯中为赵宝峰门人”的观点提出怀疑，他认为“这篇祭文虽列有罗本之名，但既无字号，又无籍贯，安知这个罗本不是跟罗贯中同姓名的另一个人？先兄斯通《先兄春风先生行状》，这位赵宝峰先生是个理学家，并非一般的塾师。罗本若非服膺理学，是不会师事赵宝峰的。而罗贯中则大写通俗小说和杂剧，‘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又对曹操有所肯定，这都是跟理学家异趣的。因此，赵宝峰的学生罗本是否即罗贯中，实在也还是一个问题”（《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答周楞伽同志》，载《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应该说这样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若据此而否定罗贯中与赵宝峰的师生关系，论据也是不充分的。
五、和高明的关系
“罗贯中和高明是同学”的观点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者是王利器。王氏认为《赵宝峰先生集》卷首《门人祭宝峰先生文》名单中的“高克柔，当作高柔克”，即作《琵琶记》的高明高则诚。并进而认定罗贯中和高明是同学（《〈水浒传〉是怎样纂修的？》，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罗贯中高则诚两位大文学家是同学》，《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胡雪冈在此基础上对此说作了进一步补证。作者据《慈溪县志》、《温州府志》等材料中的相关记载，认为高明曾两次在四明（元时曾下领慈溪等四县）任过事，并且晚年也是在四明度过的。因此，两人成为同学应该是有根据的（《高则诚生平及其作品考略——高则诚与罗贯中是同学的一点补证》，载《温州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王氏学问精微博洽，向以文献考据见长，但在这一问题上显然思虑欠周，失之臆断。胡文的补证也仅能说明高明在四明任事、生活过而已。因此，此论一出，驳难即起。金宁芬、欧阳健等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金宁芬从版本及《宋元学案》的记载体例出发对此作了详细考证。她首先查阅了四种版本的《赵宝峰先生集》（《四明丛书》本、两种知不足斋钞本及清潍高氏钞本），发现其中所收《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中“高柔克”均作“高克柔”。再查《四部备要》本、光绪五年长沙重刊本、上海文瑞楼石印本《宋元学案》，其中卷九十三“静明宝峰学案表”及正文，也一律是“高克柔”、“高先生克柔”。这说明赵宝峰的门人是“高克柔”，而不是“高柔克”。另外，同一部《宋元学案》卷六十九——七十“沧州诸儒学案”黄溍门下，录有“高明”其人并小传一篇。《宋元学案》中所录人物凡二见者，均注“别见”、“别为”、“并见”等。而“高克柔”和“高明”名下，均无此等字样，由此可见确系二人（《罗贯中和高则诚不是同学》，刊1983年4月19日《光明日报》）。行文细密谨严，考证笃实有据。
欧阳健则从古人尊师通例的角度提出异议：“按照尊师的通例，门人对师长应一律称名，如乌本良字性善，乌斯道字继善，向寿字乐中，王桓字彦贞，罗本字贯中，但祭文中一律署名。高明，字则诚，著有《柔克斋集》。如果他也是门人，在祭文中居然不署名，甚至不署字，却用一个别号，就实在太出格了。所以高克柔为高明之说，可以基本排除”（《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金宁芬、欧阳健二氏的反驳是有据且有力的。罗贯中与高明的同学关系可以排除。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