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对照可知，前引瞿佑说《白门》诗所举“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即使可以视为从《三国志平话》的叙事与诗赞化出，但那只能是小说家如《三国志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化腐朽为神奇的造化，而作为说诗的引语，一般说应引成说，而不可能是从《三国志平话》用语割裂拼凑敷衍而来。换言之，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布回顾曰”云云直接脱胎于上引《三国志平话》的描写是对的，以瞿引“布骂曰”云云直接取自《三国志平话》则不可。三者的关系应该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取自《三国志平话》，而瞿引“布骂曰”的话引自《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早在瞿佑生活的时代就已经产生了。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瞿佑说《白门》诗所引“布骂曰”一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布回顾曰”的话虽微有字词的差异，但是，二者句式、语意完全一致；而且《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本句末虽无“也”字，但是双峰堂本、乔山堂本等《三国志传》本本句末有“耶”字，“也”、“耶”通，剩下的就只是《三国演义》少了“叵奈”一词。而元代“叵奈”或作“叵耐”，《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二《孙坚跨江击刘表》中即曾一见，说明罗贯中熟悉此词，而本句未用或者被后人刊落了，瞿佑引据脱字，或是根据更早今人已不可见的版本，甚至罗贯中原作。总之，二者些微的差异并不构成瞿引“布骂曰”一语不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嫌疑；而二者的几乎完全一致则是罗贯中《三国演义》成书于瞿佑《归田诗话》之前的有力证据。

　　瞿佑生于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卒于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归田诗话》自序于洪熙乙巳（1425）中秋日，为其谪戍保安18年，垂老遇赦还乡以后的“追念少日笃于吟事”[4]（P1234）之作。瞿引《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事实，不仅表明《三国演义》早在瞿佑生活的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而且还使我们倾向于认为早在瞿佑出生之前就产生了。理由有三：

　　一是《归田诗话》为瞿佑暮年“追念少日……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及简编之所纪载，师友之所谈论”[4]（P1234）之作，有关内容的形成均在瞿佑少年时期及其出生以前，而“布骂曰”云云的引语当属后者；

　　二是按照一般训诂的原则，瞿佑引“布骂曰”云云释《白门》诗，应是认为该语为原诗所本。也就是说，在瞿佑看来，“布骂曰”云云所从出之《三国演义》，更早在陈刚中《白门》诗之前。即使以《归田诗话》“大略为野史”[4]（P1234），其说《白门》诗引据未必求如汉笺之确考，但那在瞿看来，至少也是与《白门》诗相去不远的说法；

　　三是考虑到《三国演义》的内容流为文人说诗的掌故，应是此书传播已久的情况才可能形成，因此可以推定《三国演义》成书的下限，应在瞿佑出生的1347年之前。这是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进一步说，瞿佑《吊白门》还引了与陈刚中同时代而稍晚的元人张思廉咏史乐府《缚虎行》，拙文《小考》也曾指出诗中“‘戟尖不掉丈二尾’，谓吕布之戟‘丈二’，于史无征”，而根据在“《三国志平话》卷上谓吕布‘使丈二方天戟’”，从而表明张思廉做诗不避甚至习用小说家言。而结合上论瞿佑“布骂曰”一语当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里还可以补充的是，张思廉《缚虎行》“坐中叵奈刘将军”句，也似与瞿佑所举“布骂曰”的措辞有蛛丝蚂迹的联系。这在使我们倾向于认为瞿引“布骂曰”语有“叵奈”一词为罗氏《三国演义》原文之外，还加强了如上张思廉做诗习用小说家言的推断，进而《小考》揭出张思廉《玉笥集》中《南飞乌》诗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吕布事，虽为偶然，却也正是他的惯技。《南飞乌》原诗云：

　　南飞乌，尾毕逋，白头哑哑将众雏。渭河西岸逐野马（破黄巾也），白门东楼追赤兔（擒吕布也）。冀豚（袁熙）荆犬（刘琮）肉不饱，展翼南飞向江表。江东林木多俊禽，不许南枝三匝遶。老乌莫欺髯郎小，髯郎讵让老乌老？东风一炬乌尾焦，不使老乌矜嘴爪。老乌自谓足奸狡，岂信江湖多鸷鸟！捽乌头，啄乌脑，不容老乌栖树枝，肯使蛟龙戏池沼（赤壁之战）！释老乌，未肯搏，紫髯大耳先相攫。河东老羽云外落（云长死），老乌巢成哺铜雀。[10]（卷一,P16）引诗括号内为作者原注，又题下有原注云“曹操”。诗因曹操《短歌行》“乌鹊南飞”句意起兴，写赤壁之战前后曹操的经历，基本上合于《三国志》等史书的记载。然而，除“东风”句本诸传说，可以不论，“白门东楼走赤兔”句也与史载不合，值得注意。对此，拙文《小考》解释说：

　　《玉笥集》咏三国事另有《南飞乌》一首，……中有“白门东楼追赤兔”句，下注“擒吕布也”，谓吕布于“白门东楼”被擒；但是《三国志》本传但言“白门楼”而未言楼之方位，《后汉书》本传“布与麾下登白门楼”下注引宋武《北征记》谓“魏武擒布于白门”，又引郦道元《水经注》曰：“南门谓之白门，魏武擒陈宫于此。”明确说白门楼为下邳之南门，则“白门东楼”也于史无征。……从《玉笥集》有咏三国史事诗达十余首之多，可知张思廉对三国史籍的熟谙；瞿佑也是熟悉《三国志》的，这有他所著《乐府遗音》中《沁园春·观〈三国志〉有感》为证。因此，出现于他们笔下的这些关于三国的于史无征的文字表述不大可能是对史实的误记，而必有另外的根据。[5]（P44）

    在考察过《三国志》等正史与今存各种戏曲、小说的记载之后，拙文的结论是就当下而言，诗中“白门东楼”的用事也本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但是，限于当时的认识，对某些问题未能深究，兹补充如下。

　　首先，今以“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定本之罗氏《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因其不见于现存其他文献，而且以最可能成为其根据的《三国志平话》而言，它虽然不明确以白门为南门，却字里行间也没有以之为东门。有关原文如下：

     [侯成盗马]见喂马人大醉。侯成盗马至于下邳西门。……夺了门，浮水而过。……曹操行军搦战。吕布骑别马，出门迎敌，与夏侯敦交战诈败。吕布奔走，曹操引众皆掩杀，伏兵并起，吕布慌速西走，正迎关公。吕布有意东走下邳，正撞张飞。[张飞捉吕布]众将拿住，把吕布囚了。[8]（P785—786）

    对于考察文中所写白门的方位，这段叙事中值得注意的，一是侯成盗马出的是下邳西门；二是吕布“出门迎敌”，虽未明言出的是何方之门，但从下文“西走”又“东走下邳”看，吕布此时正在下邳之西，则其所“出门”应是出西门，或者由出南门或北门“迎敌”后，败走到西门的方向上去了，而绝对不会是东门；三是吕布为张飞所捉。这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都有了改变，拙文《小考》指出：

　　《白门曹操斩吕布》一则虽未明言白门楼为下邳东门楼，而其叙事谓“东门无水”，侯成“盗赤兔马走东门，魏续放出”，吕布“各门点视，来责骂魏续，走透侯成”，“布少憩楼中，坐于椅上睡着”，遂被擒……，正在城东门楼上。与下述“高顺、张辽都在西门……被生擒。陈宫就南门边，被许晃捉了”也相吻合。所以张诗“白门东楼”的说法，很可能是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得到的印象。[5]（P45）

    对比可知，“白门斩吕布”故事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细节有很大不同。其关键在改《平话》写侯成盗马“夺门”而出“西门”为“走东门”，从而接下有“魏续放出”，当然也是在东门；又接下吕布“来责骂魏续”，所至自然非东门莫属，——他就在这里“少憩楼中……睡着”，被魏续、宋宪而不是被张飞擒了。二者的差异表明，包括《三国志平话》在内，《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前，从无以“白门”为“东楼”者。即使前举同为元人的陈刚中《白门》诗题下，也注说为“邳城之南门”。因此，张思廉注谓“擒吕布也”之“白门东楼追赤兔”句的用事，必不出于《三国志平话》等；以今见文献论，只能是出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 

　　张思廉名宪，号玉笥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负才不羁，晚为张士诚招署太尉府参谋，稍迁枢密院都事。元亡后变姓名，寄食僧寺以没。有《玉笥集》十卷，卷一、二即瞿佑所称《咏史乐府》，有咏三国史事诗10余篇。据钱仲联等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版《中国文学大辞典》，张思廉约生于元仁宗七年（1320），卒于约明洪武六年（1373）。由此可以推知，张思廉在世时，《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吕布在“白门东楼”被擒之事，已经成为做诗的材料，其成书就不仅在张的生前，还可能更早在他的年轻时代甚至他出生之前。这在时段上就逼进了《小考》《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结论（详下）。

　　其次，瞿佑不仅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语说陈刚中《白门》诗，而且还应是深知张思廉《南飞乌》诗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事。这一方面表现于瞿佑称张思廉咏史乐府一如其《缚虎行》，体皆“调笑可诵”，不同于纯正体的咏史诗，大概就有以其用事多采小说家言的特点；另一方面，瞿佑本人是小说家，也熟谙三国史籍，因此才对张思廉咏史诗这一特点有特别关注，并垂老不忘，在《归田诗话》中热心加以表彰。

　　关于瞿佑熟谙三国史籍，有其所著《乐府遗音》中《沁园春·观〈三国志〉有感》为证。据徐朔方《瞿佑年谱》，这首词作于洪武十年（1377）他31岁时，其中“新安直笔，指朱熹（1130—1200）《资治通鉴纲目》以尊刘贬曹为主旨”[11]（P471）。可知瞿佑早年即已对《三国志》及其有关史籍进行过研究；其晚年作《归田诗话》以张思廉《缚虎行》等咏史乐府为“调笑可诵”，应是基于对诗中用事虚虚实实已有的了解，并且正是其用小说家言虚构的成分，引起诗文家而兼小说家的瞿佑在诗话中给予表彰的兴趣。

　　第三，从陈刚中《白门》诗谨遵史志称白门为下邳城南门，到张思廉《南飞乌》诗称白门为下邳城东门，这同一题材诗作用同一故事，而此一内容却有根本性的变化，表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很可能就是在陈刚中的晚年到张思廉的少年时代产生。这一时段可具体为陈刚中垂暮之年的1300年，至张思廉出生后10年即1330年之间。考虑到元至治三年（1323）《三国志平话》还在被翻刻，可能还没有后来者居上的情况发生，在这一时段中，《小考》取《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认识，应是基本合理的。

　　总之，从瞿佑《归田诗话·吊白门》一则引发的讨论，使我们得出如上罗贯中《三国演义》成书“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结论。这一结论同样应该经得起“常识”的检验。以常识而言，这一结论所以可靠的逻辑在于：

　　一、瞿佑不可能生造“布骂曰”云云为说诗根据，张思廉做诗也不可能无端说吕布“白门东楼走赤兔”，而均必有文献的根据；

　　二、据今见文献，既经考得瞿佑引“布骂曰”语与张思廉用“白门东楼”事只见于《三国志通俗演义》，那么二者很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标志；

　　三、考虑到古代文献多佚，理论上不排除上述瞿佑引语、张思廉用事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互不相袭，而或先或后出于别种已佚文献的可能。然而，《小考》已推断瞿佑引语、张思廉用事“不见于其他‘说三分’的话本”，也“不会出自《三国志平话》大约同时或以前的戏曲”[5]，从而其只能出自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确切的标志。

　　四、作为《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证据，瞿佑引语与张思廉用事各自独立地支持元代说，从而本文不是凭孤证立论，而基本上做到了证据充分；

　　五、在如上两条证据都能成立的基础之上，张思廉《南飞乌》诗用“白门东楼”事，实际把瞿佑引“布骂曰”所表明的《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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