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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之前,诸葛亮谆谆告诫后主“诚宜开张圣听”、“不宜妄自菲薄”,要“亲贤臣,远小人”,并做好了各方面的周密部署。但对于战争的结果,他没有任何把握,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去做,或者可以说北伐只是他受忠义驱使的一种惯性行为,是为了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恩、托孤之重。在这场不计成败利弊的北伐之路上,诸葛亮的智慧形象越来越模糊,而其道德形象却越来越鲜明高大,北伐的军事意义也越来越被道德意义所掩盖。如果说刘备托孤前,诸葛亮的形象以智慧为主而兼以忠义的话,那么,托孤之后,诸葛亮的形象则纯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形象,其智慧的形象则似有而若无了。
尽管如此,诸葛亮所效忠的后主却并不领情,不但没有为他提供一个稳固的后方,甚至还在北伐的紧要关头,听信谗言猜忌他,以“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召回,一无他事”的混账理由把诸葛亮从前线召回。此时,“如不从之,是欺主矣;若从之而退兵,祁山再难得也”。在“正欲建功”与忠义的两难中,他选择了忠义,而放弃了千载难逢的建功良机。
诸葛亮最终在五丈原走完了自己悲壮的人生道路,死前长叹:“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他忠实地实践了自己受刘备之托时许下的“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
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让人痛惜,发人深思。刘备举兵伐吴为关张报仇之时,已经显示出诸葛亮的智谋和忠义的矛盾,但彼时这一组矛盾尚存在兼容性的一面,因为这毕竟无损于甚至恰恰体现出刘备作为一个仁义之君的形象,刘备仍然值得诸葛亮依之为明主,继续施展其个人智谋。刘备出于“义气”这一社会通行的伦理原则为结义兄弟复仇,这虽然从清醒理性的角度上讲不可取,从道义角度上讲则无可厚非。但刘禅是一个仁、德、义、才诸方面毫无可取之处的昏君,诸葛亮将自己的智谋和忠义移情到这“扶不起的阿斗”的身上,立刻就显露出其智谋和忠义之间的荒谬和背离,前期尚有合理性的“忠义”立刻变味为愚忠,蔽翳了按照智慧逻辑应作出的个人的判断。以理智眼光看,合理的选择应该在大的方面于统一事业有所助益;从个人方面说,则应回避个人的悲剧性结局。据前者,诸葛亮应当“自为成都之主”,取刘禅而代之,无所羁绊地发挥自己的智慧,继续完成恩主刘备未竟的统一事业。据后者,诸葛亮应该抽身退步,急流勇退。但是,已经将儒家伦理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的诸葛亮无法按照智慧的逻辑进行抉择,道德中的忠义的要求使他的选择偏离了智慧的方向。
以智慧和忠义为突出特征的诸葛亮最终只能以自己悲剧英雄的色彩让后人唏嘘感叹。他所坚持的忠义尽管未能施行于天下,然对个人而言,求忠义而得忠义之名,也算得其所求。但以谋略智慧而言,其本质的指向应该是事业的成功和理想目标的实现,诸葛亮以超绝的智慧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牺牲精神追求的事业最终趋向失败,这无论如何应该是一场智谋的悲剧。悲剧既起于智谋和历史发展趋势的逆向,也起于乱世之中智慧和忠义的悖离。作为世代累积型作品,《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这一人物形象承载着一代代的文化积淀,对其悲剧性质的探讨也就格外地具有文化意义。当诸葛亮的智慧和忠义这两方面按照民间趣味各自被层层堆垛而沿着自身的逻辑方向被大力强化时,人们却忽略了人物性格被二者间过大的张力所分裂的必然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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