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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文赋》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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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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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对《文赋》给以充分肯定的学者，则提出截然相反意见。如晏震亚指出:“一方面他（引者按，指陆机）批判了两汉形式主义的文学风尚（主要指辞赋），一方面也是对晋代形式主义文学发展的抵制，因而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应当充分给以肯定。”牟世金在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复古”和“新变”两股思潮之后也指出:“《文赋》注意到从如何表达内容出发来论创作，抵制了过分追求辞采藻饰的形式主义倾向;更注重文学艺术的美的创造，反击了复古主义恶流。”
在《文赋》与六朝文风的关系问题上，历来将六朝不良文风的泛滥归咎于陆机的论者，总是以《文赋》所说“诗缘情而绮靡”作为一个主要论据。万曼在《读〈文赋〉札记》 32 中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指出，《文赋》不谈“言志”而主张“缘情”在当时“是一个新主张”，尽管有“偏重于个人情感的抒发”的局限性，但反映了魏晋以来个人意识的觉醒，诗歌创作要摆脱一切封建礼教的束缚以打开一个新局面的发展趋势，这在当时“有其进步的一面”。周汝昌在《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 33 中也指出，大约从唐代开始，人们就已经对“缘情绮靡”这四个字产生了误会、错解，因而在诗坛上起了不小的坏影响，也影响了大家对《文赋》的评价，不应由陆机替“诗道之坏”担负责任。周文通过深入剖析，力求探明陆机的原意，认为陆机所说的“缘情”与“言志”、“闲情’、“艳情”、“色情”无涉，也并非只限于消极哀伤一个方面，而是泛指感情的“性能”或“状态”，所说“绮靡”与“侈丽”、“浮艳”、“绘画横陈”无涉，而是李善注所说的“精妙之言”的意思，以此表明了诗确是比其它文体要精妙得多——细密精致、蕴蓄微妙得多;陆机所说“缘情”、“体物”，其用意不止于说明诗与赋的区别，也兼表“情”与“物”的联系，没有重“情”轻“物”的倾向。这些对“缘情”说见仁见智、各执一端的解读，拓展了人们的视野。
《文赋》的出现，表征了汉以后传统审美主义元话语的出现，体现了一种新的审美情趣，给晋宋以后的审美风尚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饶宗颐《陆机〈文赋〉理论与音乐之关系》 34 通过陆机“借乐理以发挥文理”这一特点的深入探讨，说明了这一转变与影响，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这一时期，对《文赋》的思想来源也进行了讨论。陆机出身于世代儒家门第，祖先陆绩是著名经学家，据《晋书·陆机传》载，他本人自幼即“服膺儒术，非礼不动”。《文赋》强调“颐情志于典坟”。论文体风格，要求“禁邪”、“制放”，似渊源于孔子的“思无邪”之说;末段论文学的社会作用归结到“济文武”、“宣风声”，等等。据此，历来都认为陆机写《文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视《文赋》为儒家文论话语。
景卯最先提出陆机的创作思想受道家审美主义的影响，并以之作为否定《文赋》的基本根据。张少康《谈谈关于〈文赋〉的研究》 35 认为景文所说《文赋》主要受道家审美主义的影响是事实，但不同意对之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认为应该肯定道家审美主义对艺术创作曾经起过有益的和积极的影响，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文赋》所反映的道家审美主义的影响:一是陆机明确地站在道家所主张的“言不尽意”一边，《文赋》所说“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等，表现出道家的观点。二是十分强调道家深观物化的“虚静”之说，如:所说“玄览”，即是“虚静”之意;构思时要“收视反听”，文思蹇塞时应“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这都 是指的虚静境界。三是重视灵感的作用，将灵感归结为“天机”，强调创作成败决定于自然天资，非人力所可强求，这正是老庄审美主义的表现。张文明确断言:“《文赋》的创作思想主要是受道家审美主义的影响的。”
钟翔《〈文赋〉是怎样探索创作规律的》 36 从陆机受时代哲学思潮影响的角度，也提及《文赋》对言意关系的看法，指出《庄子》早就提出的言和意的矛盾是魏晋玄学的一个主要论题，这场哲学上的辩论对陆机有影响，所以他把言意关系问题引入了创作理论。陆机既承认言意之间存在矛盾，又主张写作时应该力求解决这个矛盾。陆机还提出了意物关系。从“言”来讲，是要求完美地表达“意”;从“意”来讲，则要求准确地反映“物”。一篇作品要达到主观和客观、语言和思想的统一。
另一个争议较多的是《文赋》的撰年。杜甫《醉歌行》中有“陆机二十作《文赋》”之句，后人往往据以断定《文赋》的撰年。清初何义门曾对此表示过不同见解，说社甫误解了李善注所引臧荣绪《晋书》（《义门读书记》）;王鸣盛则认为杜甫“殆别有所据”（《十七史商榷》）。 早在1949年，逯饮立在《〈文赋〉撰出年代考》文中就首次提出《文赋》的撰年问题，并认为作于陆机四十一岁时。其根据，一是陆云《与兄平原书》第八札次第提及作于同一时间的《文赋》和《感逝赋》等。《感逝赋》即《叹逝赋》，作于永康元年（公元300年），由此可知《文赋》必作于此前或此后不久。二是陆云《与兄平原书》共二十五札，经考证俱为永宁二年之作，可知第八札提及的《文赋》“至早为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岁暮之作”，陆机时年四十一岁，与陆机《叹逝赋》中所说“余年方四十”之数正合。饶宗颐《陆机〈文赋〉理论与音乐之关系》赞同逯文的说法，针对姜亮夫《陆平原年谱》 36 关于云与机第八札中“文赋”二字当作“文”与“赋”解的论点，提出反驳:“札中先言‘省诸赋'，次第提及《述思赋》、《咏德赋》、《扇赋》、《感逝赋》、《漏赋》，可见此处‘文赋'二字，当是专篇之名，绝不得视为‘文'与‘赋'之通称”。此外，毛庆《《文赋）创作年代考辨》也赞成逯文之说，并有所补充。
而姜亮夫则肯定杜甫的说法，认定作于陆机二十岁时。他说:“甫诗谨严，必非虚构”，“云与机《第八书》有‘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云云，与《感逝赋》、《扇赋》等同称，似《文赋》应作于赵王伦诛后，即机年四十一前后;然此处‘文赋'二字，恐当作‘文'与‘赋'解，不然，则与‘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二语，不甚可通，故仍从工部‘二十作《文赋》'之说。”万曼也认为杜甫的话“语气非常肯定”，当有一定根据。杜甫当时所掌握的材料比我们今天要丰富得多。万文还通过考证，说明“陆机早在吴国灭亡之前就谈曹丕的《典论》，在《论文》的影响之下，酝酿或草创《文赋》，是很有可能的”。张文勋也赞同此说，理由是:“当时正值吴亡，陆机兄弟退居故里，闭门读书，有条件集中精力去探讨文学创作理论的问题”;“他早年就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二十岁写成《文赋》也不是不可能的”。
夏承焘认为《文赋》作于陆机二十九岁之后，未指明具体撰年。他认为杜甫《醉歌行》为“别从侄勤落第归”（原注，目的是为称赞他的从侄，拿陆机来作陪衬）是诗人的话，不是史家的话，不足为凭;臧荣绪《晋书》和唐修《晋书》都叙作《文赋》在入洛之后，即太康十年（公元289年），那时陆机二十九岁，可见《文赋》肯定“不作于陆机二十岁而作于二十九岁以后”。
三
1985年以来，《文赋》研究进入兴盛期。这一阶段，随着西方文艺学美学理论的引进与方法热的兴起，许多学者都试图借助西方现当代美学和中国传统文论与美学的思想资源，重新思考和建立文学与美学基础理论，受此影响，对陆机文论思想的研究就表现出研究人数多、研究起点高、成绩突出的特点。至今，单篇论文就有60余篇;各种批评史、美学史与文学思想史著作，也都辟单章单节加以介绍、分析，从而形成了《文赋》研究的一个高潮。
从最近十多年对《文赋》的研究看，学者们都充分肯定《文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要地位的。还有学者将《文赋》还原到其特定的语境，即其所处的时代来进行研究和评说的;还有学者论及《文赋》对中国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如徐伯鸿的《试论陆机对形成“诗中有画”传统的奠基性贡献》 等;还有学者为《文赋》翻案，如姜涛的《试论陆机的〈文赋〉兼与郭绍虞同志商榷》、阳海洲的《陆机〈文赋〉与形式主义——兼与游国恩、吴调公先生商榷》、张坤晓的《从〈文赋〉看陆机的文学创作主张》等。
同时，还有不少学者对《文赋》所提出的“缘情”说、“遵时”“感物”说、“心游”说、“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等范畴和命题进行了现代解读。方法运用多样，有的从本体论视角来研究陆机的文论思想的。如张义宾的《陆机美学思想的本体意义》;有的采用现象学还原，如程相占的《陆机〈文赋〉与文艺学的元问题》;有的采用中西比较，有的采用阐释的方法，有的则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法。具体说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缘情”说。对于“缘情”说的研究，是这一期间《文赋》研究的热点。有的学者认为，《文赋》“提出的‘缘情'说是对以儒家礼教为规范的‘言志'说的挑战”;“‘缘情'说就是要求诗人直抒胸臆，发挥创作的本体情思，反映人生的真情和大自然的真美”。有的指出，“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在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的命题之后，进一步表现了魏晋的‘文的自觉'的思想潮流，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后世中国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不少学者则从文学本体论的高度，对《文赋》的“缘情”说给以充分肯定，指出:“陆机从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原则出发，探讨了各类文体的特点，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著名论点，成为高举起‘诗缘情'大旗的第一人，成为古代文论史上对情感的关注由外在功用转向文学本体的第一人。”李进立的《陆机“诗缘情”辨》则认为“诗缘情”和“诗言志”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从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融合的，陆机的“诗缘情”说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原创性价值。
（二）关于“遵时”“感物”说。这段时期，还有学者对《文赋》提出的“物感”说进行分析与研究，如郭丽平的《陆机〈文赋〉的感物观及其诗歌创作》、王开国的《陆机〈文赋〉二论》等，认为《文赋》中所提出的“物感”，其“物”的内涵已有所扩大，既指自然景物，又包含有社会生活的意蕴。有学者还指出，《文赋》提出的“感物”说就与西方的模仿说不同。《文赋》的“感物”说体现了中国诗学重表现的特点。其所谓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所注重的不是对客观自然的再现和模仿，而是重在表现诗人面对变动不居的客观自然时所产生的心理感受和心理情绪。
（三）关于“心游”说。“心游”说，是《文赋》有关创作构思的传统审美主义元话语。这段时期对《文赋》的研究有不少都集中在其创作构思的话语表述方面。如赵盛德的《试论陆机的构思理论》、阳海洲的《陆机〈文赋〉创作论今探》、刘宗敏的《试论陆机的〈文赋〉》、郑宏萍的《关于陆机的想象论和克罗齐的直觉说之比较》、黄岳杰的《从〈神思〉看刘勰对陆机想象论的继承与发展》、陆联星的《陆机〈文赋〉的文学见解》、张佩玉的《论陆机的文学思想及其历史意义》等，都对《文赋》的创作构思理论进行了现代诠释。
（四）关于“意”。不少学者还指出，陆机是最先在文论中运用“意”范畴的，《文赋》可以说就是为了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一问题而作。如王大辉的《超越语言——陆机、刘勰的文学语言创造论》、吴瑞霞的《论创作对言、意、物矛盾的超越——陆机〈文赋〉探析》，以及曹保合的《论陆机的创作论》等，都认为《文赋》提出“意”“文”之辩后，历代文论家都非常强调“意”之于“文”的重要性，都认为“意”之于诗文绝对不可或缺，但诗文又难于尽“意”。
不少学者还对《文赋》提出的一些传统审美主义话语进行了审视和现代阐释。如有学者对陆机提出的“缺大羹之遗味”进行考察，指出陆机将“味”这一美学范畴引进文艺学，在《文赋》中以味论文，提出“遗味”说。以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也以味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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