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唐诗艺术的研究　探究唐诗艺术魅力是80年代的热门课题之一，文章极多（流于浮泛的文章亦不少）。成就大、建树多的谈艺文章，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意义上“对床夜话”式亲切的谈艺，以施蛰存、霍松林为代表；一类则力图在传统谈艺以外建立理论体系的谈艺，以袁行霈、陶文鹏为代表。施蛰存和霍松林谈艺的文章后来结集为《唐诗百话》和《唐宋诗文鉴赏举隅》。施、霍都是学问渊博的老学者，说诗解颐，触手皆是妙悟，在谈艺中点染文学史知识和研究心得，是其所长。袁行霈谈艺，善从大处（如诗歌语言、风格、意象、意境等）入手，又善于将诗歌艺术与哲学、宗教、绘画、音乐联系起来，揭示唐诗艺术的规律；陶文鹏入手处与袁同，不过他的研究以王孟山水诗艺术为主。袁行霈谈艺文章大气磅礴，陶文鹏文章则常带有新诗人的艺术感受，行文细腻，每有散文诗一般的语言点缀其中。

    五、唐代文学与唐代政治、文化、军事制度结合的研究　这种研究主要是文史结合研究方法的体现（关于研究方法，下面还要另说）。此处主要介绍傅璇琮、戴伟华的研究实绩。程千帆80年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出版，对唐代进士试期间的行卷之风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探幽发微的研究；继之而起的是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将唐代科举作为一种制度予以完整考察，与此相关的士子的生活和创作一并纳入其视野之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逼真的唐代文化、官吏铨选制度与知识分子生活、创作、社会习俗的画卷。程、傅研究的意义不但在其研究本身，且对后来的研究启示意义更大。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即是在程、傅研究之后对唐代幕府制度与幕府文人创作关系的力作（如90年代戴伟华的《唐代使府与文学》与王勋成的《唐代铨选与文学》应是以上研究的嗣响。）

    六、唐诗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融合研究　唐诗与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有天然联系，80年代有许多研究者致力于此，而以任半塘的《唐声诗》与《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与王昆吾合作）所取得的成就最大。《唐声诗》是任半塘50年代《唐戏弄》的姊妹篇，是从音乐的角度对唐代人乐的齐言诗（即声诗）的总结性研究。而《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则是对宫廷祭祀乐歌以外的全部隋唐五代杂言歌辞的总结性研究。王小盾（即王昆吾）的《唐代酒令与词》一文（90年代结集出版）对舞蹈与酒筵对词的产生作用作了描绘，明显与乃师的研究相接续。

    七、唐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作家名录及研究资料的编纂　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风气改变的一大特点是实证之风的兴起，作家生平、诗文系年之类的考据文章大行于时。学者们有计划地着手整理大型唐代文学史料、编纂作家名录及唐集书录、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著述和论文都很多，不能一一尽述，以下择要叙述其中卷帙较大、影响较著的几项。其一是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此书五册，80年代出版前四册）。《唐才子传》是两《唐书》文苑（文艺）传以外唯一的唐代作家传记史料，参考价值颇大。但因间收野史杂说，芜杂不实之处亦多。《校笺》吸纳近年研究成果，对其资料出处一一溯源核查，凡作家生平记载，误者正之，阙者补之，是80年代作家生平考订最重要成果之一。其二是有关唐人（或作家）名录的几部书：郁贤皓《唐刺史考》、吴汝煜《全唐诗人名考》、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唐刺史考》以唐代行政区划之道为次序，依据唐宋史籍、唐总集、别集等，录出自唐初至唐末州刺史（包括使府节镇）官员名姓、任职年代，对考订作家行迹、交游及唐人别集注释等，功用极大。《全唐诗人名考》将《全唐诗》中人名（包括以职官称、以行第称）一一予以考订。《唐诗大辞典》是一部关于唐诗知识的综合性辞典，而其中学术分量较为重要者，是有关作家传记部分。另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也是一部大型唐人名录工具书。其三是几部唐集的目录书：陈伯海、朱易安编撰的《唐诗书录》、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等，以《唐诗书录》最称完备。此书将唐宋以下的唐总集、别集流传情况版本渊源，至当代整理之唐总集、别集、选集出版情况，皆予载入。其四是关于清编《全唐诗》的整理和辑佚。整理清编《全唐诗》是数代学人的愿望。1982年，中华书局合编王重民《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孙望《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数种为《全唐诗外编》出版。其时有众多学者从事《全唐诗》订误、辑佚、辨伪等工作，不断有零星佚诗被发现揭出。重要的著作有河南大学《全唐诗重篇索引》等。陈尚君辑《全唐诗》佚诗4000余首，其工作至80年代末已经竣工，至1992年，与原《全唐诗外编》合并成《全唐诗补编》三巨册出版。

    八、热点作家、热点作品的深入研究和讨论　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一开始就形成了几个热点作家：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柳宗元、李贺、李商隐。所谓热点作家，是关于他们的研究论文相对较为集中，数量也较多。热点作家原是此前唐代文学研究的客观存在，也可能与70年代学术批判（评法批儒）的逆向承接有关，例如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就对李白与杜甫两个研究热点的形成有直接关系。热点作家中，李白的研究最为“盛况空前”，并且再形成与之的关的热点问题，如：出生地问题、家世问题、生平问题、几次入长安问题、交游问题、东鲁寓家地问题、卒年问题等。李白的作品，有些也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如《蜀道难》主旨、《忆秦娥》主旨及李白词真伪等。80年代的李白研究，宏观方面的不少，微观的则更多，甚至一首诗的系年、一个地名，往往也可以引起争论。其他几位热点作家的研究，虽没有如李白那样的盛况，其研究也相对较为细致，而且也形成了一些热点问题，如李商隐《无题》及《锦瑟》诗的解读、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关系，白居易《长恨歌》主旨及“新乐府运动”的有无等。热点作家、热点问题的形成，易于将研究导向深入，从而开拓作家研究的领域，取得学术的长足进步。例如80年代的李白研究、李商隐研究的成果就非常显著，“二李”研究大家辈出，如李白研究大家朱金城、安旗、郁贤皓、裴斐，李商隐研究大家刘学锴、余恕诚、董乃斌等。除此以外，学术界就盛唐气象、边塞诗评价也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九、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主流研究方法的确立　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的过程，就研究方法而言，是单一的唯物史观研究方法向多元的研究方法转变、过渡的过程。多元化研究方法，包括了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科学方法，还包括了现代西方流行的诸如心理学研究法、符号学研究法、接受美学研究法等。新研究方法的使用和引入，扩大了研究视野，拓宽了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瞩目的成果。董乃斌、陈伯海二位是较早倡导新方法、且是效果最好的研究者。董乃斌对新方法的运用是多方面的，其论文《唐人七夕诗文论略》就是他将唐代文学与民俗学研究交叉融合的尝试。他又将新方法大量使用于对李商隐的研究上，如《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分析》即是以符号学分析李商隐“灵智活动”（创作心理）的代表作。陈伯海是宏观研究的倡导者，并以宏观研究的方法建构新的唐诗学史，《唐诗学引论》是他宏观研究的代表著作。全书对唐诗的特质、唐诗的渊源、唐诗的流变等有精要概括的论述，是80年代优秀的唐诗学史著作。
    80年代中后期的唐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两种现象：一种是平庸无学术价值的文章大量重复出现。例如80年代参与《长恨歌》主题讨论的文章居然多达百篇之多，大多观点重复，新意不多；在李白生平研究中，也有不顾起码的文献史料而随意性很大的文章。一种是一些号称新方法研究者的生搬硬套新名词、新概念、学术含量不高却徒然扰人耳目、甚至造成某种混乱的文章不断产生。而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终于能深入、健康地发展下去，取得很大成就，实有赖于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巨大业绩并为多数研究者所认可的缘故。坚持文史结合研究方法、成绩卓著、并在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中居于领军人物的是程千帆、傅璇琮。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直接启示了后来众多的同类研究；程与其弟子莫励锋、张宏生关于杜甫的系列研究，傅关于李德裕、牛李党争的研究以及由他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皆以其实绩昭示研究者应该遵循的研究途径。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热闹和喧嚣，传统的注重实证、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中确立其主导的地位，多数研究者在经过一番自省后，研究心态显得更成熟、更稳定了。
    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其成绩和经验值得回顾和总结之处尚多。以上仅举其荦荦大端而已。疏漏之处，遮所难免，敬祈识者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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