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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与“魏晋风流”
从金批水浒看金圣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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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水浒》评点的理论价值

时间:2009-8-8 16:56:43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文章抓住《水浒传》评点所使用的基本概念,以宏观视角梳理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从文本虚幻特性的深层奠基、创作根本规律的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理论的深入聚焦三个方面探讨其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金圣叹;《水浒》评点;理论价值



  文学不但需要批评引导阅读,仰仗批评深入地揭示其艺术价值,同时还需要通过批评进行理论建构,以新的理论成果指导创作实践。金圣叹《水浒》评点(以下简称“金批”)即在作品批评和理论创造两个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在当时成为我国小说理论发展的里程碑,而且当前仍然具有阐发的理论空间和现实意义。本文即着重探讨金批的主要理论建树及其宝贵价值。 
   
  一、因文生事——文本虚幻特性的深层奠基 
   
  “金批”表面上虽然缺乏严整的文本样式和系统的逻辑结构,但其思想光芒却并不因此逊色。金圣叹独具慧眼,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相比较,认为《水浒传》已从史传的樊笼里脱颖而出,不再依托历史(史事和史传)而成为完全独立的存在。金圣叹敏锐地发现并准确地抓住了小说的虚幻文本特性。 
  (一)史书“以文运事”。从时间流程来看,必须先有曾经发生过的真人真事,然后才有专门记述史实的著作;从内容联系来看,则后者是对前者的记录与摹写,并以前者为绝对参照。因此,评判史书的标准是“真实”,它要求“史记”必须与曾经发生过的人、事、情、景如合符契,不能随意虚构,即史书之“文”仅能充当史实之“事”的工具。如司马迁《史记》所写之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都应当被视为“实有”,即曾经真确地发生过。 
  因此,《三国演义》以史书为基本依托,在历史的基础上丰富与拓展,一方面作为优秀的艺术作品产生着巨大的审美效应,另一方面也使历史从庙堂走向了民间,使庄重的历史通俗化成为其重要功能之一。虽然小说中或有虚构的成分,但作者和读者并未自觉地意识到其中的虚妄,如左慈、于吉、管辂等带有神秘色彩和超凡能力的人物,这些本届于非人间的虚幻形式,则仍被视为真实的存在,故《三国》有所谓“七实三虚”之说。“据史演义”,强调的是故事本身,是对史迹(史记)进行的丰富、润色与重构,以写出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但也正因如此,小说不可避免地由史书之记事转向了写人这个重心。金圣叹指出史书“以文运事”,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反面确立了小说艺术的本质特征。 
  (二)《水浒》“因文生事”。这是金圣叹从正面确立小说本质的一个重要命题。金圣叹认为,小说与史书有根本区别,它的基本方式“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皆由我”。创作小说之目的,重点不在讲述故事,而是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金批第三十三回评:“(作者)胸中自有一篇绝妙文字……特无所附丽,则不能以空中抒写,故不得已旁托古人生死离合之事,借题作文。彼其意期于后人见吾之文而止,初不取古人之事得吾文而见也。”明确指出,小说重点在文,事为文料,而且先有文、后有事。与史书相较,小说中文与事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文为主,事为宾,不是文表现事,而是事展示文。 
  金圣叹之“因文生事”,强调的是小说本体的虚幻特性。就人物而言,从《水浒》开头所言梁山英雄乃天罡地煞下界之虚幻预设与夫《三国演义》之历史分合规律引出《三国志平话》以“因果报应”解释显示着本质的区别。从不管佛教道教还是历史循环论的观念而言,虽然三者都属于对人物命运的超验解释,但有一点需特别注意,即《三国演义》《三国志平话》都是先有史事后有解释,而《水浒》与金批则异于此,它是先预设而后发生,在深层体现着“幻由心生”的观念。金圣叹立足《水浒》实际,把原来带有“反映”色彩的文本态势扭向了“表现”的理论方向。那么,《水浒传》的创作虽有史的因由,即实事真人的依托,但更重要的是凭空杜撰。长篇巨制未必即是对已逝去的真人实事的追踪摹写,而是一种意识(即语言)的运作与展开。 


  (三)小说胜似《史记》。明代李贽认为《水浒传》与《史记》的价值同样重要,清代的张竹坡认为应该把《金瓶梅》当作史记来读,甚至称其本身就是一部“史记”。从中可以发现史学传统对艺术理论的深层影响,可以看到由李贽到金圣叹再到张竹坡的发展轨迹,其间既有贯穿始终的史学传统,更有对史学传统的摆脱与超越。 
  金批言小说胜似“史记”,道理何在?从史学传统看,小说继承了史传的“春秋笔法”,将作者对社会人生以及人物性格的理解和评价寄托在字里行间,寓道德褒贬和是非判断于具体形象的叙述描写,使读者不仅可以增加社会知识和人生经验,而且可以获得道德提升和心灵净化。从小说与史书的区别看,则史书只能叙述人和事件的基本轮廓及主要梗概,而小说可以表现更复杂的层面和更丰富的内容,特别是人物的面貌、事件的细节、事物的神理和生活的趣味等等。金批指出,施耐庵不仅写出了人物的基本性格与精神风貌,而且写出了人的性情、气质、形状、声口,栩栩如生,活脱灵现。《水浒传》不仅写出了人物性格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历史发展,而且写出了人物关系的深层内蕴,写出了细致入微的人情世态,读来令人趣味盎然,美感无限,这是史书难以企及的。 
  (四)小说是心造的虚幻意象。金批关于小说“因文生事”、“胜似史记”等观点,多从与史书的比较中侧面提出,而对小说虚幻本质的界定则是从正面直接阐述的。金批第五回评:“耐庵说一座瓦官寺,读者亦便是一座瓦官寺;耐庵说烧了瓦官寺,读者亦便是无了瓦官寺。大雄先生之言曰:‘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无法人不造。’圣叹为之续曰:‘心如大火聚,坏种种五阴,一切过去者,无法而不坏。’今耐庵此篇之意,则又双用其意,若曰:‘文如工画师,亦如大火聚,随手而成造,亦复随手坏。如文心亦尔,观文当观心。见文不见心,莫读我此传。’吾读瓦官一篇,不胜浩然而叹。呜呼!世界之事,亦犹是矣。……一部《水浒传》悉依此批读。” 
  佛之“心造诸法”,“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现象世界的生与灭都是主观精神的表现。金圣叹借此说明《水浒传》文本的基本特性,小说意象的发生犹“如工画师,随手而成造”。在小说中,瓦官寺的出现是施耐庵主观意识的产物,它的消失也是施耐庵巧妙构思的结果,它(法)的存与灭都是人的主观精神(心)活动的结果。小说中的人物、情节(一切叙述和描写),都属于凭空杜撰,不必以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和客观存在过的人物做参照,因为小说的本质即是虚幻。金批贯华堂古本《水浒传自序》就认为小说是作家“经营于心,久而成习,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的产物。从这一角度来审视《水浒传》,当然可以说“一部书皆从才子文心捏造而出”,因而具有虚幻的特性。 
   
  二、因缘生法——创作根本规律的深刻揭示 
   
  金批的理论价值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小说创作规律的揭示。金圣叹自以为把捉到了施耐庵的创作秘诀,自以为窥见了《水浒》获得巨大成功的深层奥妙,他要把“金针”度与世人,认为如此方不负作者的惨淡经营和良苦用心。他在总结《水浒传》的创作经验时,提出了一个核心论点,即以“因缘生法”为《水浒传》“文字总持”。“因缘生法”是《水浒传》的创作纲领,读者只有理解和掌握了这一点,才能真正领悟《水浒传》的艺术价值和思想精华,他进而认为,这一“总持”具有广泛的普适性,把握了《水浒传》的“文字总持”,就能掌握读通天下之书的不二法门。 
  (一)“因缘生法”。金批强调,创作必须做到“深达因缘”,即把握“因缘生法”的根本原理。金批第五十五回评:“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自古淫妇无印板偷汉法,偷儿无印板做贼法,才子亦无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缘生法,一切具足。……而耐庵作《水浒》—传,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是深达因缘也。夫深达因缘之人……写豪杰、奸雄之时,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宇宙万物的生灭,都是内外相因彼此作用的结果,离开了一定的内因外缘,事物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世间的人与事体现了“因缘生法”,小说中的人与事同样符合“因缘生法”的道理。作家的“亲动心”与“设身处地”,就是以己之心体会人事的“因缘”,从而使人物情节符合自身的逻辑关联,从而传神地展现出一个本质虚幻却给人以真实效果的艺术世界。所以金批认为,小说中的人和事似乎都有自己的行动逻辑,而与作家施耐庵没有任何关系。 


  金圣叹用“因缘生法”分析了宋江杀惜的情节:“宋江之杀,从婆惜叫中来;婆惜之叫,从鸾刀中来。作者真已深达十二因缘法也。”“十二因缘”指一系列因果关系形成的逻辑环节,金批借此分析小说情节发生、发展、结果之间的关联:宋江起初本不想杀阎婆惜,是婆惜的喊叫让他产生了杀人的念头,而婆惜喊叫又是因为看到宋江的鸾刀。小说之“文”随着事件的内在规律,一环紧扣一环地铺陈开来,形成了一个连续运动、关联紧密的情节序列。这一分析强调了事物发展的深层规律和自身逻辑,把批评的目光凝聚于小说文本,借“法”的假有性揭示了小说的虚构特征,削弱了作品与现实联系的纽带,将文本作为一个自足圆成的对象来观照,显然有利于发掘小说艺术的审美价值。 
  (二)“格物”与“忠恕”。金批认为,作家要使“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必须“深达因缘”,要想“深达因缘”,就必须“格物致知”,便又涉及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即“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格物”讲的是修齐治平之宏观程序的重要一环,是由内到外之逻辑序列的原初起点,“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金圣叹在这一儒学的命题中注入了佛学的内容,他说:“然则耐庵何如人也?曰:才子也。何以谓之才子也?曰:彼固宿讲于龙树之学也。讲于龙树之学,则菩萨也。菩萨也者,真能格物致知者也。”认为施耐庵的创作得益于龙树之学,即“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的缘起性空论。格物的前提是掌握“因缘生法”,格之于心就能获得良知,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逐渐由“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 
  但金批之“格物”,既非通常理解的考察客观事物,也不是主张文学源于社会生活,而是“为圣人身通六艺,非物物而格之,只是识得矩字”,把“格”理解为“格式之格”,指作家内心对于情理的揣度功夫,即对情理的开悟。“忠”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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