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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李逵形象塑造的南北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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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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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乔教学》可以见出李逵的儒雅风流；《穷风月》见其放荡不羁；《借尸还魂》见其诡计多端等等。当然，这些唯有存目的作品究竟写了什么，已经无法确知了②。有把握的判断是：现存水浒戏中的李逵“感情细腻、幽默风趣、办事精明”，这些性格特征都是《水浒传》中李逵所不具备的。所以也有学者据此推断水浒戏的内容对于《水浒传》的成书并无影响。
的确，杂剧中李逵的细腻与精明，与《水浒》中李逵那种杀戮成性、性格鲁莽有些形同水火。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水浒戏对于《水浒》的成书没有影响呢?论者以为并非如此。性格的差异，可能正是李逵形象没有定型时剧作家们审美趋异的体现；此外，说书艺术与戏曲在文体上差异很大，剧作家笔下人物的个性有时达不到也不必达到完整与统一，戏曲有时会片面地追求喜剧性。凡此大约都是造成李逵在戏中个性丰富多彩的原因。 再者，剧作家创作水浒戏，其素材或另有来源，用以丰富原有的北方水浒故事。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小说与戏曲有着同源共生的特性。剧作家的改编如果获得舞台成功的话，这些故事势必会反过来影响说书艺人的故事形态。书会才人们通过吸纳姊妹艺术来丰富自己的说话技艺，乃理之常情。很难想象说书行业的竞争性会让北水浒系统走向封闭。
明乎此，我们试来细看北方的元杂剧究竟对于李逵形象有何贡献。
为具体说明这些李逵戏对于《水浒》中李逵形象的影响，我们先择取《李逵负荆》与《双献功》这两部最有名的李逵戏作为分析对象。
“李逵负荆”的故事，在《水浒》中被适当改编，“英雄”式的行径被突出，而杂剧原有的喜剧性因素被削减了。杂剧中的李逵为了保住脑袋，显得笨拙而可爱，他原想自刎或跳崖，但终究没有勇气，甚至只好用耍赖来躲避砍头的危险。这副“可爱”的性格放到戏曲中趣味盎然，但却与《水浒传》中李逵鲁莽的性格实相矛盾。所以小说改写为李逵奋勇高喊要自杀谢罪，因众兄弟劝阻，才立功赎罪。这种改写合乎李逵一贯的性格逻辑。而杂剧《李逵负 荆》的主题以及情节的精彩并没有被改变或削弱，杂剧所宣扬的“为民请命”的奉献精神，以及“只认真理不认兄弟”的原则主义(即金圣叹所谓“独有李逵，便银子也买他不得”)，都成为李逵个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李逵负荆》一剧成就了李逵的英雄本色，凸现了其过人之处。即便《李》剧原有话本依据，它的上演使得李逵形象在北方更加脍炙人口的功绩，依旧不可抹杀。
《双献功》的故事，并没有进入后来的《水浒》。这对于有“李逵戏专家”称号的高文秀说来颇具反讽意味。此故事或源于当时的北水浒系统，剧作的致命缺点在于特色不足。其实，《水浒》中李逵另有一个“双献头”的故事，但情节与之大异：李逵在潘太公家为之捉鬼，结果将潘太公的女儿与奸夫双双杀死，并将头献到了梁山。这种“大快人心”的英雄行径，凸现了当时北方的民间风气：英雄们好以“杀淫妇”来伸张“正义”。这种通奸行径，在今天看来，起码罪不至死；而在元代，民间似乎对于“杀淫妇”之举多津津不已。客观说来，《水浒》中李逵杀“淫妇”的做法显得节外生枝，精彩不足而血腥有余。可见《水浒传》的成书情况非常复杂，改编写定者有时在选材与加工方面，难以做到事事精当。总之杂剧《双献功》中的李逵除了精明强干之外，别无精彩可言。故事陈旧，而性格又与《水浒》中李逵的鲁莽相异，怪乎此题材为《水浒传》所弃。
总观这些李逵戏，有些学者以为“这些不同的李逵又存着许多相似性与共同点……每个剧本分别突出李逵性格的一个、二个方面，合起来又成了一个整体的李逵形象!”其实，这些李逵戏做不到部部精彩，也未必都合乎一般民众对于李逵形象的审美期待。作品的传世与否已经部分地说明了它们在塑造李逵形象上所曾达到的艺术水准。优秀作品得以流传，而大量的李逵戏作品，因其形象过于夸张，或是拙劣、平庸，以致难以被民众普遍接受而终被历史淘汰。如《李逵诗酒丽春园》《李逵乔断案》等大约即是这种情况，因为诗酒风流与滑稽搞笑的故事实在很难与李逵的形象相谐。《水浒》第七十四回中的“李逵寿张乔坐衙”的断案内容，是否采于杂剧，无从考证。我们在《水浒》的“断案”故事中发现的只是李逵个性中鲁莽因素的延伸，虽有搞笑意味，但格调不高。笔者揣测原杂剧作品中所谓的“乔断案”可能含有为民请命的成分。央视《水浒传》电视剧对于此处的改编使得李逵“人民性”(仗义怜贫)的特征被极力凸显，于此亦可略见民众对于李逵形象的基本理解与审美需要。
总的说来，学者们大抵相信李逵戏应该来源于一个相对完整的北方水浒系统。在元代北方，李逵的故事可能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汇编本。从宋江在元杂剧中大抵相同的出场诗看来，这个水浒故事系统略同于《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水浒故事。其实，针对李逵戏，笔者以为它们情节上无连续性可言，人物塑造也决非完整。这些作品在曲词中没有提到元代当时的其他李逵戏；它们更可能的是剧作家们的独出机杼或另有借鉴，所以形象显得颇有差异。在这些枝桠林立而发展各异的李逵戏中，北方艺人展现了他们丰富的创作力，他们为李逵所涂抹出的天真、爽朗、直率甚至是机智的种种性格与原北方水浒系统的说书故事发生碰撞，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李逵的原有个性。
此外，要补充的是：此时的北水浒系统与南方水浒故事，似还处在南北隔阂的境地。现存的李逵戏都没有提到上述取材于《夷坚志》的原型故事，也从来没有提及李逵曾到江州，或曾有劫法场的壮举。由此推测，北杂剧中的李逵还只是一个活跃于山东沂州的北方英雄，与武松一样，他们在北方深受爱戴。他的形象与影响力在元代杂剧家对他的厚爱与反复创造中延续并活跃着。这些剧作家们努力地拉近着这位英雄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抹淡他身上原有的杀戮性，增加他身上的孩童般的纯真，这种努力对《水浒传》的成书影响甚深。
四、李逵形象的形成简史
对李逵的本事原型的考索过程使我们相信，水浒英雄的故事的确经过了大江南北众多民间艺人的共同塑造。细心地把《水浒传》中文字与原来的文言小说及元杂剧等作一比较，我们不得不惊讶于这位编者(或者说是这些众多的艺人们)在小说《水浒》中所达到的艺术水准。虽然对《水浒传》的成书时间聚讼纷纭，但多数学者相信此书在元末明初完成，编著写定者是一个北方人，而且应该是一个后来流寓到杭州的北方书会才人。
南北文化圈出于地域或传统的差异，为李逵这个人物所能提供的元素也不尽相同。比较而言，《夷坚志》出于文体的限制，原有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过于模糊，所以在性格方面，李逵的个性受北方元杂剧影响更为明显。李逵的形象得到了南北两大水浒系列故事的滋润与营养，这才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如此光辉夺目的人物。可以说，如果没有洪迈的《夷坚志》与南宋时以杭州为主的(或是寓居杭州的北方艺人)说书艺人的改编创造，没有北方元杂剧作家的生花妙笔，李逵这黑厮断不能有如此惊人的性格魅力。
本文对于李逵形象的形成简史，结论大致如下：其一，李逵是三十六天罡之一，他的声名与地位决定了他可能原有的系列故事在北方流传。从他的排行看来，他的名气远不如当时的宋江、卢俊义等人显著；从有无话本名目传世看来，他的故事也远没有“武行者”、“花和尚”来得精彩。其二，南宋时，水浒故事开始在杭州及其他南方城市流传。由于原有的故事精彩不足，浸染于南方文艺中的李逵话本，开始汲取南方的营养，它从《夷坚志》中截取三事，以敷演自身的人物风貌。其三，李逵的鲁莽使得他深受北方艺人的喜爱。金元时代的北方说书情况难知详情；但元代极富才情的剧作家们开始了对李逵戏的热心改编，李逵极富夸张的天真个性被凸显并深入人心，部分精彩的李逵戏盛行民间，造就了李逵的声名，这些故事的题材与精神后来被《水浒传》所吸纳。其四，假定《水浒》的编者确为罗贯中，他由河北到杭州，编写中取材于南北两大系统的水浒故事，实属必然。在他之前，或许另有改编者；而南北两方的水浒故事是否已有汇编成册的话本可置于案头，无法确知。但罗贯中等人的编著写定，其用功之深、写定之难、贡献之巨，亦足以让后人景仰。此外，兼有杂剧作家身份的罗贯中是不可能无视元代李逵戏这笔遗产的；放之其他编著写定者，亦然。
其实南方文艺——尤其是《夷坚志》——对《水浒》成书的影响，学者们关注得还不够。同样，说书艺人们的功绩由于没有文本的留存作为铁证，也很有必要在此强调。他们在声容笑貌方面对李逵所进行的精细加工，功不可没。这既包括南方说书艺人，也包括北方说书艺人，甚至是编著写定者。正是他们突出并统一了李逵的性格特征，或剔或补，刮垢磨光，才最终打造出如此神彩熠熠的艺术形象。
李逵形象的形成史也让笔者观察到：为了将这些与南方血脉相连的生动故事吸纳到《水浒传》中，小说改编者不得不扩大水浒英雄的活动范围：他们将宋江发配到了江州。这不仅成全了活跃于南方的李逵故事，也同样可以灵活地吸纳一些在南方地域异常活跃的水贼们的故事，从而大大地丰富了水浒英雄的群体形象。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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