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焉。……丧礼初丧即葬，不请堪舆，不讣亲友，不用鼓乐。无力之家多为之，谓之‘偷埋’。惟不动烧纸盆，必待择日另葬。…俗以为所关甚重。（另葬日及）清明、十月朔，阖族在祠堂预备祭品上坟。大户祠堂多建戏台，是日演戏祭祖，竟有用于坟茔者，诗礼之家亦踵而行之。噫！春露秋霜之时而忍为此哉。《语》云：‘习俗移，人贤者不能免’…唐虞三代之风不复遇今日乎！”（注：《临晋县志》（光绪朝）《风俗》。）
《蒲州县志》也记载并感慨“郡俗以勤俭闻者久矣。然其所为勤者，或逐刀锥于末富，而力不尽乎田蚕，计不知乎树畜。幸岁一获，则妇子饱食而嬉，丈夫负柱而息。…勤俭之旧亦尽失焉。”（注：《蒲州府志》（光绪朝）卷之三，《风俗》。）
安邑县志也记载，“近卤之区，习为奢靡。”（注：《安邑县志》（光绪朝）卷之二，《风俗》。）
河津县更是由于地处于贸易中心，“而今且商贾盈途，渐趋繁华。固缘生齿日多，亦力持风教者所宜加之意也”（注：《和津县志》（光绪朝）卷之二，《风俗》。）。
闻喜县碑刻也这样记述道：“余庄数年以来，或吸食洋烟，或贪好奢靡，以致十室九空，毫无蓄积，一遇岁凶，束手待毙而已。”（注：闻喜县白石乡十八堰村光绪三年灾情碑文。）
由此看来，大灾之前，河东地区的人们多沉醉在一片陶陶然不知所忧的太平盛世之中。由于社会安定，衣食基本无忧，社会上讲究礼节，攀比排场成为一种时尚，乃至于一般人家家无积蓄，结果在大旱来临后，毫无防范和准备的人们就难以渡过这场大灾，遭受到创痛和损失就更大、更重。
自然灾害的无情打击，使人们痛彻心扉，刻骨铭心。灾情稍缓，幸存者便先后撰文树碑，详述灾情，以警示后人。
通观各碑文，无不在对这场大旱灾进行深刻的反思：“嗟夫！此昊天上帝不我虞，父母先祖之予忍哉！亦人之暴殄天物，上干天怒以致此耳。”（注：平陆县碑刻《灾年后掩藏暴骨记》。）“岁曰天灾，抑亦人之未预备于旱也。”（注：运城市碑刻《丁丑大荒记》。）“说者谓饥馑戕生，天实为之。子辈窃谓不然。夫天灾流行，何地蔑有，所赖以补救者人耳。”（注：闻喜县白石乡十八堰村光绪三年灾情碑文。）“窃思天灾流行，亘古不免，甚可畏此，奢华之道，竟致此荒之大也。”（注：万荣县光华乡南火上村碑刻《荒年志》。）
这是对大灾前人们生活方式的反思，它深刻而充满了自责，把不可避免的天灾看作是时人的过度行为和生活方式所引起，要求人们永记这血的教训，要求后人永远保持着一种对人类行为的自我约束和撙节，永远保持着对大自然敬畏并谨慎的态度。
在无数生命和家庭毁灭之后，幸存者们以勒之碑铭的方式向后人表述了崇尚节俭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在自然发生无情变故时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通观各碑文，几乎都在谆谆告诫子孙后代，要从这场大灾的教训中切记古人“耕三余一”的节俭传统。“自今以后，凡我农民，无比体我后之心，黜浮华，崇节俭，耕三余一，耕九余三。虽遭凶岁不已，有备无虞哉。余等身逢其灾，亲尝其苦，恐世远年湮，忘其艰难，故志诸石，永为炯戒云尔。”（注：芮城县碑刻《荒旱及瘟疫狼鼠灾伤记》。）“昔以圣门论证，以足食为先，盖以食为民天，得之则生，弗得则死。理固然也。是人之得免于凶年饥岁者，当以耕九余三，耕三余一，准王制为常经焉。不然，则救死亦不赡矣。”（注：运城市碑刻《丁丑大荒记》。）“古人耕三余一，耕九余三，岂畏岁凶哉。”（注：闻喜县白石乡十八堰村光绪三年灾情碑文。）
碑文和各方志记载均从中国古代圣人的立论和中国优良传统的美德出发，以这次大灾的惨痛事件，向后人发出告诫，这是亲历者、也是幸存者的血的告诫，是对人们奢靡生活方式的告诫，使人们的心灵感受到了极深的触动，具有独特的价值。
六、由河东大灾而得出的几点结论
河东是山西的产粮地区，又是这次大灾的特重灾区。对它的认识和分析可以集中反映特大灾荒下的民间社会的状况。通过研究分析山西重要产粮区——河东地区在这场大灾的前后上述的资料，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山西虽离京城很近，也得到了外界的大力捐助，据资料记载，除了中央户部的直接拨款，还有海防经费和天津练费饷生息银等；向山西输捐的省，有北方的山东、直隶等省，南方诸省远涉如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上海等共计十八个省份和地区，但这次大旱灾足以说明，在当时生产力落后、交通封闭状态下的地方社会，遇到这种天灾，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自生自灭，无力抵御自然界的重大灾难。
2.清政府虽然重视赈灾工作，但救济重大灾害的能力和财力十分有限。据统计，从光绪三年到五年，清廷“凡支发银一千七十万三百一十五两有奇，钱二十七万六千五百五十七千有奇，粮一百万一千六百五十七石有奇，又动用仓谷兵米豆七十六万八千三百九十三石有奇，棉衣一十万三千六百七十五件”（注：王轩、杨笃等纂修：《山西通志》（光绪朝）卷八二，《荒政记》，中华书局，1990年。）。这说明清政府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年均拿出了十分之一左右的财政税收倾力相救，但这些财力依然无法满足灾民的巨大需求，救灾物资依然显得极度匮乏，有限的赈灾物资在较长时间的、大面积的自然灾害面前，阻止不了饥民大规模的死亡。
3.封建地方政府的目标和主要功能是使社会处于一种有序的稳定状态之中，并没有将精力放在富裕和开通一方的周边环境上，中国在被迫打开国门三十余年后，内地陆路交通状况基本上没有改观，仍处于封闭状态。这次大灾中，极落后的交通状况严重影响了有限的救灾物资进入灾区，从山西大灾时期落后闭塞的交通以及民间百姓普遍缺少银粮上可反映出这一点。而这一点和历朝历年地方政府的工作有极密切的关系。如垣曲县，早在公元前636年冬，晋文公就修通了经皋落到阳樊的“东道”，历经二千余年后的明清时期，此道仍为晋豫主要驿道之一。垣曲的驮运道共九条，长度分别为60公里，47.7公里，两条30公里，23公里，24.6公里，17.4公里，13.5公里，6.3公里。驮运路多为崎岖山路、羊肠小道、阁道、栈道，或临危崖深渊，或傍黄河，陡峭艰险，常因雨雪阻断。运输工具主要靠客运肩扛挑担和畜力驮运（注：垣曲县志编纂委员会：《垣曲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8页。）。平陆也是如此，“各村相连皆以驮运路为主”，“农田稼穑仍靠畜力驮运”。驮运的工具主要是畜力，而每次驮运的数量最多不过三百斤（注：平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平陆县志》，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第382页。）。这种亘古不变的交通状况说明地方政府在管理一方时，重点始终是安定地方社会，而不是以富裕一方、开通一方山水为己任。而极端落后的交通成为影响赈灾物资及时进入灾区的主要客观制约因素。基本上属于山西平川地带的河东地区的交通运输的状况尚且如此，北部山区的交通运输就可想而知。如光绪四年四月，对幸存灾民而言，已经是迫在眉睫的时候，清廷命赈粮迅速起解，然而，“晋中四面皆山，不通舟楫。……（运粮地河南、河北、山东）相距晋界，均在千里之外。舍舟登陆，雇车极难。一入晋疆，则山径崎岖，道路偪仄。改用马骡驮运，辗转飞分拨灾区，有千数百里不等。”（注：王轩、杨笃等纂修：《山西通志》（光绪朝）卷八二，《荒政记》，中华书局，1990年。）即使是同省的太原“移粟河东，路程千里，虽有名而无实”（注：景定成总纂：《安邑县志》卷十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交通不便使地方社会发生重大变故和事件时，难以及时有效地得到外界的援助。这就使赈粮难以在短时间内送到灾民手中。
4.自然灾害是古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大阻碍，与战争一样是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消亡人口、阻碍社会发展的元凶。这场大灾对河东地区的重创乃至于到数年和数十年后都难以复苏，如芮城“虽至（光绪）八九年，闲田未开者荒，已开者仍荒。”（注：芮城县碑刻《荒旱及瘟疫狼鼠灾伤记》。）再如平陆县在这次大灾后，直至1949年全县人口才发展到100482人，69年增加了62524人，年均增加906人（注：平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平陆县志》，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第58页。）。原本是山西最富庶的地区，在大灾后成为一片凋零之地。
5.大规模的有关灾荒记载的碑刻在此时出现，既是河东地区碑刻文化的一种突出表现，更昭示出河东幸存者的良苦用心和一种社会认同，说明即使是产粮大区，平时衣食无忧，但生活方式一定要有居安思危和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节俭，耕三余一，防患于未然，崇简去奢。”是这场大灾的幸存者们留给后人的训诫，也是幸存者们惟恐后人漠视“耕三余一”、“崇简去奢”的理念和生活方式而重蹈覆辙的苦心。诚如碑文所言“回忆荒情，如履薄冰，若不历历勒于碑石，恐后生之闻而不信也。于是谨志。”（注：万荣县光华乡南火上村碑刻《荒年志》。）“予辈幸延残喘，亲见其事，惟恐后人乐生而忘死也。爰弁数语以示儆，并改十八堰为富村。庶几痛惩前非，垂戒将来。由此，户皆素封，人尽宿饱，相生相养，以至户口繁，而教化复兴也。是即予辈之所愿望也夫。”（注：闻喜县白石乡十八堰村光绪三年灾情碑文。）
结语
自然灾害是人类难以规避的自然现象，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防灾于未然，御灾于最低程度，却是人类通过努力能做到的。而这种努力不仅要利用较优越的天时、地利条件，更要注重人为的因素。这些记载着河东地区特大灾荒的碑刻和资料，作为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在向后人昭示事实的同时，更传递了难能可贵的深刻认识和良苦用心。这不仅是当事人的反思，也是今人御灾防灾的一笔宝贵财富。
本文在后期收集部分资料的过程中，曾得到郝平同志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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