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管一部史诗叫什么？”
“你知道，那是一部真正长而其中发生许多事情的影片。”⑴
好莱坞历史史诗在大多数"严肃的"美国电影和历史编纂学学眼里，即使不是遭到完全忽视的话，也是一直备受轻视。⑵它在艺术上的铺张被视为彻底的趣味低下，它的历史描写则被认为根本不顾年代顺序，这种体裁通常因为其电影的和历史的表现而被当作一种可疑的形式。事实上，历史史诗在视觉和听觉方面表现得过分，关于它的生产作过商业性广告，它的艺术氛围是自我夸耀式的，它的内容模糊而又缠绵，它吁情放纵地沉溺于影片中的那种趾高气扬的、夸张的甚至歇斯底里的行为，这一切对于那些一直受到文化教养而看重禁欲、谨慎和逻辑的人来说，总是令人不舒服和尴尬的。
作为一种电影体裁，历史史诗与电影这种媒介一道问世。它那"惊人的"可能性先是在意大利的无声电影中得到实现;接着，美国人D·W·格里菲恩和塞西尔·K·德米尔对它进行加工，它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好莱坞产品达到顶峰;随后，——由于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复杂原因——进人了现在的衰落时期。(3)对那些记得 50年代和60年代好莱坞历史史诗的观众，或者对那些最近才在剧院看过重新评价、重新放映的《飘》和《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人来说，"这种体裁使人想起宏伟壮观的场面——那些在现阶段几乎完全充斥于宽银幕立体电影、立体声宽银幕电影以及70毫米电影的场面。⑷它使人想起"成千上万的角色"，以及对好莱坞巨星们所作的历史再现全然不顾年代顺序的隔断。在把从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到约翰·里德和路易斯·布赖恩特的"伟大"历史人物扮演成热切的"生活者，狂热的情人，以及摧毁和建立帝国的 (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红色帝国)主要历史动因时，影星们既创立又戏剧化地表现了好莱坞特有的历史观念——赋予过去以现在的高度，将其产生归功于精选的人物(查尔顿·赫斯顿归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且(撇开T·E·劳伦斯暂且不谈)规定"好莱坞的忠实"原原本本地"体现在历史事件应与例外的个人罗曼史融合在一起"。⑸
好莱坞历史史诗还使人想起奇特怪异的书法，这书法使我们接触到以金字写就带有大写字母"H"的历史 (History);它还使人想起通常以"我主统治的年代"这样的话起头的开场白，随后便是"关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的简明概要，或十二世纪英国农民的状况，或尼禄统治下基督教的进步"，正如乔治·麦克唐纳·弗雷泽在《好莱坞世界历史》中所回顾的。⑹如果开场白不是写出来的，那么它核定历史的功能便由一种朴实不足宏亮有余——"而且令人尊敬的——“上帝的声音”的叙述来完成。地图常常伴随这些讲述历史的声音出现——标点文本;同时赋予观众以史诗的视野，帝国的建立和冒险;还暗示过去的过去性及其距离现在安全的史书上的距离。正如弗雷泽所说："在历史剧全盛的时代，就对礼拜六下午的前排观众的影响而言，很少有什么东西比一幅美妙的地图更令他们兴奋，更使他们平静。旧世界供他们选择。"⑺
好莱坞史诗还界定历史，就像音乐中的情形那样——贯穿始终的交响乐通过间离每一时刻而强调每一时刻。它还使用富丽壮观、奇异古怪的服装——尤其是带有内部操纵的乳罩的金光闪闪的金银线织成的服装。事实上，好莱坞史诗呈现给我们的是，正在经历历史的人们——特别是妇女们——几乎总是身着华丽的盛装，并且花费大量的记事 (History)来更换服装。虽然没有一个观众愿做精确的统计，我们还是知道，《永久的琥珀》(1942)中的琳达·达内尔穿"十八套晚礼服，二十套常礼服，三套便服，一套婚礼服，以此来努力重创十七世纪查理二世时期英国的那一部分"。或者，还有人告诉我们，拉纳·特纳脱颖而出的《浪子》一片中有"4,000多套服装，292套专供主角们更换"——据米高梅影片公司记292套中有一套专为特纳做，"全部用米珠做成，数千粒米珠全用手工缝上去。"⑻
服装的奢华与行动不地点的过多全然相称。所有那些战车追逐，军队溃逃，群众场面，所有那些陆地冲锋和战役以及海上的战斗，所有那些马匹、奴隶、基督徒，还有西部迁移车队，统统都展现在影片中。片中还展现了沙漠、平原、海洋的广袤无垠，罗马、金字塔、喀土穆、巴比伦的雄伟壮观。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通常产生历史的纪念碑——魁梧的阿尔伯特·斯皮瑞什化世俗平凡为神奇，使之成为"帝制拥护者"和：东方人"对历史的幻想。
首先，所有这些过分的形式主义只有作为对本来色情场面的违背常情的夸张表现时，其目的才似乎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作为膨胀的电影：惯例上充盈自我，膨胀着自己的再生功能，能调动大量的劳力和金钱，这些劳力和金钱对运用技术达到形象、声音和利益的延伸和扩展的极度兴奋是必需的。因此，不论历史史诗如何严肃地呈现于我们眼前，也不论我们观看时实际如何愉悦地被吸引住，细细想来，我们发现它的表现是过分的，我们的愉悦是令人尴尬的——于是我们便倾向于否认曾经沉溺于这种电影的体验。一言以蔽之，好莱坞历史史诗似乎不那么精巧，不那么充实得足以吸引那些喜欢探究各种历史表现形式的本质与功能的学者们对它从符号学和文化学角度作很多的分析。确实，看到它如此奢侈铺张，人们不免怀疑，怎么才能严肃地对待这二体裁;同时也怀疑，究竟什么东西与我们所认为的"真正的"历史阐释有关。
然而，在使某一特定文化中的人们于特定的时间同时间上自反先验的观念，即历史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上，好莱坞历史史诗与任何其他阐释历史的模式相比，都同样是"真实"的，有意义的，这些模式是以符号创立的，用以了解时间上超越任何个体生命与个人所处时代的人的——和社会的——存在的意义。事实上，我认为好莱坞历史史诗与任何有学术成就的作品一样，在理解我们所说的"历史的"和"历史"蕴含的意义时，都有很重要的价值。显而易见，它的方式有异于后者。我们的文化和时代中有一种反射性的、高度专业化的"严谨的"表现模式，它是从理论上理解过去其他文化和时代的含糊性的基础。与这种模式相对照，好莱坞历史史诗是前反射性的、大众化的和"不严谨的"。而且，尽管它具有浅薄的异国情调，但它仍大胆假定过去其他文化和时代是明晰的，前理论性地理解它们在未来人性方面的相同而不是相异。不过，有学术成就的作品和好莱坞历史史诗都创立了围绕过去人类事件系统表达的阐释性的叙事方法，这些叙事手法把过去的人类事件作为连贯的、有意义的事件予以突出。在这一方面，两者在时间上都是反射的，都对同一中心的哲学问题：如何在未来理解我们自己作出了回答——即使是以不同的途径，通过各异的体验来回答的。鉴于含蓄模糊的学术性强的历史题材作品是把现时的我们自身客观化、形象化为彼时的他人，因而展开性的、明晰的好莱坞历史题材作品便似乎是把现时的我们自身主观化、形象化为彼时的我们。不过，两种历史都是时间意识的一种特定模式的文化产物，都会通过传统的形式手段和叙事手段对典型的读者和观众产生历史效果。简言之，虽然学术性强的历史片享有好莱坞史诗所缺乏的惯例的正统性，但两种讲述历史的模式，创造历史的模式，谁也不比谁更"真实"，就像桑德·科恩在《历史的文化》中对学究式的历史编纂学发起猛烈进攻时所说的： “没有任何首要的物体或复合物能保证唤起‘历史’这一能指。”⑼
因此，我想在开始这篇对好莱坞历史史诗的现象学探讨时，既不确定或争论"史诗"和"历史"定义，也不检验这个体裁的"真实性主张"。相反，我这里的构想是描述，总结，阐释一个试验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类前理论性地创构、并用完工一种特殊的——文化上被译成密码的——时间存在形式。既然我的目的是"分离"好莱坞历史史诗的"历史效果";但却 出于它们关涉到观众"和"公众生活的形成"，⑽因而这样做时，我的研究对象就不过多地集中在影片"自身"，如同它是关于大众电影体验的修辞学和符号学惯例那样这种惯例是以前反射的或"普通的"语言来表达的，我们特有的文化用这种语言来限定并描述被普遍认作电影表现的一种"不寻常的"模式。⑾对这种普通体验的语言的现象学分析服从于它对具体的主体产生的感觉，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好莱坞历史史诗对其典型观众现世的和时间的意识所产生的吸引力——无论观众中与典型相左的人怎样各不相同地实现和在文化上表达这种现世性和意识。总之，与产生于一种先验的现象学的整体化描述不同，我这里提供的对历史史诗这一实验领域的描述是有根据的——它们用以理解那种观念，以及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的观念形成和既关于"历史"又存在于“历史”中的话语。⑿
一
它使你意识到如果上帝有那笔钱便会做到的事情。⒀
向美国人、中产阶级、高加索人、消费者大众推销好莱坞历史史诗的广告修辞学，倒向我们提供了对这个体裁的前反射意义的最直接、最简练的召唤，试想想如下说明;“他们乱砍乱杀，狂呼怒吼，以罪行铺路，闯过了冒险的最恐怖的年代!”(《海盗》，1958年);"一部掠过古代地平线的史诗!"(《索多姆和戈莫拉》，1961年);"写过的一一表现过的——拍摄过的关于暴政和诱惑的最最轰动的故事!"(《银质高脚杯》，1954年);"光荣属于埃及!伟大属于罗马!"(德米尔的《克里奥佩特拉》，1934年);或者简单地"力量，"激情，伟大，光荣"(《王中王》，1927年)。对这种感叹、概括、夸张无须追溯它们产生的年代。其实，最近一则宣布《末代皇帝》(1987年)能够在录像机上放映的广告就说："皇帝。顽童。囚徒。人。"这种奇遇一万年只出现一次。"用更多的细节和更小的字体，这则广告收罗了几乎所有与史诗和历史片叙述有关联的因素："这是极其真实的关于溥仪一生的故事，是一个充满太监、军阀、阴谋、引诱和勾结的史诗般的奇遇。1908年，他蹒跚地走向帝国龙位，成为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其余的，如他们所说，便是历史。"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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