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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礴与辉煌”:好莱坞历史史诗现象学

时间:2009-8-8 16:57:07  来源:不详
记》中的大规模的波涛汹涌的运动中耗尽了自己。此外,还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多的交响乐如何通过扩展、提高而变得条理化,在超个人语言层次上重复,强调这种时间混乱的意识——虽然在故事之外,但却在文本之内。

     如果历史主观上被理解为超过任何个体的参与和理解的时间性的过分,那么好莱坞历史史诗便通过客观上模仿时间性的过分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领域" ——虽然它这样做是以一种适合时宜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以经验主义的直写主义相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为特色,而且还具有启蒙运动的话语的观念性装置之特征。(43)因此,该体裁把历史创造得表面上和实际上都一样辉煌壮观——以一种电影形式创造,这种形式不仅肯定能看得很清楚,而且能以其过多的、扩展的具体表现而得到重点"考察"。如施泰格对历史电影的一般策略所作的评论:“这种电影暗示,历史的东西是一种具体的现实,它是布景、道具、服装和历史的人。”(44)被看作历史的东西通过可见的和实际的证据不仅得到证明,而且得以构成。较之那些更短、规模更小并且加工更少的历史影片,好莱坞历史史诗给我们看的"更多",同时还有"更多的"实际证据;它试图"实现"的历史被强调为时间上是超越的,就像以大写字母H写成的一样。

     因此这种体裁还形成了它的历史领域,表面上和实际上——拟声地——都是延伸扩展的。一种时间性的过渡在延伸的持续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形式,或者"等同于"该时间:即比好莱坞的规范长得多的影片。相应地,空间的过渡在扩展的空间中也发现了自己的形式,或"等同于"该空间:即立体声宽银幕电影,宽银幕立体电影,超宽银幕,70毫米银幕。其实,如果一个人在寻求一种巴赫金式的时间类型来归纳历史史诗的特征——即认同产生其特有形式、行为及人物,并使之具体可见的那种本质的相不可分离的时空关系——他无须比立体声宽银幕或者宽银幕立体电影或全景观走得更远。(45)

     在这一点上,无论我们特定的文化如何证明它,都必须记住,我们的历史性意识及其进一步沉淀,客观化为历史的过程一开始都不是在我们作为历史对象时反映性存在中出现的,而是在作为所体现的主体的反射存在中。此刻,我们既是作为现世的人又是作为文化的人坐在影院里观看过去事件的再现,因而总是或多或少地卷入了对时间的理解中——不仅理解电影及其叙事的时间移动,而且还理解一个前反映的、想象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们感到自己是超越现时存在的暂时的人。因此,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而文化上却是可能的逻辑针对这一事实,大多数好莱坞历史史诗都比其他影片长得多——它们的放映时间大大超过了其他种类商业电影的正常长度2小时。比如说,花费了222分钟使南方进入《飘》;在180小时里,描写二次大战的史诗《最长的一天》的片名有两次得到了回应;《印第安人》的放映时间长达199分钟,与《震惊世界的十天》一样冗长;而《甘地》长达188分钟,观众的耐心必须与它的耐心相称。一方面,体验这种异乎寻常的电影持续时间,作为有形体的主体的观众此刻比平常更明白他或她的身体的存在——其实,是"被迫地"认识到现在的,而且身体方面还要受到电影持续长度的"检测"。然而,另一方面,人类表现上和实际上都有能力忍受“检测”,对表现暂时"蹒跚在深渊中展开的"事件,能使其继续并且顺利通过它们的考验,对这种能力的认识以及对超越现实的可能性的认识在观众观看电影时便铭刻在他们身上了。(46)我认为,体验加于身体的这种印迹提供了现世的和主观的基础,抽象构成的主观的前提对历史反映来说被认为是充分的,而且这些基础对这些前提来说又是必须的。不过,就身体始终已成为受到同化的身体而言,经验在身体上的铭刻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观念,因而具有一种特殊的逻辑上的可辨性。生理学观念不能同社会学或心理学观念割离。因此,在典型的美国观众/消费者身体上留下印迹时,好莱坞历史史诗正将文化上对直写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强调转译为特定的现世术语,即重印历史文本,不仅为后代,而且是印在后人身上。无论从哲学意义上说还是从现世意义来看,这都是一种深刻的重复形式。

    在对叙事性和时间性的关系所作的复杂而有说服力的讨论中。瑞科尔强调了重复在形成历史意识中的必要性和作用。事实上,他怀疑"我们是否能走得很远,认为所有叙事的作用 或至少某些叙事的作用——是在真正历史性即重复的层面上确定人类的行为。"(47)这个问题在此处不无重要意义——就像瑞科尔对重复的强调一样,他把重复强调为叙事学形式的另一侧面,这一侧面对我们关于历史的时间的现象学意识最有反响,同时也最可靠。好莱坞历史史诗可以被看作这样一种形式,它最能将在其特殊文化时刻主观上实现了的时间表现为客观上是"历史的"。这不仅是因为该体裁表面的“内容”涉及重复了这样一些事件,在文化意义上一致认为,它们实际上或有可能已经发生,并且发生后对将来产生现时意义;还因为该体裁的形式话语突出了,增加了,提高了重复的惯例,这些惯例在文化上产生了作为历史的时何体验。由于受其特定文化语境的特别规则的限制,因而好莱坞历史史诗强化了重复所具有的 (是否普遍有待争议)功能:在我们的"成见"和观念之间,扩大我们的时间意识的范围,"成见"在这里指我们对时间的直接的前反映的成见,它总是把时间当作"现在";观念则指我们对"所有时代"的超越统一所具有的深刻反思的意识,了解我们个人关于有限的观念后,这种观念与死亡有某种关系。

     在这种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连接中,重复提出了一种时间上超越的结构——一种通过反射转向自身回到自身联结起点和终点的结构。作为一种修辞手法,重复强调的是组合而不是线性,是圆周性而不是目的论。因此,当"历史事件"被当作它的对象时,重复反对它们客观上已知的"完成性"、"结束性"和"过去性"。正是通过重复,"过去"才能在对其循环设想的期待中"重新被发现",人才能在感知自己个体现时性的确定结构时了解"历史时间的无终极性"。(48)总之,重复是符号的一种形式循环,这种循环被用于历史事件的年代学这样的线性目的论"内容"时,便废除了年代学和目的论,形成了一种并非"存在于时间"或"走向死亡"的意识,而是一种"存在于历史"的意识。(49)

     瑞科尔和梅洛一庞蒂在用一般术语对现时性和历史进行哲学思考时都认定,一般总是已经被特殊或偶然证明的。人类可能在全体意义上知道他们自身是现时的、历史的人,但是,就它总是已经被从文化上编码而言,这种了解则是通过单一文化内、不同文化间以及不同时代间彼此各异和互相冲突的方式特殊地反映表现出来的。因此,历史意识便被它自己历史化了。梅洛一庞蒂告诉我们,他从胡塞尔"还原"现象的哲学尝试转向现象的本原或"本质",他说:“这种还原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一种彻底还原的可能性。"(50)简单地说,不存在具有一个超越的大写的H的历史——除非在一种限定的意义上,即特定文化中的人确认并保证如此。加里·麦迪逊在总结梅洛一庞蒂关于实现了的现时性和历史意识之间关系的观点时说:

    

     如果说现时性是作为存在的不断显现的主观性本身,那么则必须说,历史性是个人的主观性,它以符号和惯例对这一存在的同样高涨进行再占用、升华和再归还。概括历史特征的是它表现并且作为人们作用于存在状态的转化之积累;人们企图利用他与世界、与其他人的现世关系来理解自己企图把他的存在固有的意义转变为一种开放的可以获得的意义,历史就像这此企图的沉淀和集中。(51)

    

     这段话颇能引起反应,它不仅适用于一般电影——至于这种媒介是否最能表现人类的现世性以及有生气的联系和在偶然情况下的转化效果,仍在争论中——而且适用于特殊的好莱坞历史史诗。利用媒介和形式,该体裁向典型的观众/消费者既传达预示的“高潮”和存在的生成,它的"不断显现"或"历险",又传达了它的积累、沉淀以及再归还为文化上特别有意义的"事件"和"惯例"。因此,通过"内容的形式",好莱坞历史史诗创立了一种明晰的辩证法——允许观众对历史性的双重本质进行前反映的体验,既可把它体验为历史的形成,又可体验为历史的存在。该体裁需要观众进行现世的劳动,因为通过这种劳动,电影导演、演员和观众同样地把人们暂时的"手势"的"显现"转变成于势的本来的"历险",转变成历史的惯例化"事件"。因此,对好莱坞历史史诗现象学的体验与其说是对过去事件一种特殊的、个别的和"客观上准确的"反映,倒不如说是对历史生产的一般的、具体的和"主观上真实"的反映。然而,由于受实现了的价值以及文化的、历史的情况所限制,关于"生产:和"历史"两者的观念都有特殊的有限的意义。

    

     译后记 维维安·索布切克 (Vivian Sobchack)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艺术部主任,美国电影研究学会前任主席,电影研究和戏剧艺术教授。本文发表在《表现》(Represetations)杂志第29卷 (1990年冬季号),全文共分三部分,这里译的是前两部分。

    

    ﹡本文的一个稿本曾提交给1988年10月在洛杉矾加利福尼亚大学举行的西部人文科学讨论会。我不仅要感谢海登·怀特,因为他是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同事,他曾就本文提出的一些论点不吝赐教;还要感谢参加研讨会的诸位同仁,他们那机敏的评论致使我后来作了细致的修改——尤其是罗伯特·罗森,迈克尔·罗金,约翰·罗和罗伯特,罗森斯多恩。

    

     注释:

     ⑴《在一个孤独的地方》(1950年,尼古拉斯·雷)中狄克逊与米尔德·里德的对话;引自德里克·埃利著《史诗电影:神话与历史》(伦敦,1984年),第13页。

     ⑵虽然英国和意大利始终致力于历史史诗的生产,而且好莱坞也经常参加国际合作拍摄,作为降低成本的一条途径,然而,好莱坞——作为机构、工业以及一套叙事结构和电影模式一一仍是史诗的标准市场 (至少在规摸上)及其标准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通篇使用的好菜坞一词用于传达一种观念的框架,而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

     ⑶关于这种衰落的原因的一般讨论,见艾伦·巴拉的《难以置信的萎缩的史诗》,发表于《美国电影》第14卷,第5期 (1989年3月);第40-45页。

     ⑷《飘》于1939年首次发行,在30年代和40年代传统的纵横比内达到了史诗的视界 (银幕的高与宽之比为1.33∶1) ;而《阿拉伯的劳伦斯》于1962年首次放映,用的是宽银幕。

     ⑸戴维·托马森著《沃伦·贝蒂和沙漠的眼睛:生平与故事》(纽约,1987年),第401页。就贝蒂的史诗《印第安人》而言,托马森在此处特指《飘》。

     ⑹乔治·麦克唐纳·弗雷泽,《好莱坞世界历史:从公元前一百万年至预示世界末日的现在》(纽约,1988年),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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