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古代文字资料表现出来的用字和书写方面的习惯，可以用作校读古书的根据。……文字的用法，也就是人们用哪一个字来代表哪一个词的习惯，古今有不少变化。如果某些古代的用字方法已被遗忘，但在某种或某些传世书里还保存着，就会给读古书的人造成麻烦。”[9]裘先生谈的虽然是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但这对于战国文字尤其是日益丰富的楚简文字在校读古书方面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楚简文字中的用字习惯与传世典籍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绝大多数当属音近假借现象，但也不乏同义互换的例子，甚至错别字也偶有所见。[10]《民之父母》简用“谐”，今本皆作“诗”，当属古人用词同义互换的现象。可见我们在考释楚简文字时对于一些难以确释的字，参照今本从音理上分析并不是唯一的方法，更不能割裂字形迁就今本而加以解说。
[1]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1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 刘乐贤《读上博简〈民之父母〉等三篇札记》，简帛研究网站，2003/1/10。
[4] 杨泽生《〈上海博物馆所藏竹书（二）〉补释》，简帛研究网站，2003/2/15。
[5] 苏建洲《〈民之父母〉简1‘ ’字再议》，简帛研究网站，2003/2/27。
[6] 方旭东《上博简〈民之父母〉篇论析》，《上海博物馆所藏竹书研究续编》25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7]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208-20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
[8] 杨树达《汉书管窥》5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9] 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96页、128-12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 裘锡圭《谈谈上博简和郭店简中的错别字》，《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308-31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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