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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轼的文化性格一向被认为是旷达。本文认为，实际上他的旷达来自于他的真率。苏轼的性格核心是真率。他的真率是与生俱来的。苏轼一生仕途蹭蹬，就是他真率性格的结果。苏轼的真率同样影响了他的文学。后人对苏轼的真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关键词：古代文学；苏轼；性格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大文学家。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人们对苏轼的诗歌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豪放赞美不已。但苏轼何以能有此等超人之清旷？学问所致？修养所致？皆非也。以吾言之：天性如此，乃苏轼真率性情之表现也。苏轼的性格核心，乃是他的真率。他的屡遭贬斥，从外部原因来说，是北宋党争的产物；从他自身的原因来看，则毋宁说是一场性格悲剧。苏轼的“真”，使他心中无所牵挂，胸怀坦荡，虽累遭打击而乐观情怀不变，故有此旷达。王水照先生对苏轼的“真率”性格最有体会。他说：“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①可谓一语中的。王先生没有详细论述苏轼的真率性格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本文试详述之。
早在少年时代，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注意到了苏轼、苏辙两兄弟性格的不同。他在《名二子》一文里解释了给两个儿子取名的缘由：“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也矣！” 曾枣庄先生对此言的解释很有见地：“轼是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因此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轼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确实‘不外饰’。结果一生屡遭贬斥，差点被杀头。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它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善处乎祸福之间’。苏辙性格冲和淡泊，深沉不露，所以在以后激烈的党争中，虽然也屡遭贬斥，但终能免祸，悠闲地度过了晚年。”②
青年时代的苏轼，由于得到欧阳修的提携，春风得意，意气风发。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苏轼的厄运也就接踵而来，屡遭贬谪，越贬越远。去世前两个月，苏轼在画家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上题诗一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真是沉痛之极。
虽然苏轼在历次党争中都是处于被排挤、受打击的处境，但苏轼并没有苟容取合。王安石变法，苏轼觉得新法过于激进，为害百姓，反对变法，因此遭到新党排斥，通判杭州。他离京时，友人文同曾劝他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但苏轼并没有听从朋友好意的劝告。从通判杭州到湖州的九年间，针对当时新法的流弊，他写了一系列的政治讽刺诗，如《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在任地方官期间，看到了新法的某些利民之处，于是改变了对新法的态度，并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元丰年间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坦率地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东坡续集》卷4《与滕达道》）反省了自己对新法的偏激态度，但他并未利用自己认识缺点的机会去谋求上进。旧党专权后，苏轼批评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东坡奏议集》卷3《辩试馆职策问子》）因而又遭到旧党排挤。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苏轼始终坚持自己的节操。苏辙《东坡墓志铭》说苏轼：“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就连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敬仰他的品格。与苏轼的蜀党相对立的朔党人物刘安世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则虽与老先生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也。”（见马永卿辑《元城语录》卷上）苏轼在《与杨元素》里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苏轼文集》卷55）我们从“非随时上下”、“然多不随耳”可以看出，苏轼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人格。而对外界强加于他的打击、压迫，苏轼都忍不住要在作品中发泄不满，“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 （《曲洧旧闻》）其性格真是率真得可爱。《东坡事类》记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诫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③在这一点上，苏轼更近于道家的“真”的本质。道家对儒家的“礼”、“仁义”的批评，和苏轼批评程颐如出一辙。洛学传人朱熹说苏轼：“他好放肆，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却恐他来检点，故恁诋訾。”④苏轼并非有意诋毁端人正士。他对虽和他政见不同、但学问道德高人一品的王安石、司马光都是十分敬仰的。但对于那些假道学，苏轼则毫不留情地揭出他们的真面目。蜀学和洛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苏轼继承了苏洵的观点，肯定人欲的存在。苏轼反对把“情”和“性”割裂开来。他在《韩愈论》里说：“儒者之患，患在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苏轼文集》卷4）他大胆肯定了情欲。苏轼在《与蔡景繁》里说：“情爱著人，如黏胶油腻，急手解雪，尚为沾染。若又反复寻绎，更缠绕人矣。”苏轼对程颐的虚伪、死板、固执十分反感。《河南程氏外书》卷11载：“温公（司马光）薨，朝廷命伊川（程颐）主其丧事。是如也，祀明堂礼成，而二苏往哭温公，道于朱公，问之。公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为庆吊不同日。’二苏怅然而反，曰：‘鏖糟陂里叔孙通也。’自是时时谑伊川。”据王水照先生考证，“鏖糟陂”之“鏖糟”，取其“不洁”之义，言其“沮洳泥淖”，脏乱不堪；“鏖糟陂里叔孙通”，意谓从脏乱之地而来的冒牌叔孙通，则既富幽默的地方色彩，又与历史人物叔孙通之制定朝仪、举朝庄严整肃形成强烈反差，取得入骨三分的讽刺效果，引起程颐的极度嫉恨也就可以理解了⑤。由此得罪程颐，日后不断受到程颐及其门人的排挤、弹劾。但正如明人陈确所说的：“东坡虽不修小节，而表里洞然，忠直一节，卓乎君子之徒；伊川有意圣人之学，而失之固滞。”⑥褒贬之义甚明。
苏轼并非不知道这种真率个性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他也曾努力地晦藏自己的个性。尤其是在“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期间，过着“深自闭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渔樵杂处”的生活（《答李端叔书》）。苏轼欲学阮籍“口不臧否人物”：“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送刘海陵》）他的朋友滕达道常写信嘱咐他要“益务闭藏而已”。苏轼对此深有领悟，以为“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有至乐”，还把这称之为“奇密”之法，“惟不肖与公共之，不可广也”（清人周心如《纷欣阁丛书》本《东坡先生翰墨尺牍》八卷收苏轼给滕达道之书简第36封）⑦。他在黄州可谓是缩着头过日子。但他的努力似乎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一离开黄州，他的个性就又露出来了。“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一旦有了牢骚，苏轼还是忍不住要发出来：“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苏轼诗集》卷7《送岑著作》）苏洵当年对两个儿子的看法是对的，他担心苏轼“不外饰”，将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麻烦。苏轼始终不能做到象子由那样深藏不露，所以他一生受到的打击也就比苏辙要大得多。他自己说：“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东坡题跋》卷三《录渊明诗》）⑧宁可得罪人，也要一吐为快。他胸中毫无芥蒂，因此也不在乎别人对他的意见。秦观《答傅彬老简》对比苏轼、苏辙的文章风格时说：“中书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仰其高。补阙则不然。其道如元气，行于混沦之中，万物由之而不自知也。”（《淮海集》卷30）这其实就是两人不同性格在文章中的反映。 苏轼晚年非常推重陶渊明，除了仰慕渊明平淡超逸的诗风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陶渊明性情真率，感情真挚。他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引）《和陶渊明〈饮酒〉》说：“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一文中说：“孔子不取微子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仕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陶潜临终时说：“吾少而穷，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苏轼的一生也是“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他说：“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实际上苏轼也终身保持真率孤傲的性格：“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咏梅》）苏轼《与李公择》：“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真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苏轼文集》卷51）黄庭坚给苏轼的挽联说：“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黄庭坚《跋东坡墨迹》）当非过誉之辞。
苏轼的真率性格同样影响了他的文学作品。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一样，平生讨厌替人写碑传之类的文章。他说：“某从来不独不作不书铭志，但缘子孙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尝措手也。”（《东坡续集》卷6《答李方叔》）每当人家仰慕他的大名来请他作文时，他一概拒绝，连一些变相的纪念文字都回绝了：“近日士大夫以某不作铭志，故变文为集引耳，已屡辞之。”（《东坡续集》卷6《与孔毅夫》）苏轼的性格使他很难措笔去写那些虚假的谀墓文字。
黄庭坚曾批评苏轼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9《答洪驹父书》）南宋陈岩肖说：“坡为人慷慨疾恶，亦时见于诗，有古人规讽体。”（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陈师道也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轼并非因学刘禹锡之故而好骂，而是坡公天性如此。一旦看到了对方的错误之处，东坡就会忍不住加以批评。《宋史·本传》曰：“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说苏轼：“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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