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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实这“无礼”也是“礼”，它是暴发户们经过修正的“礼”。陈敬济同时死了父亲和情人，可是他对家严是那样的轻薄无情，而对其情妇——小丈母娘潘六姐又是那样的真挚痛切，真还有点“爱情至上”的味儿呢！先情妇，后家严；家严是假，情妇是真：这就是这位市井浪子的“孝”与“亲亲”！在《金瓶梅》中，“朋友有义”和“重义轻利”已开始被互相利用、尔虞我诈与见利忘义所代替，应伯爵说得好：“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里好叙齿。”在西门庆的十兄弟中，西门庆之对花子虚谋财夺妻，应伯爵和吴典恩于西门庆死后之忘恩负义及落井下石，都体现出了人与人间相处的新准则。《金瓶梅》世界中性观念的解放表现得十分突出。封建伦理对于女性特别是对于女子贞操的要求最为典型的表现出了它的残酷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女子不仅永远做奴隶，而且还得“从一而终”，甚至还“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可西门庆周围的女性就不是这样，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寡妇再醮与男女苟合，“三从”被修正成了“初嫁由亲，再嫁由身”，西门大官人的如夫人队伍便基本由再嫁寡妇与从良娼妓组成，而他一旦撒手归西，她们也马上如鸟兽散各自另谋出路去了。“少女嫩妇的守什么”，寡妇改嫁在清河县并不为怪。西门庆奸占妇女也以一种“自由贸易”的形式出现：一方支付金钱实物，一方出卖色相贞操，“自由平等”，甲乙双方心甘情愿，卖方甚至得到丈夫的默许或赞同。——这里的“专业户”，开的是夫妻店！西门庆死后，韩道国欲拐财远遁，开始时心犹不安，而王六儿却说：“自古有天理到没饭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这几两银子也不差甚么！”——西门庆的这位情妇正是伦理观念更新的先行者。
正当西门庆凭借着魔鬼的力量不自觉地改变着传统的伦理观念时，贾宝玉却以天使般的善良和真诚自觉地用理性去审视传统道德并开始思考它的合理性了。既然传统道德把女性贬到最低位置，那么宝玉的批判理所当然地要从“男尊女卑”论入手，一部“女清男浊”论也足以补偿那千万红颜悲剧使普天下众女儿扬眉吐气了。从传统女德看宝钗可以算是完人了，可他并不喜欢这位宝姐姐，而甘愿受“小性儿”的林妹妹的“气”。宝黛的恋爱本身就是对诸如“从父”、“无才”等传统女德的批判。尽管宝玉从未就女子贞操问题发表过见解，但从他对茗烟与万儿苟合的态度看，他是不会太胶柱鼓瑟的。宝玉伦理观中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平等观念的萌生。他成日家在女儿队伍中混，甘为小丫头子充役，在奴才面前也“没大没小的”，不大拿主子款儿，在兄弟面前也不摆哥哥架子，他不喜欢别人怕自己，反对繁文缛节，主张本真自然，等等，都是这种观念的反映。另外他抨击过愚忠，对亲子间如何建立较为合理关系，也作过思考，总之宝玉是在用初步人文主义的平等意识来审视和批判以等级和奴役为特征的封建道德。宝玉所追求的是其理想化的形态，而西门庆所体现的是它的现实形态；宝玉的理想，反映了人性进步中一个新的层次，西门庆所表现的则是其具体阶段的特殊本质。 神权观念的淡化
神权拜物教是封建专制的政权拜物教的哲学前提──它们都是人在一定历史阶段受自己所创造的异化物奴役的表现形式，而“天命观”和“宿命论”则是神权拜物教的基本形态。明中叶以后，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也开始受到了挑战。
王熙凤弄权铁槛寺时有过一段坦率的自白：
你是知道我的，我从来不相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要说行就行。
真是无独有偶，她的这段话和上文所引的西门庆的那一段话比起来，那口吻那自信何其相似乃尔！尽管他们二人的身分和教养相距不啻天壤，但他们却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身上都不同程度地散发着铜臭——他们的无神观念正来自铜臭。西门庆是一个财运亨通的大富豪，随着财富的膨胀他的社会地位也跟着扶摇直上，凭借着金钱的力量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他所要的一切，太师府第和招宣阃帏的门都向他敞开着。他是金钱的化身，金钱是他的外化，金钱的力量就是他自己的力量。──他是生活中的强者。他非常自信！阴司地狱不可怕，极乐天堂不可期；信神，不如信钱；信鬼，不如信自己；彼岸世界太渺茫，尘世享受方是真；贬弃神权拜物教，崇信金钱拜物教——即使有神，也不是那超我之神，而是为我之神，是金钱神圣化的偶象。——这一些，正是新兴暴发户充满自信的表现。
除了金钱之外，西门庆还崇拜权力。他不惜重金给蔡京送礼，目的就是以金钱换取权力，再用权力攫取更多的金钱。他虽然也捞了个五品千户，与一般官吏不同的是，他的事业主要是经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经营绸缎生药的“专业户”，而是一个以权牟利的“官商”。作为西门大老爷他又兼任着这些店铺的“董事长”。权力保障着他的流能渠道的畅通，从而便保证着金钱迅速地流进他的钱袋；权力又是他进行超经济掠夺的基本手段，凭着权力他可以大幅度地偷漏关税以降低进货的成本；也是权力，使他可以提前支取盐引以垄断贸易及优先投标收购古董以牟取暴利：权和钱在他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因此当他行将就木之际，他赶紧明智地嘱咐亲属调整产业的规模和结构——他深知一旦没有西门大老爷作为“董事长”，“只怕你们娘儿们顾揽不过来”。西门庆变“非我”的权力为“为我”的权力，使权力有效地为发财致富服务，不光是神权观念崇拜的淡化，还是对传统权力观念的改造。
当然，西门庆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也经常做做法事，搞搞占卜及斋僧布道之类，不过他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更谈不上虔诚的信仰。吴神仙冰鉴定终身，众人以为神，他却说“自古‘算的着命，算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随心灭，周大人送来，咱不好嚣了他的。”；李瓶儿病危中见鬼，西门一面求神问卜，一面又说：“人死如灰灭，这几年知道他那里去了，此是你病得久了，神虚气弱了，那里有什么邪魔魍魉，家亲外祟！”；他为官哥许过愿，那是为了消灾延寿；他捐金修庙，是为了换得“桂子兰孙，端庄美貌，日后早登科甲，荫子封妻之报”；送走化缘长老之后，他马上变虔诚为玩世不恭，说自己与和尚“鬼混了一会”，所以吴月娘说他“你有要没紧，恁毁僧谤佛的”。他所从事的世俗化的宗教迷信活动，是跨越阴阳两界的交换行为，以尘世支配的价值实体，去赎买彼岸的空灵利益，不过是尘世经营活动的继续和补充。他是一现实主义者，只是在尘世生活中遇到难以弥补的缺憾时，他才回头向彼岸投去一瞥，归根结蒂，他是个相信“泼天富贵”高于一切的人。
如果说西门庆在淡化神拜物倾向方面是个自发的实践家，那么贾宝玉则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初步思考与批判的理论家。“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他不惟有毁僧谤道的言论，而且还身体力行之，在终身大事问题上以“木石姻缘”否定“金玉姻缘”，以“人”和“情”向“天”与“命”挑战，由否定“信神”到相信“自我”。宝玉罕言命，不语“怪力乱神”，他虽也祭金钏，诔晴雯，打算给刘姥姥杜撰的抽柴女儿的庙作疏头，但他的祭，不用香烛纸马，唯用异香清茗，不过是寄托思念的形式，一点也不带迷信色彩。宝玉也相信有花神之类，但这些神与传统的神体系不同，她是宝玉的“杜撰”，她属于女儿之神，是宝玉女儿崇拜的延伸。他梦游的“太虚幻境”，则是这种女儿神的体系。这女儿之神不过是宝玉自我观念的幻化和升华，是宝玉自我肯定的一种形式，当然这种形式本身也反映着宝玉自信程度的不足。当他在现实生活中一再碰壁时，他往往到空幻中去寻求逃路，但他终归对尘世不能忘情。 雅文市俗化的倾向
我们古老的文明源远流长，面对这“高山景行”式的丰碑，无论是粗俗的暴发户还是市井细民，一面对它顶礼膜拜，自惭形秽，一面也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其悄悄地加以改造，使之为我所用。我们古老的龙之帝国，这一过程的进行，既不采取“文艺复兴”的方式，也不采取法兰西式的大破大立的方式，而是采取逐步浸润，使士大夫垄断的典雅文化逐步市俗化的方式。
市井浪子出身的西门大郎自然是粗俗少文，他所擅长的无非是双陆象棋、抹牌道字、使枪弄棒、眠花宿柳、“潘、驴、邓、小、闲”，成为千户老爷之后，混迹官场，应酬揖让，跟贾琏一样，“言谈应对，也颇去得”。他慢慢学会了附庸风雅，他不仅兴建园林，摆设古玩，而且在接待状元进士时，他居然能诌出句“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异乎”，虽然不伦不类，但毕竟能知此典，倒也难为他。——这是市俗向文雅靠拢。但西门庆们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的还是使雅文市俗化。
西门虽然粗俗少文，但对流行戏曲的鉴赏却颇可称为行家。一部金瓶，除“酒”“色”之外就是看戏听曲，连作者都未想到，他为戏曲史的明代部分提供了比任何学术著作都更为丰富的感性材料。西门庆蓄养歌童，聘教婢妾，经常呼妓唤优，传请戏班，凡是当时流行的，什么“山坡羊”、“锁南枝”、“寄生草”等，从“不上纸笔的胡歌野词”到“蛮声哈喇的海盐腔”，他都能兴致勃勃地听出其中“滋味”。戏剧曲艺正是宋元以来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西门庆的桑梓东平府还是元杂剧的发祥地呢。到了《金瓶梅》时代，一个临清倒有“三十六条烟花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这种艺术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不仅成为市民的精神消费品，而且向雅文化浸润，与雅文化分庭抗礼，局部地取雅文化而代之。
与西门庆截然不同，贾宝玉是出身于典范的诗礼世家的贵公子。一个铜臭熏天，何其俗；一个不识银戥子，何其雅。可是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这一雅一俗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贾宝玉对待旧文化的态度是偏离经书，唾弃八股，开拓视野，傍学杂收；一面对其内涵进行适当改造，同时换新眼目，向市民文艺汲取营养。
《红楼梦》23回大书“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就郑重地告诉我们宝玉在接受通俗文学的洗礼，他从茗烟处得到了“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他一看见便如得了珍宝，比起那令人生厌的“大学中庸”来，这些“真真”好书，他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在大观园之外，他最感兴趣的是“游荡优伶”，与琪官、湘莲们往还，与云儿们喝酒唱曲──直接参与通俗文艺的创作活动。自然，大观园内经常举行的戏曲欣赏活动更给他以充分的陶冶。通俗文艺哺育了他，为他锻造了浸润正统雅文化的武器。
自然，作为诗礼世家，包围着贾宝玉的，主要还是雅文化的氛围，宝玉所经常从事的也是雅文化的活动。在洋洋大观、郁郁乎文哉的雅文化中，宝玉接触最多创作最多的是诗词，连他那道学气十足的乃翁也承认他能于此道。然而诗词之于宝玉，既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不为“兴、观、怨、群”，他之吟诗作赋，大率为吟咏性情，用今天的话说即自我表现。他所表现的不是山林闲适之情，而是寄托自己的“多情”，唱女儿的赞歌，表现自己的思索、追求、迷茫与悲苦。他自己的创作是如此，他的评论也是如此。他不遗余力地推崇林妹妹的诗，就因为林诗没有“混仗话”，与他为同调、为知音。利用雅文化的形式，抒写与传统有别的“性情”，这是宝玉使雅文俗化的一种形式。 逆向同归 相悖互依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贾宝玉和西门庆分别从善恶两极代表了一种向中世纪古代传统冲击的社会力量：逆向同归，相悖互依。这种令人困惑的历史现象应当如何看待呢？
明中叶以后，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而日益壮大起来的市民阶层，正是产生西门庆和贾宝玉这种典型人物的社会基础，而这一新兴社会力量的特点——它的追求与理想，它的自信与热情，它的蓬勃朝气与因袭重负，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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