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隋史遗文》是根据晚明说唱文学编写的，柳敬亭所说评话《秦叔宝志传》可能就是它的底本。《隋史遗文》是当时普通民众心态的艺术写照；小说写秦叔宝艰难而漫长的成名史，体现了民众“重利荣身”的价值观；秦叔宝行侠仗义及与单雄信、程咬金结义之情的描写，表现了民众以“义”为核心的伦理观。

　　关键词：《隋史遗文》；晚明评话；民众心态

《隋史遗文》，十二卷六十回，袁于令撰，卷首有崇祯六年(1633)作者自序。袁于令(1599－1674)，又名蕴玉，字令昭，号箨庵、吉衣主人、剑啸阁主人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晚明文学家。此书记事起于晋王杨广平陈，止于秦王李世民登极，主要写隋末瓦岗英雄故事。它由两大情节板块构成：秦叔宝故事(第1～47回)和秦王平定天下故事(第48～60回)。秦王平定天下故事主要据《资治通鉴》敷衍而成，叙述简略平实而无创造，本文姑且不论。秦叔宝故事所述大多皆史书所无，描写生动传神，是全书的精彩之处。隋唐系列讲史小说1，此前有《大唐秦王词话》、《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秦叔宝是其中一个人物形象，但只有简略描述，人物形象不鲜明。《隋史遗文》以秦叔宝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角，描述他的生平事迹，是一个完整的秦叔宝故事。这一故事与此前讲史小说并无直接联系，那么它来源于哪里?

　　《隋史遗文》每回后均有总评，为作者撰写。据袁氏有关回末总评，如第3、34、35、55回，《隋史遗文》成书前有一“旧本”。孙楷第先生据《隋史遗文》的思想倾向及行文特色断定此书“或本市人话本”，“与其谓文人著作，毋宁认为市人之谈”[1]，并进一步考证出，明人余怀《板桥杂记》有“柳敬亭年八十余，过其所寓宜睡轩，犹说《秦叔宝见姑娘》”2之语。孙先生此论甚确。敬亭为晚明著名说书艺人，所说秦叔宝故事为时人称誉，影响很大：
　　
　　 《钱牧斋先生尺牍》卷二《与毛子晋书》记钱
　　谦益听柳老说书：“浮大白，酌村酝，对柳敬亭剧
　　秦叔宝，差消块垒耳。”
　　 王氵云《漫游纪略》“燕游”记柳敬亭给蔡士
　　英说书：“舟中休暇，命柳生谈隋唐间稗官家言，
　　其言绝俚。”
　　 冒襄《巢氏诗集》卷六《小秦淮曲》诗云：“游
　　侠髯麻柳敬亭，诙谐笑骂不曾停 ，重逢快说隋
　　家事，又费河亭一日听。”
　　 钱曾笺注钱谦益《有学集》卷六《左宁南画
　　像歌为柳敬亭作》记敬亭在左良玉军中说书：
　　“每夕张灯高坐，谈说隋唐间遗事。”孔尚任《桃
　　花扇》第13出《哭主》对此有详细描述，敬亭对
　　左良玉说，“若不嫌聒噪啊，把昨晚说《秦叔宝见
　　姑娘》，再接上一回吧”，下文所述关目与《隋史
　　遗文》一致，可为佐证。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柳敬亭曾说过《秦叔宝志传》之类的评话，闻名于当世，它可能就是《隋史遗文》所据的“旧本”。

　　晚明说书伎艺特别发达。一是形式多样，词话、评话、弹词、鼓词等并行，争妍斗艳。二是名家辈出，评话艺人除柳敬亭外，孔云霄、韩圭湖等也享有盛名。晚明城镇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世风委靡、以享乐为时尚的社会风尚，为众多伎艺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经济富庶的江南一带，评话大为盛行。评话大师柳敬亭长期在扬州、苏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广受欢迎。置身于这种如火如荼的市井文艺中，一大批文人学士也被吸引过来，对评话产生了兴趣。与柳敬亭交往者，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余怀、张岱、阎尔梅等，都是一时名流。袁于令也深嗜通俗文艺，主张文艺要“惊里耳”、“快俗人”(《隋史遗文》自序)，要适应民众的审美情趣；且袁氏生活在评话盛行的苏州，久被评话濡染。因此，他采择当时的评话改编成小说当在情理之中。

　　说唱文学中的隋唐故事源远流长。早在晚唐，隋唐故事已广为流传，如唐末诗僧贯休《观怀素草书歌》有这样的诗句：“醉来把笔狞如虎，粉壁素屏不问主。……忽如鄂公呼住单雄信，秦王肩枣木槊”(贯休《禅月集》卷6)〖2〗，其人物形象与故事可能来自说书。宋元讲史中，当有说隋唐故事者，如元初王恽记女艺人高秀英说书，“由汉魏，到隋唐，谁教若辈管兴亡”(王恽《秋涧先生大金文集》卷76《鹧鸪引·赠驭说高秀英》)，可见隋唐故事是当时说书中的重要节目。元明(明初)杂剧《程咬金斧劈老君堂》、《魏征改诏风云会》、《徐懋功智降秦叔宝》、《长安城四马投唐》等内容情节大多为虚构，可能取材于宋元讲史话本。它们主要写瓦岗英雄故事，秦叔宝是其中一员，但性格不鲜明。《大唐秦王词话》可能是据元明间说唱文学编写的3，书中秦叔宝武功显赫，“五虎丛中最无对手”(第4回)，已成为瓦岗英雄中的核心人物。由词话到评话，也许尚有中间环节，秦叔宝故事是由瓦岗英雄故事发展、独立出来的。

　　柳敬亭所说《秦叔宝志传》已无话本存留，所幸的是，我们在《隋史遗文》中仍能找到它的踪影。它虽经袁氏润色加工，但说唱文学的精神内质基本保留下来了。因此，《隋史遗文》是我们研究晚明民众心态的重要材料。

　　《隋史遗文》叙事的焦点并不在于展现秦叔宝的赫赫武功，而是生动展示了他由市井凡夫到功臣名将这一辛酸而艰难的成长历程。秦叔宝虽是名将之后，但家道中落，他已沦落为小民。他从小爱好抡枪弄棍，有一身好本身，又为人豪爽大方，喜结豪杰，因而闻名于乡闾。起初，他在郡府谋了一份差使，做了都头，按他母亲的话说，“倘然捕盗立得些功，做得些事出来也好(第3回)”。不意命途舛错，在潞州出公差时，由于没了盘缠，秦叔宝穷途落魄，被迫当锏卖马，受尽了人世间的炎凉。不久又阴差阳错出了人命，被充军幽州。幽州主管是他姑父，秦叔宝因祸得福，做了一名旗牌官。随后出征高丽，立了大功，不料遭人忌害，只得卸任而归。在隋末乱世中，他加入瓦岗义军。李密败亡后，他转投秦王李世民，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最终成为唐朝开国功臣。

　　《隋史遗文》把凌烟阁英雄写成一个身世低微的普通人4，这是民众情感投射的结果。秦叔宝几乎经历了细民社会的种种磨难，但他数经挫折，终不堕志，顽强的凭一刀一枪和他的聪明才智，实现了功名富贵的愿望。秦叔宝的成名历程，体现了民众“重利荣身”的价值观。晚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搅乱了原有的尊卑秩序。“胥原栾谷阝之族，未几降为皂隶， 雍瓦牖绳枢之子，忽而列戟高门。氓隶之人，幸邀誉命；朱门之鬼，或类若敖”(梦珠《阅世编》卷5“门祚一”)。尊卑秩序结构松动，“贵义贱利”的价值尺度被打破，民众因而能以一种顽强、自信的态度来追求功名富贵的梦想。小说对秦叔宝身世遭际的描写还反映了民众对自身价值的深层思考。《隋史遗文》第1回开篇的议论显然是针对秦叔宝而发。它赞颂草泽英雄，虽然“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其”，然而就是他们收拾或是更新了败局，“名姓可常存天地”。他们虽身处微贱，但同样具有建功立业的材质，就如“松柏生来便有参天形势，虎豹小时便有食牛气概”。显然，秦叔宝象上融入了一种理性精神，即人人都有存在的价值，人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命运。这种理性精神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孟子·告子上》)的天命论和“天经地义”的等级秩序的永久性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

　　“义”是秦叔宝形象精神的核心。“生平负侠气，排难不留名”(第4回)，秦叔宝是民众侠义精神的化身。他“好事抱不平，与人出力，便死不顾”(第3回)，驰名山东六府，人称“赛专诸”。唐公李渊受响马围困，秦叔宝策马而出，奋身相救，事后不图恩报，转马而去。贵族公子宇文惠及倚仗权势抢掠、奸淫民女，秦叔宝等豪杰义愤填膺，将宇文公子打死，闹翻了长安。身处恶劣环境下的民众渴望有秦叔宝这样的英雄行侠仗义，锄强扶弱，维持社会的合理、公正。

　　小说还描写了秦叔宝与单雄信、程咬金的结义之情。秦叔宝落难于潞州，身无分文，后又染上重病，真是受尽了人世间的凄凉苦楚。这时，单雄信满怀真挚、友爱之情，给予了秦叔宝无微不至的关怀、援助。他们之间的这种情谊不带丝毫功利色彩，肝胆相照，是一片人间真情。《隋史遗文》第29回有议论云：“人生只有朋友，没有君臣父子的尊严。有弟兄的友爱，更有妻子前亦说不得的，偏是朋友可以相商。故朋友最是难忘，最能起人记念。”朋友间的结义之情比固守尊卑等级秩序的血缘亲情更具魅力。结义大多是以感情相号召，双方气味相投，相互倾慕吸引，投入感情，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理解与信任。它摆脱了苛严、冷酷的宗法等级网络，是一种自然、平等、深具人情味的社会人际关系。

　　相知相重、堪托死生是结义的最高境界。秦叔宝因协济银一案受到责打，程咬金得知后，坦然承认自己是劫银者，慷慨承担责任。秦叔宝则当即扯碎捕批，于灯上焚烧。“相逢重义气，生死等一麾”(第31回)，这是一种以生命担承的结义之情。“割股炮炙”是小说中又一感人情节。单雄信因坚决反唐而被俘就戮，秦叔宝、程咬金、徐懋功等极力营救未成，他们在刑场上慷慨叙别：
　　
　　 (叔宝)叫从人拿出一把刀，一个火盆；三人
　　轮流把自己股上肉割下来，炙在火上熟了，递与
　　单雄信吃，道：“兄弟们誓同生死，今日不能相
　　从；倘异日食言，不能照顾你的妻子，当如此肉，
　　为人炮炙屠割。”雄信也将来吃了不辞。(第59回)
　　
　　结义之情远比宗法人伦真挚、深切。在这里，维系人心的，不是某种强加的道德义务，而是一种完全发自内心的情感要求。结义双方都以完全自愿的、无偿的奉献作为行为准则，因而能患难相扶，生死与共。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他们要承受无尽的苦难和沉重的压迫，在共同寻求生存空间方面，他们逐渐找到了相处的契合点——义。这是民众在长期的生活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一种理想的人伦原则，净化了的人伦原则。

　　由行义而维持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由结义而建立平等互尊、相知相重的人伦关系，这就是普通民众理想中的伦理观。与“亲亲有术”、“爱有差等”的宗法人伦观相比，它具有明显的民主性。

　　以上对《隋史遗文》中说唱文学材料的考察与民众心态的发掘，对我们研究讲史小说深有启示：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起源于宋元“说话”，其中的“讲史”评话更直接孕育了讲史小说。而且长期以来，说唱文学一直给予了讲史小说丰富的、源源不断的营养。“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3〗，说书人并不拘泥于史书记载的人物和事件去讲述真人真事，而敢于突破史书的框架，大胆虚构，肆意敷衍，这为讲史小说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题材。说唱文学塑造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并形成了一些活泼、丰富的艺术手法，这对讲史小说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说唱文学与讲史小说关系的考察，应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个必要视角。

　　为“市井细民写心”〖3〗，借历史写现实，反映世俗人情，是说唱文学的重要特征。说书人在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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