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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菊花是《过故人庄》这首诗的灵魂。作者孟浩然神如菊花。诗中的菊花具有隐者的超脱和人的灵性,同时繁荣昌盛、从容不迫、大度自然的盛唐气象又使诗人的“就菊花”恬淡自然和不露痕迹,其隐逸思想也以一种彻底生活化的方式,自然而然体现出来,成为生活化的自然意兴的表达。
关键词:《过故人庄》; 咏菊; 意味
孟浩然爱菊。他的田园诗中涉及到菊花的有五首,《过故人庄》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也最能体现孟浩然的情怀的一首。《过故人庄》是孟浩然隐居鹿门山时到一位山村友人家做客所写: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在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中,菊花的出现是在非常自然的状态下发生的,看似只是一种自然的故人之间约定,好似和咏菊无关,可如果看看历史中真实的孟浩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中那含而不露的咏菊意味了。孟浩然四十岁进长安,应进士不第,后又因“不才明主弃”(《岁末归南山》)触怒玄宗,以至终生仕途黯淡,平生抱负难酬,于是他便将兴致彻底转向山水之间,后虽入了张九龄的幕府,或许因为此非其志所在,时日不长就又飘然而去了。纵观孟的一生经历,虽初有入世之愿,但最终彻底走上了出世之路,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隐者。
由此可见,菊花是《过故人庄》这首诗的灵魂。和梅、兰、竹一样,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特殊象征意味。因为它有百花凋谢时傲然独放,花期过后败而不落的精神,故而被中国诗人赋予了临霜绽放、清操独标的品格。它的这种独特品性,在文人笔下被赋予了广泛而深远的象征意义,显得更为人性化,因而也就成为了中国文人人格和气节的写照,自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它就不断地被中国文人热情地歌颂着,例如,李世民(“阶兰凝暑霜,岸菊照晨光”)、李白(“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黄巢(“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王安石(“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晏殊(“槛菊愁烟兰泣露”)、李清照(“人比黄花瘦”)、文天祥(“落叶何心定流水,黄花无主更西风”)、朱元璋(“忽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上黄金甲”)、曹雪芹(“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等人,因境遇和身份的不同,对菊花寄予了各个不同的情思,使得菊花之执著、清傲的形象和品格更为美好、丰富,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使菊花具有了隐者的超脱和人的灵性。
从隐者的定义出发,孟浩然和陶渊明都是神如菊花的,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却也显而易见。陶的诗多外露清寒之姿,内含清苦之意,虽自然,终有不平无奈,读来总给人以隐痛和惆怅的感觉,透出魏晋时期凄怆的气息。陶诗之所以如此,那是朝政时局的黑暗和自身政治理想相矛盾造成的。先是因门阀制度形成的不平等,让他受人歧视,以致不堪为吏,后又分别受惑于桓玄、刘裕,让他彻底对当时的政治绝望,故而在“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归田园居》其五)后,产生了“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同上)的轻松,进而产生了“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哭夕短,已复至天旭” (同上)的欢愉。但无论是轻松也罢,欢愉也罢,其底色毕竟是“怅恨”。
而孟浩然的诗,则让人能感受到一种从容不迫、大度自然、恬淡祥和的盛唐气象。在孟诗中常多“为多山水乐,频作泛[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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