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以《过秦论》为个案，研究文学经典的形成及相关的理论问题。自汉代以来，《过秦论》一直是历代公认的文章经典。其文本固有的史论价值与文学价值是其成为经典的基础。而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的推崇以及后世审美风尚、社会风气等外在因素对《过秦论》经典地位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尝试从文学经典形成过程入手，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中一个新的领域即社会公众心理与审美需求。
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是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我们现有的批评史主要是对于批评家独创性与理论个性的研究，可以说是个体批评家及其著作的研究集成。这些固然有意义，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非个人的文学理念，代表集体性的审美理想。经典的形成就是这样一种集体审美趣味的合成，是理论家与一般读者所共同创造的，反映出社会公众心理与需求的共性方面。
“经典”的概念最早是在尊经重儒的汉代产生的 ① 。“经”在汉代主要指地位最高的儒家著作;“典”就是典籍。“经”“典”二字合而言之，指地位至高、具有代表性和指导意义的著作。这个概念后来逐渐被引申到文化艺术领域中，又和典范的概念相结合，成为一种创作范式和标准。艺术经典有崇高的地位与广泛影响，而且为社会所共有，其地位和价值都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
经典是对文本的价值评价，其形成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而且经典的地位也是动态的。有些作品曾被认为是经典，后来又被推翻;有些不为当时所重的作品，却被后代“追认”为经典;还有些经典却能自始至终都保持其崇高地位，成为历代读者所公认的经典之作。本文所研究的经典个案——贾谊的《过秦论》 ② ——就是历代公认的经典。《过秦论》
的经典形成过程非常典型，它从产生之时起，二千多年以来差不多是毫无疑义的经典。从其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各个时代审美取向及其共通之处，也能够看到一个真正的经典之作需要具备何种要素。
一 从史学经典到文学经典
贾谊《过秦论》产生于汉初天下方定，百废待兴之时。文中讨论秦代的政治得失，为汉代提供政治借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过秦论》产生于汉初总结秦朝政治悲剧的思潮中，“过秦”是当时社会的热门话题。钱钟书说:“《史记·陆贾列传》汉高帝曰:‘试为我著秦所以亡失天下’;‘过秦’‘剧秦’遂为西汉政论中老生常谈。严氏（指严可均）所录，即有贾山《至言》、晁错《贤良文学对策》、严安《上书言世务》、吾丘寿王《骠骑论功论》、刘向《谏营昌陵疏》等，不一而足。贾生《过秦》三论外，尚复《上疏陈政事》，戒秦之失。汉之于秦，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也。” ③ 钱先生所举的贾山《至言》和刘向《谏营昌陵疏》等文也都是西汉的古文名篇，但以秦为鉴的文章，就其影响而言，仍要以《过秦论》为首选。贾谊此文受到后世的如此青睐，不仅因其文章本身价值，也与它被推为经典史论有关。《过秦论》的经典之旅始于汉代的史学界，最早受到汉代史学家的重视。《史记》一般以“太史公曰”为表达自己历史观的史论模式，但在《秦始皇本纪》与《陈涉世家》两篇却取贾谊《过秦论》为“赞”文，以《过秦论》为论秦朝正宗的经典评价。班固不仅在《汉书》中引用了《过秦论》为史论，更对贾谊“屡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据”（《汉书》卷一百下叙传第七十下）的言论大加称述。可见在有汉一代，贾谊《过秦论》的经典地位就已经基本确立了。
这原因是因为其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在历史的分析与判断方面，具有重要的史论价值。如刘向所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书·贾谊传赞》引）这也是符合贾谊创作《过秦论》的本意。它本是政论性、实用性很强的文章，文学性并不是它所追求的首要目标。到了三国时代，曹丕仍说:“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 ④ 可见贾谊之被称为“作者”仍然是因为他在《过秦论》中史学观点和政治见解受到重视之故。
中国最早的经典是汉代经学思潮中推尊的先秦儒家原典。儒家六经中尽管也有文学性著作，如《诗经》，但并不是从文学角度去认识的。在汉代，人们所认可的文学经典主要是诗赋，如刘向、刘歆的《七略》中的“诗赋略”。文章则含在“诸子”之中，所以后来目录学家说，当时的子书就是后来的集部。汉代的“尊经重儒”不仅是在思想上确立了一种权威的统治，实际上也给人们树立了一种尊崇权威的观念。因而在汉代也树立了尊崇经典的意识。贾谊的《过秦论》无疑是这种意识的最早受益者之一。如果说经典只是对权威的尊崇，仍停留在初步的接受层面的话，那么典范的确立则是以经典作为范式，进一步指导创作实践。这常常表现在后世对经典作品的模仿和拟作上。经典往往是文学创作摹拟的选择对象。大概自晋代开始，摹拟前人经典的创作风气已经很盛行了。《过秦论》也成了被摹拟的对象之一。宋人陈师道说:“贾谊之《过秦》，以谕汉也;陆机之《辨亡》以警晋也，有经 世之心焉。”（《后山集》卷二十二）陆机《辨亡论》在篇章结构与思路上摹拟《过秦论》，论述吴国之所以兴亡，先极写魏国的声势，然后写吴国轻易地战胜魏国，又写孙权时代之盛况，转写孙皓时代之衰亡，文章写出吴国从弱胜强，到由强趋衰的历史，指出兴国之道在于任用贤才，而亡国之源在于所用非人。所谓“有经世之心”，就是说陆机对《过秦论》的摹拟并不单单是文学层面上的简单效法而已，其实也是包含了对其政治思想和历史见解方面的学习在内的 ⑤ 。不过历来批评大致认为陆作不如贾作。《文心雕龙·论说》:“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美矣。”虽然肯定陆机的《辨亡论》的文学成就，但认为不及《过秦论》。除陆机的《辨亡论》之外，当时的其它作品也可能受到《过秦论》的影响。明代方岳贡曾评《过秦论》:“此文迂回层折，以盛衰之势相形，干宝《晋论》大概规仿此。”（《历代古文国玮集·西汉国玮集》卷之三）认为干宝的《晋论》摹拟《过秦论》。
从时代风气来看，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以审美的视角来看待前代的作品，包括对《过秦论》这样的史论政论经典，都开始从其文采、形式等方面重新认识。吴国大臣阚泽甚至还利用《过秦论》的文学价值来带动对其政论价值的关注:“孙权尝问: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谕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极美。权览读焉。”（《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四引《吴志》）我们注意到阚泽的推荐《过秦论》为“最美”（文采与词藻）之文章，是为了“欲讽谕以明治乱”。这是将其内容的深刻性与文学性相联系，可以说是利用文学来为政教服务。
把《过秦论》作为论说文的经典，这种观念在晋代已经开始了。左思《咏史诗》:“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就是以《过秦论》为著论的极则，正如司马相如《子虚赋》在赋中的地位。此处是把《过秦》与《子虚赋》作为文人文学才华的代表。所以到了晋代，《过秦》已逐渐走向文学经典的宝座。
南朝宋范晔作为一个史学家却用文学眼光来看待《过秦论》:“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狱中与诸甥侄书》）他虽然仍是谈史学的作品，但却是从文学的角度，以《过秦论》作为比较对象，赞美自己的文章。“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正是自己作品和《过秦论》共有的特色，这也是比较早对于《过秦论》艺术特色的总结。
与《过秦论》的文学地位提高相应，贾谊文学才华也备受六朝的文人看重，比如在《文心雕龙》中就几次提到了他的才情:“英华出于情性，贾生俊发，则文洁而体清。”（《体性》）“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岂虚至哉?”（《才略》）可以说六朝时候对《过秦论》的艺术特色和作者贾谊文学才华的认同是相辅相成的。其实无论是由于史论价值还是由于其文学价值，《过秦论》的经典地位在六朝时已经非常稳固地确立下来了，甚至成为了儿童早期教育的内容之一。南朝的刘显“幼而聪敏，六岁能诵吕相《绝秦》、贾谊《过秦》。琅邪王思远、吴国张融见而称之。号曰‘神童’” ⑥ 。六岁的小孩就已经能诵读《过秦论》这样的文章，看来还是父辈的有意教导吧。这也可以看出《过秦论》已经成为了当时文人倡导的基本读物。
真正确定《过秦论》文学经典地位的首要功绩当推梁代萧统《文选》。《文选》首次在集部中选入《过秦论》，作为“论”体之首篇，这是使其从史学经典之后又成为文章经典的关键与标志。《文选》选文是依照很严格的文章标准:“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尽管“事美一时，语流千载”，但是却“旁出子史”所以“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昭明文选序》）就《过秦论》本身的内容而论，正是“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而其流传也确实是“旁出子史”。萧统之所以仍然把它收入《文选》，正是符合其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进入了《文选》这样一部具有长久影响力的文学作品总集，更意味着《过秦论》的文学价值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由于《文选》是唐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所以《过秦论》必然对唐代的文人产生广泛的影响。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几就不止一次地在《史通》中提到《过秦论》:“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 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载言第三”）这是从史书著录的角度来谈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把《过秦论》作为文学经典来看待:“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家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以五经齐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载文第十六”）所谓“言成轨则，为世龟镜”，“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以五经齐列”正是对其经典地位的表述。
从魏晋时代开始，就出现了专供文人写作检索资料用的工具书——类书。现在所能见到的唐代类书已经收录了《过秦论》。如《艺文类聚》卷十一“帝王部一”“总载帝王”引《过秦论》至“攻守之势异也”。类书作为文人创作常用的工具书，收录的词条基本都应该是当时文章写作所必备的词章典故。在类书中收入了《过秦论》意味着它已经成为文人写作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了。所以在唐代文人的创作中，大量出现以《过秦论》为象征的意象。徐彦伯的《登长城赋》中写道:“徐乐则燕北书生，开伟词而喻汉。贾谊则洛阳才子，飞雄论以过秦。”（《文苑英华》卷四十五）还有文人的自谦之辞也说:“某年将逾谊，才不及宏。论乏《过秦》，诗殊《咏史》。”（《文苑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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