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百六十四顾云《投陆侍御启》）在这里，《过秦论》代表了一种文人追求的文章理想和创作的价值标准。
宋代的《太平御览》等类书也收入了很多《过秦论》的文字，如卷三百二十兵部五十一“拒守”条就有:“贾谊《过秦论》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又曰:‘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把这段文字作为拒守的经典描述，可见其丰富的内容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二 古文经典与文人怀抱
从唐初开始，倡导复古的理论家和文学家就已经看到了思想内容深刻而又文采斐然的贾谊文章的重要性。初唐的卢藏用曾评述历代文学:“孔子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汉兴二百年，贾谊、马迁为之杰，宪章礼乐，有老成人之风。”（《陈氏集序》，《文苑英华》卷七百）以贾谊和司马迁为汉代文章的杰出代表。唐代中期的萧颖士在评论历代文学时，也“以为《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厥后有贾谊，文词最正，近于理体。”（见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文苑英华》卷七百一）他更是把贾谊誉为上接《六经》的文章代表。独孤及也积极推崇贾谊的文章。据说他“每申之以话言，必先道德而后文学。且曰:‘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吾子可与共学庶乎成名’”（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文苑英华》卷七百三）。既然是“先道德而后文学”，那么独孤及所“取正”的贾谊之文必然是符合这个要求的了。在他看来，贾谊文章甚至有超越儒家圣贤荀子、孟子和诗赋之祖屈原、宋玉之处，正在于其文章朴而有文、华而有根，也就是说其思想性和文学性和谐统一，所以得到古文作家的大力推崇。这样，贾谊就以其在古文谱系中的重要地位而成为西汉文章的代表，而贾谊代表作《过秦论》在唐代以后也自然成为了古文的经典。
唐代的古文学家之所以推崇贾谊，是认为他代表了古文与古道的完美结合，这也正是他们的理想。柳冕说:“至若荀、孟、贾生，明先王之道，尽天人之际，意不在文而文自随之，此真君子之文也。”（《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唐文粹》卷七十九）他还说:“文而知道，二者兼难，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尧、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贾生、董仲舒也。”（《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唐文粹》卷八十四）另外一方面，出于对六朝浮靡文风的反拨，唐代的文人对文章的经世致用价值更为重视了，贾谊文章自然也在此范围中。如著名政论家陆贽“尝读贾谊书，观其经制人文，铺陈帝业，术亦至矣。”（权德舆《翰苑集原序》）对贾谊文章的风格也取其所长:“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东坡全集》
卷六十四《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可以说贾 谊文章内容的政论价值再次巩固了其经典地位，也正是由此而能在古文运动中砥柱中流。
宋人继承唐人的看法，把《过秦论》纳入其新建构的古文谱系中。苏辙在谈到汉初散文的时候说:“其后贾谊、董仲舒相继而起，则西汉之文，后世莫能仿佛。盖孔氏之遗烈，其所及者如此。”（《栾城后集》卷二十三《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他是将欧阳修这样的宋代古文家与两汉散文的传统联系起来，把贾谊等人的文章作为古文的巅峰之作。王十朋也将贾谊的《过秦论》与班固、韩愈的文章相媲美，认为“真文中之杰”（《梅溪前集》卷十九）。这些评论不仅仅是对贾谊文章的推崇，而且把它放到一脉相承的古文传统中，确立了其经典古文的地位。
宋代把贾谊的文章作为古文传统中的经典传承之作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到唐代韩愈提倡古文与古道之后，人们才重视古文与骈文的区别。宋代以后，古文地位取代了骈文的地位，古文文体占主流地位。另一方面还有比较实际的社会原因。宋代科举考试中“当时每试必有一论，较诸他文应用之处为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论学绳尺》提要）“论”体对于那些希望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士子来说十分重要。而宋人又认为《过秦论》是论体文中代表之作:“《过秦》一论，议者以为书传之最善者。”（宋王之望《汉滨集》卷三“策问”条）所以《过秦论》几乎是宋代文人的必读书了。
欧阳修曾说:“然观其用意，在于策论。此古人之所难工，是以不能无小阙。其救弊之说甚详，而革弊未之能至。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盖见其弊，必见其所以弊之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然近世应科目文辞求若此者盖寡，必欲其极致，则宜少加意。然后焕乎其不可御矣。文章系乎治乱之说未易谈，况乎愚昧恶能当此。”（《文忠集》卷六十七《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是从策论文体的角度来看待《过秦论》，并以此来评论今人的创作的。他点出了策论需要“救弊”、“革弊”，更要“见其所以弊之因”，也就是作者需要有洞察力。从这一点上来说，贾谊的《过秦论》正是以策问为试的宋代士子所要学习的典范。金代著名文学家赵秉文也是从古文谱系的角度把贾谊奉为文章宗师的。他说“故为文当师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扬雄、韩愈”（《滏水集》卷十九《答李天英书》）。这很明显是把贾谊的文章抬到了与儒家经典同样的高度，以之为从儒家的经学到唐代的韩愈古文经典传统当中的重要一环。赵秉文在自己的创作中也有一些摹拟《过秦论》文章立意与风格的作品。如《滏水集》卷十四《西汉论》开篇“汉高帝起布衣，取天下，当时比之逐鹿，幸而得之”等语就和《过秦论》开篇“秦孝公据崤函之固”一段文字十分相似。随着《过秦论》在古文谱系地位中的不断巩固，这种以之为古文典范来指导创作的倾向也一直在古文发展的潮流中得到不断延续。
到了明代，《过秦论》也对科举考试的文章有很大的帮助。明代杨慎说自己弱冠时“岁未习举子业，而好古文，每妄拟名贤之作。曾拟《吊古战场文》，叔父龙崖先生见而心异之，袖其稿以呈祖父。留耕翁召慎谓曰:吾孙信敏，然场屋何用此也?尔既好古文，何不拟贾谊《过秦论》乎?”（《升庵集》卷七十《拟过秦》）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赋，于明代考试无益。而《过秦论》既是古文，却又对于科举考试有所帮助，学习《过秦论》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所以宋代以后，《过秦论》差不多成为众多古文选本的必选篇目。
《过秦论》既被后世文人奉为圭臬，其作者贾谊无疑也备受推崇。在《过秦论》的经典之旅中，文章与作者的命运几乎是息息相关的。贾谊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最初的形象是和屈原联系在一起的。《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司马迁把贾谊和屈原合为一传，相提并论，不仅是因为两人都有非凡的文学才华，在辞赋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可能也因为两个人怀才不遇的命运有相似之处。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评论当时的文人:“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广陵陈子回、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也以屈原和贾谊并列为辞赋的代表。这也是后来文学史上“屈贾”并称的出处。贾谊沦落不被重用的命运，也逐 渐成为文人感慨的对象，不过这一类的感慨也是和他的辞赋作品相联系的。如陶渊明《读史述九章·屈贾》:“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候詹写志，感献辞。”秉承这种传统，唐代出现了将贾谊个人命运与《过秦论》结合起来的新现象。于是，《过秦论》更成为一种文人议政忧时的意象。贾谊才华过人，有志于治国大业，最终却怀才不遇，郁郁而终，这种悲剧性的命运使《过秦论》多了一层悲壮的色彩，让历代文人产生一种深切的共鸣。王勃《滕王阁序》:“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张九龄诗有“一闻《过秦论》，载怀空杼轴”（《曲江集》卷二《和黄门卢监望秦始皇陵》）。杜甫《久客》:“去国哀王粲，伤时哭贾生。”（《杜诗详注》卷二十二）孟郊《寄崔纯亮》诗云:“唯余洛阳子，郁郁恨常多。时读《过秦篇》，为君涕滂沱。”（《孟东野诗集》卷七）
宋人也把《过秦论》作为创作的典范和评论的标准:“少年豪纵志凌云，著论将期拟《过秦》” ⑦ 、“诗妙终联鼎，文高类《过秦》” ⑧ 、“客来谈笑无非楚，纸上文章近《过秦》” ⑨ 、“灵文陋《诅楚》，高论追《过秦》” ⑩ 。尽管以上有些诗句是以《过秦》来称许他人的，但也说明《过秦论》在当时仍保持着崇高的经典地位，才会被宋人作为称许之辞来用。宋代的文人也同样对贾谊怀才不遇的命运表示同情。著名的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撰专文《贾谊不至公卿论》来“痛贾生之不用”，主要在为贾谊发感慨不平 11 。此后的文人大致如此。元代周霆震也同样对贾谊的遭遇表达了这种“文章憎命达”的意思:“投笔当年论《过秦》，贾生岂料谪居贫?非关绛灌轻相弃，自是才高反累人。”（《石初集》卷五《前诗子勤连和七章或病首句秦字难押援笔泛及故事不觉其言之长》）其实这些也不过是文人感慨自身的命运，借贾谊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罢了。宋人不但延续唐人以《过秦论》为代表文人才华与抱负的传统，而且更把它看成是抒发文人幽愤与不平胸怀，比如:“浇君胸中《过秦论》，斟酌古今来活国” 12 、“山河若欲摅幽愤，盥手焚香读《过秦》” 13 。于是《过秦论》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寄托着文人的理想与怀抱的符号与象征了。不管历代的文人如何评论贾谊的命运，同情也好，惋惜也罢，或是因人而论文，或是由文而知人，都是把贾谊作为文人的一种典型，把他和他的文章与自己的命运遭际联系到一起。这种共鸣无疑在《过秦论》经典化的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受到质疑的史学经典
《过秦论》在宋代仍受到史学家的重视，如朱熹认为，在史书中《过秦论》这样的“节目处”是文人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须要背得始得” 14 。朱熹仍然尊重和推崇其经典地位。尽管如此，作为史学经典的《过秦论》从宋代开始也受到质疑和重新解读。宋代批评家开始表现出对于《过秦论》某些不满，包括对其史识和史实等方面的批评和质疑，表现出宋人对于经典那种独立的见解和批评精神。如吴枋《宜斋野乘》有“过秦论误”一条:“贾谊《过秦论》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灭西周，其后七年，庄襄王灭东周，四年庄襄卒，始皇方即位。则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与父，非始皇也。”（《说郛》卷十一下）这是指出其历史事实方面的错误。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一:“贾生《过秦》曰:‘秦孝公据 函之固’，春秋时 桃林，晋地，非秦有也。”这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过秦论》的批评。
宋人对于《过秦论》的批评比较集中在它对于秦代失败原因的总结。《过秦论》上篇结语:“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 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北宋就有人批评贾谊所谓“攻守异势”看法了。苏轼曾在《儒者可与守成论》中为贾谊辩解说:“善夫贾生之论曰:‘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为二道。故具论三代以来所以取守之术，使知文、武、禹、汤之威德，亦儒者之极功。”（《东坡全集》卷四十）苏轼之意赞成贾谊之论，认为是因为人们误解了贾谊此话，所以才以“攻守为二道”。不过，苏轼为贾谊辩解仅说“圣人取守一道”，根本没有就贾谊之语展开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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