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生论秦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 也。”世以为确论，予独谓之不然。夫攻守殊而事相关，异施设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观其攻之善恶，其报应如表影声响之不差也。……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盗贼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欤?秦王始灭韩齐，大率十年间耳。皆灭人之国，虏人之君，其毒至惨也。夫此六国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于民，又皆据国数百年，其本根深结于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荡覆之，其势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渐渍之末流，播散之余种，将且复涨而暴兴，不得其寂寥，气尽则不止。秦虽欲反其所以取之道守之，而其机必成，其势必复矣。故秦之事不可为也。呜呼，秦灭六国不十余年，而六国并立，秦以不祀，其效岂不然欤?故贾生之论，戏论也。 （《柯山集》卷三十五）

张耒引据大量史实来抨击贾谊“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夫攻守殊而事相关，异施设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观其攻之善恶，其报应如表影声响之不差也。”甚至认为“贾生之论，戏论也”，这些都是对《过秦论》的史识和结论进行的批评，其实也就否定了它为前人所肯定的主要的史论价值。这样，它所具有的史学经典地位自然而然地受到怀疑。这当然不是张耒的个人看法，而差不多是宋代儒者的共识。如胡宏“贾生谓攻守之势异，非欤?曰:攻守一道也。是故汤武由仁义以攻，由仁义以守。汉唐以仁义而攻，以仁义而守。子孙享之各数百年，盖得其道也。”（《知言》卷三）宋儒的普遍看法是攻守一道，仁义而已。

有些学者则进一步从汉初思想界背景考察贾谊《过秦论》思想杂驳的根源:“谊之论秦备述本末，而断以两言。可谓至矣。然谊之意，以攻守为二涂，用权谋以攻，而用仁义以守，然后为得。汉初豪杰所见大抵如此，故陆贾有逆取顺守之言，而谊亦为攻守异势之说，岂知三代之得天下与守天下，初无二道乎?此谊之学所以为杂于申韩也。”（真德秀《文章正宗》卷十二选《过秦论》评语）这是说贾谊的思想受到汉初思想界的影响，“杂于申韩”，所以《过秦论》才会有“攻守异势”之论 15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九也说:“贾生论秦，专指险塞攻守，殊不然。周在岐、邠，何尝用险?……贾生本用纵横之学，而并缘以仁义，固未能得其统也。”其意谓贾谊《过秦论》的史学见解并非纯儒学思想。明王世贞撰《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九:“贾长沙《过秦论》末所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为宋儒所笑，不知其原出于丹书也。曰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世贞虽然为贾谊辩解，认为其说法是渊源有自的，但恰好说明贾谊的说法是出于儒家之外的学说。

有人认为，《过秦论》的一些观点不但错误，而且十分幼稚。《过秦论》提到秦始皇之后，“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 ，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又提出，如果二世能够任忠贤，免刑戮，轻赋少事，以威德与天下，就算他是一个庸主，天下仍可以太平。真德秀在《文章正宗》卷十二按语中批评贾谊这种说法道:

谊所谓“天下嗸嗸，新主之资。此正孟子饥渴易饮食之说也。”然桀纣之虐，必有如汤武者代之，然后可以慰斯民之望。若二世者，以始皇为之父，赵高为之师，所习见者，非斩刈人则夷人之三族也，谊乃以任忠贤、忧海内望之，何异责盗跖以伯夷之行乎?且国于天地，必有以为之根本者。根本不摇，然后扶植之功有所措。彼秦皇者，徒以力吞天下，而非有凭借扶持之素也。天命人心之去也久矣。借使嗣君有庸主之行，欲以区区小善，挽而回之，是犹以杯水救舆薪之火耳，焉能大有益哉?昔有谓太甲苟不能改过，则商必亡，秦能立扶苏，则秦必祀。先贤非之曰:以成汤之圣德，天必不使太甲终于桐宫，以始皇之暴虐，天必不使扶苏得嗣守其业。斯言当矣。如谊所云，真书生之论也。今姑以其文而取之。

真德秀认为贾谊立论的基础不存在，指出“如谊所云，真书生之论”。认为贾谊《过秦论》闻名天下，对秦二世的期待完全是不切实际和幼稚的书生之见，但因为文章写得好——“姑以其文而取之”。于是，《过秦论》的史论经典地位因受到质疑而动摇了，但是其文章经典的地位仍自岿然不动。 

四 文本细读与文体分析

从宋代开始，与儒学的高度发展同步，经典的重新解释成一代新风。在文学批评领域里，这种风气则促进对文学经典的解读尤其是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发展。宋人对《过秦论》的史识与史实提出质疑，从另外的角度看，这正说明《过秦论》是经过了宋人的字斟句酌的。从文章学研究来看，这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宋人开始重视对《过秦论》技法章法的研究，从写作与应试的实用角度去细读和评点，所以真正把《过秦论》作为古文经典加以阐述是从宋代开始的，此之前《过秦论》虽然被认可为经典，但只是比较笼统的评价，既未从文章学的角度分析过，也未有过明确的文体研究。

对于《过秦论》有些批评家是从文章总体结构写作方法来分析的。如李塗的《文章精义》:“文字有终篇不见主意，结句见主意者。贾谊《过秦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韩退之《守戒》‘在得人’之类是也。”这种批评成为定论。《过秦论》开始极写六国之强，而却为弱秦所灭，秦有天下，却为远不及六国兵力与智能的陈胜、吴广所推翻，在叙述过程中，作者仅陈事实而不表述自己的观点，到了篇终才点出秦亡是由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原因，文章也嘎然而止。这就是所谓的“有终篇不见主意，结句见主意者”。这种批评比较偏重于对文章形式的分析。

宋人甚至对《过秦论》的用典出处也都做了细致的考察。如俞琰《书斋夜话》卷一:“文子云: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未尝非欲也。贾谊《过秦论》末句盖用《文子》语。”刘克庄更指出《过秦论》“陈涉锄耰棘矜，不銛于钩戟长铩;谪戍之众，非抗九国之师”的句子语本《吕氏春秋》“驱市人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离散系系，可以胜人之行阵整齐;鉏耰匂挺，可以胜人之长铫利兵。”并且称贾谊是“善融化者”（《后村诗话》卷六）。我们注意到刘克庄的这番分析是出现在诗话中，而不是文论中的。可见评论者是要以贾谊“善融化”的写作技巧用来指导诗歌创作。这说明宋人已经把《过秦论》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中去看待了。

将《过秦论》的古文风格与诗歌风格进行比较则更能看出宋人对其审美价值的认识。许��的《许彦周诗话》就是以《过秦论》来批评诗歌的:“鲍明远《松柏篇》悲哀曲折，其末不以道自释，仆窃恨之。明远《行路难》壮丽豪放，若决江河，诗中不可比拟，大似贾谊《过秦论》。”认为鲍照的诗歌《行路难》文采与气势在诗歌中无可比拟，只能比为文中的《过秦论》，这种批评也与宋人打通文体“以文为诗”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宋人开始从文体角度审视《过秦论》的特色与地位。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追溯各种事物的起源，其卷四“论”条如下:“《文心雕龙》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目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庄周之书，有尝试论之。荀卿有《正论》，贾谊有《过秦论》，论以荀、贾为始。”这是把贾谊的《过秦论》作为“论”体文章之始。而吴子良在提到“论”体文的先导时也举《过秦论》为例 16 :“论之名起于秦汉以前，荀子《礼论》、《乐论》、庄子《齐物论》、慎到《十二论》、吕不韦《八览》、《六论》是也。至汉则有贾谊《过秦论》，   乃以王褒《四子讲德论》为始，误矣。”至元代郝经更对“论”体文的发展详加分析:“六经无论，至庄、荀骋其雄辩，始著论，如《礼、乐正论》，《齐物论》等皆篇第之名，未特以为文也。汉兴，贾谊初为《过秦》一篇，始以为题而立论。于是二京、三国诸文士，往往著论，大抵反复明理而已，辞达义畅，不以文为胜也。”（《续后汉书》卷六十六上注）在这里，他指出《过秦论》是最早依题立论的论说文。从文体的角度看，《荀子》的文章已不再是语录或对话的连缀，而是自成体系的专题论文，这在先秦诸子之文中，是颇为出色的，在文体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重要地位。不过《荀子》之文多系专题式学术论文，而《过秦论》却是最早成熟的独立论说文，也是史论文成熟的标志。

宋人既看到《过秦论》作为论说文的文体特点，同时也指出其具有文体变异的因素。宋代项安世指出《过秦论》是以赋体为古文:“予尝谓贾谊之《过秦》，陆机之《辨亡》皆赋体也。大抵屈宋以前，以赋为文。”（《项氏家说》卷八“说事篇”一“诗赋”条）所谓“以赋为文”就是古文写作中借用赋体铺陈夸张的写法。《过秦论》中不少铺陈、 对偶、排比的句子，也确实近乎赋体，读起来气势雄健，文笔恣肆酣畅，既增加了语势也适应了铺陈史实的需要。由此可见《过秦论》文体特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以钱钟书以之为文章“破体”的例子:“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此而恢弘焉。……贾生作论而似赋，稼轩作词而似论，刘勰所谓‘参体’，唐人所谓‘破体’也。” 17

在宋代这个敢于挑战经典和权威的时代，作为古文经典的《过秦论》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同时又出现了针锋相对的讨论。有人提出“汉人文章最为近古，然文之重复，亦自汉儒倡之。贾生《过秦论》曰:‘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四句而一意也”（孙奕《示儿编》二十三卷“文重复”条）。林希逸对此加以辩护:“论古文者，以省字省句为高，若《过秦论》所谓‘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其间十六字，只是一意。盖不如此，不足以甚孝公之用意也。若以并吞为心，是有甚其用心，犹在四海之表也。今观始皇既并六国，有天下，遂筑长城，限匈奴，南取百粤，非并吞八荒之心乎?”（《竹溪   斋十一稿续集》卷二十八） 18 其实秦汉文章，本受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影响，喜欢夸张与铺陈，《过秦论》正是为了强调而采用重复与夸张的写法，至于这种写法是否产生了好的效果，倒是可以见仁见智。

自宋代以后，《过秦论》进入了众多的古文选本，比如:宋代楼   《崇古文诀》选上篇、真德秀《文章正宗》全选三篇、元陈仁子辑《文选补遗》收《文选》所未收的后二篇、明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选全三篇。明梅鼎祚《西汉文纪》选全三篇、《文章正论》选上篇、《文章指南》选全三篇。《秦汉鸿文·两汉鸿文》选全三篇、《秦汉文脍·先秦两汉文脍》选上篇、《秦汉文钞》选全三篇、明倪元璐编《秦汉文尤》选全三篇。《文翰类选大成》选上篇、明方岳贡评选《历代古文国玮集·西汉国玮集》选全三篇、清代蔡世远编《古文雅正》选上篇、康熙《御选古文渊鉴》选全三篇、《古文辞类纂》选全三篇、《古文观止》选上篇、高步瀛《两汉文举要》选全三篇。《过秦论》被大量的选本收入，其经典地位也就更为巩固。历代许多文章选本对《过秦论》还有评点细读的文字，影响也很大，至于历代笔记对于《过秦论》的评论就更是不可胜数了。

五 结 语

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一方面王朝政权更迭频繁，另一方面封建社会总体又处于超稳定的结构。前者使关于政权盛衰的经验教训成为历代统治者和政治家以及文人所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后者则使许多事物的评价标准乃至某些文学经典评判标准也同样具有超稳定性。而这两者相辅相承构成推动《过秦论》经典化的合力，《过秦论》之所以历久不衰，就是它直接触动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敏感又生命力最强的神经。经典的形成是历代人们审美价值观选择的结果。《过秦论》文本所具有的丰富价值内涵差不多可以满足古代文人各种心理需求与期待。《过秦论》在汉代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它有强烈的时代性，符合当时人们的政治需要。《过秦论》谈论的是秦代，但也是对当代政治建设的参与。《过秦论》的经典化，反映了历代文人对于政治的关心与强烈的参与意识。古人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中国古代文章之中，政论与史论又是与“经国之大业”关系最为密切的重要文体类别之一，可以成为立功立言之作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