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浅谈陆游诗歌的抒情性 |
 |
时间：2010-7-13 10:44:43 来源：不详
|
|
|
练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一背景下，陆游诗歌对冷静的北宋诗风的反拨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在南宋中后期“暖风燕得游人醉，便把杭州作汁州”(林升《题临安邸))的浮靡世风诗风中，陆游的爱国主义诗章中强烈的爱国情怀抒发无异于黄钟大吕，正如梁启超所言:“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消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读陆放翁集》)。
其实，南宋诗歌“抒情的复活”并不始于陆游。靖康之难的爆发，对于养尊处优的北宋文人士大夫无疑是天崩地裂的巨变，徽、钦二宗被金人所掳，极大的刺伤了宋人的民族自尊心。在这样的国家变乱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优雅姿悉已不可能保持，很多诗人带着国破家亡的彻骨之痛颠沛流离，在这种环境中的诗歌创作便撼弃了北宋那种沉静脱俗的面目，有了大悲大喜或悲喜交加的抒写，特别是江西诗派的几位重要诗人的创作变化值得关注。陈与义，这位位列江西诗派的三宗之一的诗人，经历了乱离之后，抛弃了江西诗派的家法，真正的从精神实质上学习杜甫，感时伤乱，优国优民，如其《伤春》，堪与杜甫《春望》比美。感时抚事，悲喜交加，诗情的优愤深广已和南渡前的平稳内敛大不一样了，所以，杨万里认为陈与义后期“诗风已上少陵坛”(《跋陈简斋奏章》)。其他的如吕本中、曾几等人的诗歌创作也有类似的变化，而曾几作为陆游学诗人门的师长，其“一饭不忘君，殆与杜甫之忠爱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茶山集》)的强烈的爱国情怀对陆诗抒情性的形成是意义深远的。
陆游诗歌强烈的抒情性的形成一方面根源于时代、家世。陆游生于靖康之难前夕，随其父陆宰辗转流徙，饱经战乱之苦。“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三山杜门作歌》)。父亲陆宰是一个学者和藏书家，同时也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所以陆游回忆说:“某少长矣。一时贤公卿与先君游者，每言及高庙盗环之寇，乾陵斧柏之优，未尝不相与流涕哀坳，虽设食，卒不下咽，引去，先君归，亦不复食也”(《跋周侍郎奏稿》)。幼时“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皆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诩戴王室”(《跋傅给事贴》)。另外，陆游所师从的曾几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优国之言”(《跋曾文清公奏议稿》)。现实的苦难、家教、师教对陆游思想影响都非常深刻，使他从小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雄心大志，并激励陆游终生为恢复大业鼓与呼，由此而产生了感人至深的大量的爱国主义诗歌。
另外一方面，陆游的个人性情以及在南郑前线的一段火热的军中生活与其诗歌抒情风格的形成关系很紧密。陆游的诗歌创作道路与其生平经历相适应，按照清代赵冀《瓯北诗话》的说法，陆游诗歌有三变，即少工藻绩，中务宏大，晚造平淡。陆游学诗。与当时多数人一样，从江西诗派人手，童年喜读吕本中的诗，私淑吕氏，从十八岁开始，又师从曾几，但其富于浪漫情趣的性格却是江西诗派昏法拘束不了的，所以一旦外在环境的激发，其诗就以明朗瑰丽的语言、悲壮磊落的情调，发为激越豪迈的声音，自成一家。人蜀以后的经历就证实了这一点。乾道六年(1170)，陆游被起用为夔州通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八年人蜀生活。在陕南南郑王炎幕府中，在这宋金交界之地，陆游过栈道，人剑阁，奔驰各地，与前方战士同射骑、出猎、饮酒、彩舞、警惕敌情、枕戈待旦，度过了一段火热畅情的军中生活，从而写下了大量慷慨激越的爱国佳作。从戎南郑，找到了最适合陆游情感性情的宏肆奔放诗歌风格，是对其才华的解放，达到了“不摄江西篱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