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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鲁一同诗歌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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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3 10:44: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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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二)诗史传统与沉郁诗风的形成
“史诗”之说，首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诗》:“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史诗’。”至宋代“史诗”之说开始流行。“史诗”成为了杜甫、杜诗的代称。但历代对“史诗”一词的理解不同，大约可分为三类:一为“纪实论”。《新唐书》本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史诗”。王得臣《圭史》称:“世称子美为‘史诗’，善实录也。”二为“知世说”。北宋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称:“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逸，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史诗’。”南宋魏了翁《程氏东坡诗谱序》亦云:“(杜甫)号史诗者，以其不特模写物象，凡一代兴替之变寓焉。”三为“感时论”。清王士棋《师友诗传录》云:“独是杜工部之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史诗’之称。”
从“纪实论”到“知世论”再到“感时论”，是一个对杜诗审美特征与价值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也表明了杜甫“史诗”中所包含着三种不同层面的艺术特征。
“史诗”这一称谓自与杜甫联系起来以后，就成为了一笔丰厚的民族精神财富。它不只属于杜甫，而是属于历代在民族面临万劫不复的前途，激起一腔热血，拿起诗笔录下民族的痛苦和悲枪，表现出民族的信念和希望的一批具有爱国感情的诗人。他们自觉继承了杜甫“穷年忧黎元”，“危时思报主”，“恋闽丹心破”，“济时肯杀身”的精神，采用感时抚事或者直陈其事的手法进行创作，形成了文学史上代代相传的“诗史”传统。唐以后，被称为“诗史”的诗人层出不穷。尤以宋亡，明亡，清末之时，“诗史”之作出现最频。这些“诗史”们用诗心捕捉着时代的重大题材，用诗笔真实描绘着历史转折之际的社会现实，表现出一代士人深沉的忧患意识。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杜甫的有某种相似之处，杜诗中描绘的情景抒发的感慨，他们如同身受，故创作心情和作品风格特征也与杜甫比较契合。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沉郁”的风格特征来。
处于乾坤之变之际的鲁一同，面对着国难当头，忧患丛生的现实，自觉地继承了“诗史”传统，或“直陈其事”，目击诗存;或曲笔言情，暗讽婉刺。用自己的笔来参加到济世救民，抗敌驱辱的斗争中来。“相如谏草分明在，莫与邹枚一例看”，鲁一同具有明确的以诗干预现实的目的。为此，他时时强调“即事而后作，无事不作”，“纬以实事”，“文章务切事情”……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朝政得失，天灾人祸，这些忧患主题无不被纳人诗中，造成“多涉时事，传之将来，足当诗史”的特征。
鲁一同首先用史诗传统中的纪实笔法记录了这段历史。《读史杂感》五首，《重有感》八首，反映了1840年至1841年间广东战事和当时朝政。王蓬常《国耻诗话》称其为:“比附史事亦皆确当，无愧诗史”。在记述史实之时，鲁一同又能作到义法严明，减否评定。如《三公篇》在叙及王鼎效史鱼尸谏后，一同鄙王公子孙不能成父志，而屈从于投降派穆彰阿，写道:“天尊听斯卑，公死无儿孙。”深贬皇帝和王公子孙。王蓬常《国耻诗话》评之为:“持论严正，皆诗史也。在记叙评定的同时，作者深厚的感情也充盈其间。在《重有感》中，作者哀叹林则徐的贬滴，“征南部曲凄凉在，忍听临江节士歌”；作者愤然投降派的卖国行为为“弓矢临边恩数异，金增误国古今同。如何更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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