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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妙悟者不可与言诗——试析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主体的思维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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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3-01 10:10: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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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直觉实现思维的飞跃和超越才能把握整体的“道”。“目击道存，亦不可以容声矣”道之“晤”，如同电光石火般的碰击，其间哪里容得下语言的活动。如扁轮斫轮“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道在体验之中，而不是语言能够承载的。故而论诗之道，在于妙悟，妙悟之法，在于直觉体悟，保持对象的浑融完整，不因理性话语的参与而导致分解对象、破坏诗境。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言诗者之悟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即袁枚《随园诗话》所说的“大道无形，惟在心心相印耳，诗岂易言哉?”所以有人说：“善射者不言射。”保持诗境的完整，最好的方式，便是不言，只以心悟之。这是诗悟的臻境，却又是文论的绝境。不可言，但又不能不言。面对话语的悖境，言诗者凭什么去领悟去表达呢?中国传统美学通过“立象以尽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形象来实现对艺术之美的赏鉴和艺术规律的认知。在传统文论观中，一个言诗者必须擅长具象思维，擅长形象的比喻和对照，引读者进入文学的奥妙之处。如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所言：“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故诗无气象，则精神亦无所寓矣。”“山之精神”、“春之精神”，是幽妙情思，难于摹定，借助“烟霞”、“草树”之类具物，则有所寓矣，这里道出的是文学中的具象手法的运用；同样，在文论言说之中，这种具像性的思维处处可见。草木之发生、山水之情态，日常生活中的居室、丝竹、饮食，以及世运之盛衰都可成为论说文学规律的对照之物。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盛赞唐诗：“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一连串禅宗式的比喻，让读者在具象化的言说中体味到唐诗所独有的自然浑化的高妙境界。如果抛开这些颇有意味的形象，仅用抽象的文字来说明唐诗之风格，不仅严羽做不到，只怕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位文论家都做不到。这种思维的具象性，使主体在言说时充满了诗化的形象之美，达到我们前文所分析的“形之微妙”。
古代的文论家，大都具有诗人的气质和诗性的思维方式，在对对象的观察授受上，运用的是体悟而不是推理式的思维，情感的投入大于客观的清醒的观察；在对对象的把握认知方面，是整体直觉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在认知结果的表达上，是形象的，而不是抽象的。基于诗性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们品文评人，能以心会心，专注于对作品诗性的整体性直觉感悟以及对这种感情的诗性表达，而并不着意于理论体系的建构和理性的逻辑的推演。因而，虽然今天的研究者在赞叹《文心雕龙》、《原诗》精致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之时，不能回避这样的文论只是极少数，而古代的批评家们，对这两部著作并不十分的关注。以诗悟诗，以诗传诗，是中国文论传统的主流。通过葆存诗性境界的完整，文论本身也具有了诗的品格。而以诗的精神气质，诗的思维方式来观照评论文学作品，是最符合中国古代文论的终极目标的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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